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

“因为我们喜欢那样。”我说，察觉到自己听起来有点卖弄。“因为那样才漂亮。”

我们再也无话可说。我们坐着看了一个又一个电视节目，琦川拿着一支勾针编织某样东西。我心想，接下来的四个星期，她都在旁边，我怎么熬得过去？我们都等着我爸爸，等着他回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一起坐着喝茶，只要他人在就说得通。爸爸回家后叫我到外面帮忙；他车顶上绑着一棵圣诞树。“我本来打算明天就去买。”我边说边帮他解开绑住圣诞树的绳子。我没戴手套，这样工作起来顺手，但在夜晚寒冷的空气中，双手也感到疼痛。我们把树拖到屋内，竖在客厅一角高高的石头壁炉旁边。琦川和女孩们围了过来。

“但它看起来跟外面其他的树都一样。”琦川指着玻璃窗外说。

“其实不一样。”我说，“我们家周围的是松树，这棵是云杉。”

卢帕坐在琦川后面帮她妈妈按摩头皮，拔下几根白头发，琦川则往后靠，闭上双眼。我猜这是例行公事，不需要指示，也不需要解说，她们自然而然就会做。我站起来观看，想象有一天琦川其他发丝也会变白，想象着她陪伴在我爸爸身边，变成一个老妇人，正如我妈妈原本应该注定如此。想着想着，我真的对她起了怨恨，琦川好像知道我的想法，睁开双眼看着我。她一脸不好意思，很快把头发盘绕在手中，然后站起来走进厨房，几分钟后用托盘端了一壶茶和几杯阿华田回来，托盘上还有两个圆形深盘和一个小碟子，深盘中摆着两种不同口味的孟买混合小吃，碟子上放着切成四块的甜甜圈。

“你要喝杯茶吗？”她问我。

我说好，从托盘中端起她事先泡好的茶，茶里加了热好的牛奶和太多的糖。

“这是从Haldiram店里买来的。”她边说边递给我其中一个深盘，“全加尔各答最好的。”

“不，谢谢。”

我点点头。

“她是怎样一个人？”

“她……她是我妈妈。”我说。我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忽然觉得在这两个小女孩面前毫无防卫能力。我认识她们不到一天，但从许多方面而言，她们却比相识多年的朋友们更了解我。四年前，坐在我对面的会是我妈妈，我们母子沿着大风飞扬的海滩散步后，她会一边啜饮热茶，一边抱怨茶一点味道都没有。

“你有她的照片吗？”卢帕问。一时之间，她的目光锁定了我的目光。

“没有。”我不想给她们看那张我皮夹里塞在身份证后面的照片，所以说了谎。照片是在我们孟买的公寓里拍的，那是早在她生病前，我们家正举办派对，相机拍摄的角度让她的脸看起来朦朦胧胧。妈妈过世后，我把照片剪成小张，放在我的皮夹里，但从那之后，我从来没有把照片拿出来看。

“这个房间很冷。”她继续说，“风从玻璃窗直接渗进来，为什么没有装窗帘？”

“那样会破坏景色。”

“楼梯也太滑，”她指指通往二楼的悬空阶梯，“而且没有扶手，我好怕卢帕和琵欧会跌下去。”

我转头看看一块块沿着白墙而下、设计得有如空书架的原木阶梯，即使在身体最虚弱的时候，我妈妈照常爬上爬下，毫无怨言。

“为什么没有扶手？”琦川再说一次。

“家里为什么没有她的照片？”卢帕问。

“我爸爸不想留下任何照片。”

“妈妈一直在找。”琵欧说，“她每个房间都找过了，但一张都没找到。”

我们回来的时候，琦川坐在窗边座椅上注视着我的车。她明显流露出焦虑的神情，却没问我们为什么去了那么久。琵欧和卢帕没给她机会说话，她们很快冲过去，仿佛好几天没看到她似的，一边把甜甜圈拿给她，一边告诉她开车出去多么好玩以及我多么慷慨。琵欧骄傲地说她们自己付钱买了甜甜圈。这两个小女孩显然很喜欢我，因为女儿们接受了我，所以琦川也愿意试一试。但我需要独处，家中开放式的设计却让我没法独自看电视或是听音乐，而不跟她们有所交流，于是，我只好坐在客房的床上，一边看着后院，一边翻阅《波士顿环球报》。然后我出去慢跑，在蜿蜒的小路上，冒着寒风跑了五英里。我回来的时候，她们坐在米饭、豆蓉和昨晚的剩菜前，正在吃口味浓重的孟加拉菜肴当午餐。琦川邀我一起吃，我婉拒，反倒洗了澡，然后拿着电话进客房，打电话给洁西卡。

“你为何不干脆过来我家？”她建议。我真希望我能，一心想着跳上车，开到她爸妈家。但我无法离开，我做不到，最起码目前还不行。当我回到走廊把电话挂回原位时，我发现她们全都上楼睡午觉去了，就像我在印度的亲戚们一样。自从回家后，我第一回在沙发上伸伸懒腰、看看电视，不知不觉地，我自己也睡着了。我醒过来的时候，她们都在楼下，而且跟我坐得很近，却表现得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屋外已经变暗，呈圆弧形弯下的立灯投下一圈光影，洒在鸡尾酒桌上。琦川帮女孩们梳头发，重新编辫子，然后梳理起自己的长发。她用手指打理，缓缓松开原本绑成一条辫子的浓密长发，柔顺的发丝几乎流泻到她的腰际。这幅景象令我反胃：我没法不想到妈妈一簇簇地掉落的发丝以及那顶丑陋的假发，直到她过世那天，即使在医院里，她依然坚持戴着假发，那件人造的物品，却比她身上任何部位看起来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