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中国游记
我大敬服了，在使用那长长的象箸的时候，也不绝地看她。可是，像菜肴的连番上席一样，美人也陆续到来。到底不能一味属目在爱春一人身上。我于是把眼转向那后来名叫时鸿的妓女。
时鸿并不比爱春美，却是，面貌带着乡下风，颇有特色。发的装束，除了扎发线用着桃色以外，全和爱春没有两样。深紫缎地的衣上，镶着银蓝交杂的五分边。据余君说，这妓是江西产，装束不逐时流，犹存着古风。可是脂粉却比以天然真面自豪的爱春远来得浓艳。我注视着那手表，金刚钻的蝶，大粒珍珠的首饰，以及右手的两嵌宝戒指，很是敬服，觉得就是我们新桥的艺妓中，也难见有这样装饰华丽的人儿。
领受过了红茶，郑氏引导我们到屋后的庭园去。整齐的草地，四周植着郑氏从日本取来的樱花和白皮松。一隅还有一座同样褐色油漆的三层楼，说是新近才建，归其令子居住的。我踱着草地，仰视着竹林上云缝里的青空，一壁重又私忖；如果这样，我也愿清贫。
正写这稿时，裱画店恰把画轴送到。这轴就是我第二次往访时郑氏所写赠我的七言绝句。“梦里何如史事强，吴兴题识逊元章。延平剑合夸神异，合浦珠还好秘藏。”——见了这样墨痕飞舞的文字，令人不能忘怀与郑氏相对的顷刻，原来我在某顷刻间，不但与前朝遗臣的名士相对，又实已亲接了中国近代诗宗《海藏楼诗集》著者的謦咳了。
南国的美人
在上海见过许多美人。不知是何因缘，地点都在小有天。这小有天是近年物故的清道人李瑞清所照顾的酒馆，壁间现还有着“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的滑稽联语，那么当时的照顾，必是很出力的了。并且，听说这有名的文人，有着了不得的胃量，一顿能吃尽七十只螃蟹哩。
上海的菜馆，大概都不十分令人快意，室与室的分界，就是小有天，也用着无风流的板壁。至于桌上的器物，即在以漂亮出名的一品香也和日本的洋食店不差什么。此外如雅叙园、杏花楼乃至兴华川菜馆。对于味觉以外的感觉，与其说是满足，倒不如说是受打击。有一次，波多君请我到雅叙园吃饭，问堂倌便所所在，堂倌说就溺在洗物场的旁边。实际上已有一个满身油腻的厨夫，在那里替我示着先例。我这次真吃惊不小。
章炳麟氏振动着那长爪甲的手，滔滔地发他独特的议论，我只是寒冷。
“那么，要复兴中国，应采什么手段呢？这问题的解决法，具体的虽不能说，但断不能凭几上的学说产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古人早已道破。不从一种主张演绎，从无数的事实加以归纳——这叫作识时务。知了时务以后，再定计划——所谓因时制宜者，结果无非此意而已……”
我倾着耳时时去看那挂在壁上的鳄鱼。终于与中国问题没交涉地想起这样的事来——那鳄鱼是必曾知道睡莲的香味，太阳光和暖水的。这样说来，我现在的寒冷，要算那鳄鱼最能知道的了。鳄鱼啊被剥制了的你，是幸福的。请悯怜我，悯怜这样活着的我！
郑孝胥氏
据传闻，郑孝胥氏是悠然乐于清贫的。某一个昙天上午，和村田君、波多君同坐了自动车到他们前，他的所谓清贫的住所，其上品远超出我所想象，是褐色油漆的三层楼建筑。庭中微黄的丛竹前，满放着绣球花。如果是这样的清贫，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也愿处。
菜倒是比日本的好。如果假充了内行人说，我所到过的上海菜馆，还不及什么瑞记、厚德福等北京的菜馆。可是比之于东京的中国菜，那么小有天已的确是好了，并且价目极廉，只须日本的五分之一。
闲话休提，我之见美人，最多莫过于和《神州日报》社长余洵氏共席的时候。地点仍在小有天楼上。小有天地处热闹的三马路，栏外车马之声不绝，楼上不用说是充满了谈笑声与和歌的胡琴声的了。我在这喧闹中，啜着有玫瑰的茶，看着余洵氏在局票上挥那健笔，觉得此身不是在菜馆里，烦忙得倒像在邮便局的长椅上坐待着什么似的。
局票在红的洋纸上蜿蜒地印着“叫××速至三马路大舞台东首小有天菜馆×座侍酒勿延”的文字。雅叙园的局票，记得确曾在角上附印着“毋忘国耻”，表示排日的气焰的，小有天的幸而不是这样。余氏在局票中的一张里，写了我的姓名，又写了梅逢春三字。
“这就是那个林黛玉，行年已五十有八了。据说，最近二十年间政局的秘密，除了大总统的徐世昌，知道的就是她一个哩。现在替你叫了，请你见识见识。”
我们——余氏、波多君、村田君和我——入席以后，先来的美人叫作爱春。这是一个伶俐的有些像日本女学生的上品的圆面盘的妓女。穿的是白织花浅紫的上衣，青磁色的有花的裤子。发似日本的垂发，发根扎着青丝绳，长长地垂在背后。额上的前刘海，也和日本少女的前发似无两样。此外，胸际还有翡翠的蝶，耳际有金和珠的耳环，臂间有金手表，很觉光耀闪目。
五分钟以后，我们三人被引导入应接室，那里除画幅外差不多没有别的装饰，壁炉槛左右一对的花瓶中，插着小小的黄龙旗。郑苏戡先生不是中华民国的政治家，是大清帝国的遗臣。我看了这旗，记起某人批评过郑氏的“与他人之退而不隐者殆不可同日论”的一句来。
郑孝胥氏不久就在我们面前现出那高长的身材来。郑氏血色很好，不像老人，眼睛也青年似的炯炯有光。穿着黑色的马褂，蓝灰色的袍子，风采之好，真不愧为当年才子。他在清闲中尚有这样泼辣的态度，那么当那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戏剧也似的戊戍政变中，作重要演员的时候，其才气的奋发，自可想象而知的了。
宾主谈了一会中国问题，我也煞有介事地议论了许多海阔天空的题目，如新借款团成立以后日本对中国的舆论之类——这样说起来，似乎有些欠诚实，可是在那时却并不是随口妄谈，自以为诚实地抒述自己的所见的。不过在现在想来，似乎当时自己确曾有些神志异常了。不用说，这神志异常的原因，除了我自己浅薄的根性以外，现代中国，确要代负一半的责任。如果有人不信这话，那么只要叫他一到中国就好。到了中国，不到一月，包你就想谈政治的。这必定是现代中国的空气中孕着二十年来的政治问题的缘故。像我，虽经迂缓地巡游了江南，这热狂还不易灭除。也不曾受过任何人的委托，却只是系念着那比艺术下劣数等的政治上的事。
郑孝胥氏在政治上对于现代中国已绝望。以为中国要决行共和，就难免永久混乱。可是即使要行王政，也只有待英雄出现，把当面的难局解决了才能够。这英雄，在现代，又非能处置利害错综的国际关系的人不可。如此看来，所谓待英雄出现，实就是待奇迹出现了。
在这样的谈话中，我才取出纸烟衔在口里，郑氏就立起身来燃了火柴替我来点，我大惶恐，同时觉得对待客人之道，如果和邻国的君子相较，日本人似乎要算最拙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