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中国游记
据风闻，章炳麟氏曾以王者之师自任，曾选黎元洪为弟子。实际上，他书案旁壁间，在那剥制的大鳄鱼下就挂着“东南朴学，章太炎先生，元洪”的横幅。可是，不客气地说，他的相貌，实不漂亮，皮肤差不多是黄色的，须髯稀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看去几乎像生了瘤。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在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细眼，确有些与众不同。为了这眼，袁世凯要把先生拘在囹圄里，同时又为了这眼，袁世凯虽曾把先生监禁，却终于未能加以杀害。
章炳麟氏的话题，彻头彻尾，是以现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及社会的问题。我是除了“不要”“等一等”等类向车夫说的熟语以外，什么中国语都听不懂的，替我尽通译之劳的是上海周报主笔西本省三君。
“现代的中国，不幸在政治上已经堕落。不正的公行，或比清末还要更甚。至于学问艺术方面，尤为沉滞。但中国的国民，向不趋极端的，既有了这特性，所以要使中国赤化殊不可能。不用说，一部分学生正欢迎着劳农主义，可是学生并非是国民，他们虽一时赤化，不久就会抛弃其主张罢。因为国民性——爱中庸的国民性，究比一时的感情要强。”
剧场坐位的等次，不论坐一等或是二等，只要自由进去就好。因为在中国的惯例，是先坐下了才付钱的，这似乎比较轻便。席既坐定，就有人来送热手巾、戏单、茶来。此外如有送西瓜子或水果来，只要说“不要，不要”就好。热手巾，自从看到邻座风貌堂堂的中国人把它大揩特揩地揩了面孔又擤出鼻涕来以后，也就暂时改为“不要”了。
中国戏剧的第一种特色，是乐器的嘈杂在想象以上。尤其武剧——有战争的戏剧，那是：几个壮汉，好像真正战斗着的样子，眼钉视着舞台的一角，一面背后拼命地敲着铜锣。到底不是“天声人语”。我在起初未曾听惯，除了用两手把耳掩住，总是坐不牢的。……可是有一点，在中国的剧场中，客席中无论谈笑，无论小儿号叫，也不觉得特别的不快。这是确很便利的地方。或者正是要使观客虽不静，于听戏上也无障害，所以用这样的锣鼓，也未可知。我在每一幕中，曾麻烦地向村田君问剧的梗概，戏子的姓名和唱句的意思，等等，而坐在左右前后的君子们，并不曾一露厌憎的颜色哩。
中国戏剧的第二种特色，是极端地不用器具。虽有背景，但不过是新近的发明。中国，戏剧原有的器具，唯有桌子与椅子而已。山岳、海洋、宫殿、道路——无论表示如何的光景，除这些配置外，永不见过有过一支直立的树木。只要戏子用力装那除去门闩的手势，观客就不得不作空间有门的想象。戏子意气扬扬地把那有流苏的鞭子一振，就要想象到戏子跨下嘶着桀骜的紫骝。日本人因为在自国惯见了所谓“能”（日本的古剧之一种——译者注）的东西，所以容易理解。只要把桌椅积叠了，说这是山，也会毫不抗拒地承认。只要戏子把片足一提，说是在跨门槛，也会作依样的想象。不但这样，并且有时于这离了写实主义约束的世界中，反会感到意外的美感。说到这里，我就记起小翠花的梅龙镇来。他扮了旅店之女，每逢跨门槛时，必在那褐色裤下勾起那小脚来，把鞋底给人看。像那小鞋底这类的东西，如果无架空的门槛，恐怕不会令人见了起那样可怜的心情罢。这不用器具的一层，因了上面的理由，毫不足使我受困。我所不快者，倒在什么盘、碗、烛盘等类的普通小器具的胡乱使用。方才所说过梅龙镇就是一例。据戏考，这戏的内容，并非当世的偶发事项，乃是明武宗微行，至梅龙镇见旅店女凤姐而悦之的故事。可是扮凤姐的所携的盘，却描着蔷薇而且有漂亮的金边。这类的品物，应陈列于近来的百货店。
中国戏剧的第三种特色，是打脸花样的繁多。据辻听花翁说，曹操一人的脸，可有六十几种的打法。脸打得已甚的，有赤，有蓝，有赭，都把皮肤完全遮蔽，一见全看不出这是化装。我在关于武松的剧中，当那蒋门神偷偷地出来的时候，虽听了村田君的说明，总以为只是假面。如果见了那种花脸，而能看出他不是带假面的，那么这人必已有几分是千里眼了。
中国戏剧的第四种特色，是颠扑的猛烈。特别地是扮下手的戏子的活动，与其说是戏子，不如称为卖武术的。他们有时从舞台的一隅，翻筋斗到对隅，或从中央叠积着的桌子上倒跌下来。大概是半裸了体着红裤的，所以看去尤像戏法师或走索者的伙伴了。
第一瞥
刚走出船埠，不知有几十个车夫，就突然把我们围住。所谓我们，是同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国际通信社的约翰斯和我四人，车夫二字给与日本人的印象，原不是龌龊的。那气象的良好，倒反使人见了起江户儿（即日本男儿——译者注）的抱负。可是，中国的车夫，即使说他就是龌龊自身，也绝不是夸张，并且望去全是可怪的人相。这许多车夫从前后左右一齐伸了各种各样的头大声地狂喊着什么，在初上岸来的日本妇人们，似乎要觉到不少的害怕。就是我，常被他们中的一个拉住外套的袖子时，也竟弄到要退却躲避到那长身的约翰斯君背后去。
上海城内
……打那巷子转弯，就见曾闻其名的湖心亭。名叫湖心亭，似乎是好地方，其实只是极破败荒废的茶馆。亭外的池中，浮着绿色的垢浊，几乎看不见水的颜色。池的周围，用石叠着奇怪的栏杆，我们刚走近这里，有一个着了浅葱色布服，拖着长辫子的长长的中国人悠然在池中小便。什么陈树藩将竖叛旗，什么白话诗的流行快已过时，什么日英同盟正在续缔，诸如此类的事情，在那人一定是全不成问题的。至少，在那人的态度及脸色上，有着可叫人作如此推想的长闲。阴昙的天色中，矗立在近旁的中国风的亭子，湛着病的绿色的池，向这池斜注着隆隆的一条小便——这不只是一幅可爱的忧郁的风景画，同时又是我们这老大国的辛辣可怕的象征。我把这中国人的样子注视了好一会。……
再走些过去，坐着一个盲目的老乞丐——原来，乞丐是浪漫的。浪漫主义是什么？原是议论很麻烦的问题。可是至少其中的一个特色，似乎总是憧憬着某种不可知的东西，如什么中世纪咧，幽灵咧，梦咧，女人的秘义咧之类的东西的。依这说来，乞丐比银行员来得浪漫，是当然的事了。至于中国的乞丐，那更不是寻常普通的所谓不可知。有的困在雨打的路上，有的披着破新闻纸，有的嗒嗒地舐着那腐烂得像石榴似的膝头——要之，浪漫得几乎可使人为之恐缩。读中国小说的时候，名士或神仙扮作乞丐的故事很多，那就是从中国的乞丐自然发达的浪漫主义了。日本的乞丐没有中国乞丐那样的超自然性与不净性，所以也没有中国那样的故事。……这盲目的老乞丐的样子，俨然好似赤脚仙人或铁拐李的化身。前面阶石上还用粉笔写叙着他悲惨的生平，字也似乎比我的好些，我想，必定另外有人替这样的乞丐作代书的。
以上是旧剧的特色。至于新剧，既不打脸，也不翻筋斗了。那么真是彻底的新了吗？也不。如亦舞台所演的卖身投靠，也要观客见了那不点火的蜡烛，作点着火的想象——老实说，旧剧的象征主义，依然在舞台残存着。在上海以外，也曾观过两三次的新剧，总觉得对于旧剧，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至少像雨、雷电、昏夜等的光景，都要完全依赖观客自己的想象的。
最后关于戏子的事，所要想记的，是在台房里的绿牡丹。我去访他，是在舞台的台房。与其说是台房，不如说就是舞台的后背。台房就在舞台背后，墙壁碎破，且有大蒜臭气，那真是惨淡的处所。据村田君说，梅兰芳初到日本，最惊异的就是台房的华丽。如果和这台房相比，那么，帝国剧场的台房，真可算得了不得的华丽了。并且，中国的舞台背后，还有许多龌龊的戏子们打了脸彷徨行动，这在电光和纷飞着的灰尘中看去，真是一幅百鬼夜行的图画。在这些群鬼的行动的通路旁，乱放着箱子等类的东西，绿牡丹坐在箱子上，扮着苏三正在吃茶，假髻是脱了的，舞台上看去原是瘦面，接近了看时，却并不纤瘦，倒是一个肉感很盛的完全发育了的青年。身材比我，也确要高些。和我同往的村田君，把我介绍了以后，就和那伶俐的旦角互叙阔别的交谊。据说，村田君从绿牡丹尚为徒弟的时候，就是热心捧场的一人，绿牡丹几乎非他不能过日了的。我对他表示了“玉堂春很好”的意思，他也竟用了“阿里额托”的日本语来答我。既而——既而他作什么呢？我为了他，为了村田君，都不愿把这样的事向人公开，可是，如果不把这记载下来，那么我的介绍，就要失真，这对于读者是很抱歉的。所以只好用了直笔说——他就横过头去，翻了那红底平金的绣衣的袖子，把鼻涕擤了掠在地板上。
章炳麟氏
章炳麟氏的书斋里，不知因了什么趣味，有一个剥制的大鳄鱼爬着似的悬在壁上。那满是书籍的书斋，冷得真是所谓彻骨，四围都是砖壁，既无毡毯也无火炉。坐的不用说是那没有垫褥的四方的紫檀椅子。并且那时我所着的还是薄的哔叽的洋服。坐在那样的书斋里而不受感冒，至今想起，还以为是奇迹呢。
章太炎先生于鼠色的长袍上面穿着厚毛的黑色马褂，当然不冷，并且他所坐的是铺了皮褥的藤椅子。我因了他的雄辩，连烟也忘记抽了，一面对于他那温暖的悠然伸足的样子，又觉得健羡不置。
通过了骨董街，到了一所大庙宇。这是在绘信片上也曾见到过的城隍庙。庙内有许多参拜者拥挤地叩着头，上香的，烧纸钱的，其数量在我想象之上。大约烟熏得太重了的缘故罢，梁上的匾额以及柱上的对联，都奇怪地带着油煤，或者庙中不染油煤的只是上面错落吊着的金色及银色的纸钱与那螺旋状的盘香，也未可知。只这一点，已和方才的乞丐一样，足令我想起以前曾读过的中国小说。至于看到左右排着的判官似的神像以及正面端坐着的城隍像，觉得和在什么《聊斋志异》《新齐谐》等书插图中所见过的完全无二。……在富于鬼狐之谈的中国小说里，自城隍起以至手下的判官鬼隶，都不甚空闲。怎么城隍替在庑下过夜的书生开了好运，怎么判官把村中著名的窃贼吓死——这样说来，似乎都是好事，但也有只要用狗肉供他，就连恶人也肯帮助的贼城隍，所以因糟蹋了人妻的缘故，被折了手或斩了头，把耻辱曝露的判官或鬼隶也颇不少。以前在书中读到这些时，似乎总有些不能承认……现在亲眼看见了城隍庙，觉得中国小说虽出于荒唐无稽，但其想象的因缘，一一可以点了头叫“原来如此”的。像那赤面的判官，难保他不作恶少的行径，像那美髯的城隍，也似乎会带了这全体侍卫，在夜空中升腾的。
……到庙前去游各种摊肆。鞋袜、玩具、甘蔗、贝扣、手巾、花生——此外还有许多不干不净的食物。人们的聚集，和日本的“缘日”相似。那面走着穿缀着紫水晶的领结定针的漂亮洋服的中国的时髦人，这面走着戴着银项圈的小脚三寸的旧式妇人。《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品花宝鉴》中的奚十一——在这许多的人里面，这类的豪杰似乎也有，但是什么杜甫，什么岳飞，什么王阳明，什么诸葛亮，却似乎一个都找不出。换句话说，现在的所谓中国，已不是从前诗文中的中国，是在猥亵残酷贪欲的小说中所现着的中国了。那醉心于什么窑器的小亭，睡莲，以及刺绣花鸟的浅薄的欺诈的东方主义，在西洋也早已驱除净尽，日本也该把那除了文章轨范、唐诗选之外不复知有中国的汉学趣味，随便消灭了好。
戏台
在上海看戏的机会，只有二三次。……我所去过的剧场，一个是天蟾舞台。那是白色油漆的三层楼建筑，二楼与三楼，都是半圆形，周围用着黄铜栏杆，这大概是模仿时髦的西洋式的。从屋顶的天花板上煌煌地垂下三盏大电灯，下面满排着藤椅座位。其实，只要在中国，对藤椅子也不能不当心的，有一次，我和村田君坐在这藤椅子上，就被一向闻名过的臭虫在手上颈上咬了好几处。不过，若就剧场布置而论，大体上可以说是清爽，不致见了不快。
舞台的两旁，规规矩矩地各挂着一个大时钟（其实一个是停着的），钟下排着浓重色彩的香烟广告。台上楣间，在堆灰的蔷薇与亚坎塞斯（acanthus）的图案中，有四个大字，叫作“天声人语”。舞台或许比我国的有乐座的稍宽，也已用着西洋式的脚灯（foot light）的装置。幕是——咿呀，这幕并不是作一场一场的区别用的。全是为了更换背景，有时作了背景自体，还有把什么“苏州银行”“三炮台香烟”等广告幕来拉闭的事——似乎从中央分向左右拉的。这幕不扯开时，后面就预备着背景。背景总算是用着油画风的屋外屋内的景色，有新式的，也有旧式的。因为每种不过二三种，所以无论姜维走马，或是武松杀人，背景总是一样。舞台的左边，列着携胡琴、月琴、铜锣等乐器的中国乐师，其中常有几个是戴着打鸟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