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

“店多远？”

“几分钟而已。”

“但你得开车？”

我听到屋内传来电视的声音——一从客房出去，我就会看到她们。我穿上牛仔裤，这下我不能只穿着内裤在家里走来走去，真是烦人。我在浴室里刷牙，慢慢刮着胡子。我不想吃东西，但很想喝杯咖啡。昨天的晚餐又是丰盛得令人不好意思，琦川在我爸爸、我和女孩们身边绕来绕去，等我们吃完后再私下进餐，跟我们在孟买的女佣们一样。我想象餐桌上摆着一大堆东西等着我吃，但桌上却没有早餐，我走向客厅，琦川和女孩们也没问我要不要吃东西，她们坐着，双脚搁在沙发上，正在收看《家庭赛乐赛》<a id="jzyy_1_29" href="#jz_1_29">⁽³⁾</a>，在高耸的天花板下，她们显得渺小，身影没入客厅的晨光之中。女孩们打扮整齐，但琦川穿着一件寒酸的红黄印花的宽松家居服，没有化妆，没戴珠宝的她，看起来甚至更年轻。她正在喝茶，我妈妈装饼干的小铁罐打开了摆在她旁边。

“早。”我说。

“早。”琵欧和卢帕齐声说，然后双眼很快又盯着电视机。

“我帮你端杯茶。”琦川边说边把她的杯子摆在鸡尾酒桌上，准备起身。“我没帮你泡茶，你爸爸说你回家的时候，喜欢睡得晚一点。”

“没关系。”我说，“别起来，我不需要茶。”

“你是说圣诞树？”自从妈妈去世之后，过去三年来，我们都没有在家庆祝圣诞节，反倒渐渐习惯受邀到朋友家过节，往往人家还穿着睡衣时，我们父子已经打扮整齐到达他们家中。我通常只收到一个纸盒，盒里装着一件毛衣或是式样保守的衬衫，却看着其他小孩拆开一打打的礼物。以前在孟买时，妈妈总是在圣诞节举办派对，她在我们公寓里四处挂上灯串，把礼物摆在一株木槿盆栽之下。一年之中，她只有这个时候提到剑桥，满心温情地讲到你家以及被我们抛下的朋友。她总说少了寒冷的气候，摆饰精美的商店，以及邮箱里的卡片，圣诞节的感觉就大不相同。

“我想我们得买些礼物。”我爸爸加了一句，“我们还有好几天，礼物不必太贵重。”

我知道琦川和她的女儿们也许窝在饭厅里，听着我和爸爸交谈的每一个字，但我还是直接说：“那两个女孩的年纪几乎不到我的一半，你指望我跟她们一起玩吗？”

“我不指望你做任何事情。”我爸爸平静地说。他没有因为我的话而生气，也许甚至感到放心，因为这下我们终于正式对立，不必再作假。他似乎已经在脑海里演练了好几次这种状况，而且已感到厌烦。“我只问说你介不介意出去买棵树。”

我还没倒酒。先前我一直靠着厨房操作台站立，一手端着杯子，一手拿着我爸爸从藏酒之处帮我取来的威士忌。现在我把酒倒进杯里，跟妈妈一样，不加水，只加一块冰块。我喝光我倒的酒，然后再倒一杯。

她跟我说孟加拉话，我跟她说英文，就和昨晚一样。我想她说不定听不懂我温吞的美式发音，但她似乎听得懂我说些什么。

琦川皱皱眉头，一脸困惑。“早上不喝茶？”女孩们也从电视机前移开目光，等着我回答。

“我需要咖啡，我在学校都喝咖啡，已经习惯了。”

“但是厨房里没有咖啡，我也没看到。”

“别担心，我会去‘Dunkin' Dounts’喝。”她还没机会问，我就继续说：“那是卖甜甜圈的店，甜甜圈是一种蛋糕，中间有个洞。”

“慢慢喝。”<a id="jzyy_1_27" href="#jz_1_27">⁽¹⁾</a>我爸爸说。

我朝他的方向瞥了一眼。自从妈妈过世后，他养成了一种表情，让他的相貌从此有些不同。那种表情不是悲伤，而比较像是气恼而无奈，就像我小时候他看到玻璃杯从我手中滑下来摔得粉碎，或是当我们打算出去野餐，天空却是多云。我们最后一次踏进妈妈病房的那天早上，他脸上就流露出那种表情；其后我每次从学校回家，迎接我的也是那种表情；他似乎依然对着妈妈露出那种表情，怪她让他伤心失望。但现在那种表情不见了。“不容易。”我对着自己飘浮在黑暗中的身影摇摇头说，“对我而言不容易。”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我爸爸已经去上班。我不知道现在几点，继续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起先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在客房以及为什么听到小女孩低声窃笑，笑声飘过天花板而下。客房在一楼，位居厨房后面的回廊旁，单独在房子一侧。我占用了一张双人床，床垫搁在贴近地面的床架上。床的对面是一扇通往后院和游泳池的玻璃拉门，游泳池已盖上黑色的油布。我们刚搬进来时，我妈妈花了很多精力布置这间客房，她亲自选购了一床蚱蜢绿的凉被、玻璃拉门的窗帘、床头柜上的闹钟以及隔壁浴室里的肥皂碟，她还叫我在五斗柜上方挂上一幅紫色和粉红色的默图伯尼画<a id="jzyy_1_28" href="#jz_1_28">⁽²⁾</a>。我不知道她期盼谁来访，但到了那时，为了提振她的精神，她想做什么，我们总是迁就她。现在我则高兴自己不必待在楼上那个曾属于我、与爸妈房间仅有一墙之隔的卧室。以前晚上听到妈妈刺耳的喘息和呻吟已经够糟了，现在则可能听到爸爸和琦川睡前聊天，想象他们并肩躺在毯子下，我更庆幸有这间客房。

据我所知，唯一住过客房的是一位叫做佳莉比恩太太的护士。那时我妈妈已经病得我爸爸和我照顾不了，但她尚未决定要在医院而不是在家里安息。我们请了佳莉比恩太太到家中照顾她，佳莉比恩太太是个褐色短发，带着柔和南方口音的中年妇女，她嫁给一个亚美尼亚人，从她婆婆那里学会烹调各式点心。她经常带来装满羊肉馅饼和葡萄叶包饭的保鲜盒，放在冰箱里给我爸爸和我吃，现在我一看到这些菜肴，就想到我妈妈临终之前的那段日子；除此之外，她还主动帮家里买了面包和牛奶，我们连说都不用说。她通常晚上离开，但有两个星期，她住在家里，帮妈妈注射吗啡，清理便盆，在一个看起来像是用来摆食谱的皮面小本子里做笔记。她沉静中带着乐观，让我以为她能够让妈妈活下去，倒不是治好妈妈，而是让妈妈一直撑下去。“这是最痛苦的部分。”她有次跟我说，“你们等着，以为最痛苦的时刻还没到，其实对你们和对她而言，这就是最痛苦的部分。”那个时候，她这番话安慰不了我；我无法想象妈妈再也无法用肺呼吸，再也无法用她疲倦的双眼凝视我们，我也无法想象再也看不到她那变形却依然美丽的脸庞，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痛苦？但她过世几天后，我明白佳莉比恩太太说得没错：没有什么比等待死亡更痛苦，其后所感到的空虚比等待时的沉重负担来得容易承受。

我套上一件毛衣，噼啪拉开玻璃门，点燃一根香烟。冬季的落叶尚未被扫去，依然散落各处，在微风中飞舞。以前暑假我从学校回家，这个游泳池让假期比较好过，但夏天时，一个朋友的爸妈去了欧洲，我跟他待在布鲁克林一起看管房子，没有回家，我爸爸便懒得在泳池中注水。昨天晚上吃饭时，他提到必须更换滤网。我们住进这栋房子的第一个夏天，我妈妈会定期使用泳池，每天早餐前来回游四十趟。到了第二年夏天，她已因化疗而身体孱弱，只在热天的时候把双脚放进池中泡泡水。夏末时，她就过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