岁末
我不在乎她的东西全都被分光。离开孟买后，她婉拒了大多数她和我爸爸受邀的派对，已经没什么场合穿戴这些珠宝和纱丽。在她即将走到生命终点前，我放学回家，时常看到她裹着毛毯坐着，凝视那个她已经没力气下水游泳的泳池。有时我带她出去透透气，母子两人慢慢穿过房子后面的银桦和松树，我陪着她在低矮的石墙上坐坐。偶尔心情好，想走远一点，她就请我开车带她到海边。“你一定要把我的红宝石项链、珍珠和那套祖母绿宝石留下来，送给你将来要娶的小姐，”有次我们出去散步时，她跟我说。“我短期之内不打算结婚。”我告诉她。她听了之后感叹道，她希望自己也能说短期之内不打算离开人间。最终我还是违背了她。她过世后，我无法打开她藏在皮箱里的珠宝盒，一一察看那些扁平红盒里的东西，更别说为了将来的幸福，挑拣东西留下来。
午后时分，我开车直上那条通往我们家车道的路，绵延数里只见我们家的灯光，在一块块变硬了的积雪中闪烁。这不是一栋舒服或是特别吸引人的房子，石阶砌建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直接通到家门口，两旁都是过于茂盛的杜鹃花丛。我看到车道上停着另一辆车，这表示我爸爸在家，而他站在御寒的外层门后面，等着我拿行李进门。
“我们以为你会早点到。”他说，“你说你午餐前就会到家。”
我听了就知道家里确实多了另一个人，这人让我爸爸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而不是“我”。我只字未提我绕道去了洁西卡的家并在那里待了两小时，反而只说交通状况非常差。我不知道爸爸是否为了我提早下班回家，或是他那天根本没去上班，我从他的外表看不出来，他已经不穿西装，而像是周末居家一样，穿着深蓝色长裤和米色毛衣。他的白头发比我记忆中的要多，虽然他依然英挺、精神奕奕，但岁月已逐渐在他脸上留下痕迹，他鼻侧的皮肤下垂，那双淡绿色的双眼——这个特征让我妈妈坚信，我爸爸的家族带有爱尔兰人的血统——已不像从前那样充满好奇。我试着想象仅仅几个星期前，他穿上丝质长衫，头上戴着婚礼礼帽，我心想不知道谁帮婚礼拍照、爸爸会不会拿照片给我看。
“卡西克，我很烦。”他说，“我不想每天回到一个空荡荡的家里。”
我不知道哪个更糟糕——爸爸为了爱情而再婚？或者只是为了有个伴，所以主动跟一个陌生人交往？我爸妈经由媒妁之言而结婚，但其中也带着一丝浪漫色彩。他在一个婚礼上第一次看到妈妈时，深深地被她吸引，第二周就跟她求婚，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但直到她生病，他似乎才完全地不顾一切地爱上她，因此，我见证了他们之间早该在我出生前就褪色的爱情。他溺爱着她，每天带着鲜花回到我们在孟买的公寓，早上跟她赖在床上，很晚才去上班。他很想跟她独处，几乎让我这个少年觉得碍手碍脚。
“我想，”他继续说，“既然你房间刚好大到可以让两个女孩子住，卡西克，你介不介意回家的时候睡在客房？反正你已经带走大部分的东西，不过是个睡觉的地方而已，但如果你介意的话，请跟我直说。”他似乎比较在乎我对这个安排的反应，而不在乎我对忽然多了一家子人作何感想。
“没关系。”
“你说真的吗？”
我没有参加我爸爸的婚礼。直到我在史瓦斯摩学院读书的最后一年，有个星期天，爸爸一大早打电话来，我才知道这回事。我被猛敲房门的声音吵醒，然后听到一位楼友叫着我的姓。还没接电话，我就知道那是爸爸；除了他之外，没有人会九点前打电话给我。我爸爸向来早起，他认为早上五点到七点是一天当中的最佳时刻，他通常利用这段时间看报，然后出去走走。我们住在孟买时，他经常沿着海滨大道散步，我们搬到北岸地区后，则在附近安静的小路上走走。现在当然不一样；那些他曾珍惜的独处时光，现在却是寻常之事，甚至成了禁锢。我知道他再也懒得出去散步，也知道自从我妈妈过世后，他几乎没睡过一晚好觉。我已经几个星期没跟他讲话。他回加尔各答探望外公外婆和祖父祖母，他们四人都依然健在。当我拿起悬挂在电话线一头、等着被接起的听筒时，我以为他只会说他已平安回到马萨诸塞州，而不是我多了一个继母和两个继妹。
“我得告诉你一件会让你生气的事。”他开始说道。我心想，说不定外公、外婆、祖父、祖母，其中哪一位老人家生病了，尤其是外婆，说不定她再也承受不了唯一的女儿四十二岁就过世的事实。我妈妈过世后的几个月，最令人难以承受的莫过于跟着爸爸回加尔各答，造访妈妈小时候住的屋子，见到抚养她长大的男男女女，这些人早就认识她，爱着她。自从一九六二年爸妈结婚之后，外公外婆就活在淡淡的悲伤里，妈妈偶尔回到他们身边，先是从波士顿，然后从孟买，好像冥后珀耳塞福涅一样，暂时为家中带来欢乐和光明。她把乳液和蜜粉随意摆在梳妆台上，端着从小使用的茶杯喝茶，睡在她小时候的房间里。即使我们从马萨诸塞州打电话通知妈妈已经过世，外公外婆依然抱着希望，盼望着迟早有一天，妈妈会坐上飞机，再次走进家门，就连爸爸和我进屋后，外婆还问说妈妈是不是坐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却早已开走。更何况客厅已经挂上妈妈的照片，偌大的照片四周悬挂着夜来香花环。“她没跟我们在一起，外婆。”我说，外公外婆这下才崩溃，哀悼着痛失爱女。他们的悲伤是如此鲜明，我爸爸和我则做不到，在妈妈病中，我们日复一日、自始至终陪伴着她，早已失去了那种特权。
但这会儿爸爸说外公外婆和祖父祖母都没事，他们想念我，跟我问好。然后他提到琦川。她的先生在两年前过世，不是因为癌症，而是患了脑膜炎。琦川是小学老师，几乎比我父亲小二十岁，有两个女儿，分别是七岁和十岁。他主动说出这些细节，好像翔实回答我没有提出的问题。“我不指望你在乎她，甚至喜欢她。”我爸爸说，“你是大人了，你的生命里不需要她，跟我不一样。我只希望你最终能够理解我这个决定。”他显然已经准备面对我的愤怒——严词责备，愤怒指责，用力摔了电话等。但他讲话的时候，我心中却毫不激动，只有一股微微的恶心的感觉，好像当年在孟买得知妈妈不久于人世时的心情，那种心情袭击全身，从此常驻心中，始终没有完全消散。
“她在家里吗？”我问，“你要我跟她说两句话吗？”这话像是挑衅，而不是出自客气。我不太相信他的说词，自从妈妈过世后，我和爸爸打电话的时候，经常怀疑他所说的话。比方说，随便哪天晚上，他跟我说他去那间我回家的时候他经常带我去的意大利餐厅吃饭，其实可能只是坐在电视机前面，迅速吃掉一罐杏仁干掉几杯威士忌。
“她们两个星期后到，你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会见到她们。”我爸爸说，然后加了一句：“她的英文不太好。”
“我说我不介意。”
我走回宿舍房间。那天早上有个女孩在我床上；我套上衣服，光着脚跌跌撞撞去走廊接电话时，她还在睡觉。现在她俯卧躺着，手上拿着一支笔，正在完成我先前抛下的填字游戏。她叫洁西卡，我在西班牙语课堂上结识了她。
“谁打电话来？”她边说边转头看看我。强烈的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斜斜照进来，让她的身影变得如此模糊，令人几乎看不清她的五官。
“我爸爸。”我边说边挤回床上，在她身边躺下。我待在她身边好一阵子，她则继续与填字游戏奋战，身上那股陌生的香味依然挑逗人。她对我的家庭一无所知，不知道我爸爸最近去了加尔各答，也不知道我妈妈在我上大学前的暑假辞世。在我们交往的几个星期当中，我没有跟她提到其中任何一件事情。但那天早上，在她身边哭了一阵后，我跟她说了。
考完试后，我开车回马萨诸塞州，途中顺便载洁西卡回她爸妈在康涅狄格州的农庄。我决定去斯沃斯莫尔学院读书时，我爸爸把那部我们从孟买搬回来之后买的奥迪送给了我，他说这样一来，周末和放假的时候，我比较容易从宾夕法尼亚州开车回家。但我知道这是个借口，其实他只想摆脱另一样我妈妈碰过或是曾经拥有的东西。我们最后一次从医院回家的那天，他把每一张妈妈的照片，不管在相框中或是相簿里，全都放进鞋盒里。“选几张吧！我知道照片对你很重要。”他跟我说，然后把鞋盒用胶带封起来，放进衣柜的某一处。他也马上送走她的衣服、皮包以及她的一盒盒化妆品和香水。那或许是我对那段时期的你，留存下来的最后记忆：有天你和你母亲到家里，花了一下午跟其他人一样翻找我妈妈的抽屉，摸摸她的东西，拿着她的毛衣和围巾在胸前比画合不合身，试试香奈儿五号香水喷在身上好不好闻。你、你母亲和其他孟加拉女人不需要的东西则被捐给在印度的慈善机构，因为在新英格兰地区，我们找不到地方捐赠那些纱丽以及成套的罩衫和衬裙。这一切都是按照我妈妈的指示。“我不想让这些漂亮的布料变成窗帘。”她在医院的病床上告诉我们。我爸爸一位叫做吉姆·斯克林的同事帮我们安排了一艘船，我们坐船到格洛斯特海边，把我妈妈的骨灰撒入大海，她的金饰却被送回加尔各答，分给那些曾为我们家族工作的贫穷女人，比方说奶妈、厨娘，或是女佣。
“比我的孟加拉话还差？”
“可能吧。她当然会努力学习。”
我没说出已经到嘴边的话：妈妈从小就学英文，不必到美国才努力学习。
“女孩们讲得比较好。”我爸爸继续说，“她们上英文教学的学校，我已经依照她们的年级，替她们在学校注册，一月就开学。”
他几个星期前才认识琦川，结婚前，两人只见过两次面。他们到市政府公证，然后在旅馆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晚宴。“这都是亲戚们安排的。”他解释，说得好像这不是他的错。这话却比他先前说的所有事情更让我生气。我爸爸不是一个随便任人摆布的人，我很清楚除非他愿意，否则没有人胆敢帮他找个新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