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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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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书省的指示,张铎要带送还这十二个日本人。四天后的四月七日,张铎带着日本人再次离开开京奔赴日本。

潘阜返回江都是在那之后不久的七月初。潘阜是前一年九月离开江都的,也就是说从出国到回国大约花费了十个多月。潘阜报告了日本之行的始末。他们九月初离开江都,之后到达合浦,十月末时顺风渡过对马岛后,为风涛所阻,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月,然后又出航、折返,如此反复两次,一月末才到达了彼境西边的太宰府。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五个月,终于获准进入王都。馆舍接待很随意,传达了诏旨之后也没得到报章,虽然赠送了国赆<a id="w035" href="#m035"><sup>[35]</sup></a>,但前往各个机构告谕后却始终没有被采纳。结果是,潘阜虽然呈上了蒙古、高丽两国的国书,但没有获得返牒就回来了。

元宗派御史<a id="w069" href="#m069"><sup>[69]</sup></a>康之邵同行。几天之后,赵良弼也和先行赴日的一行人一道再度作为使者离开开京赴日。元宗这时也让几个家臣把赵良弼一行人送到了汉江岸边。李藏用在濒死前的病床上写的上奏文终究没有被忽必烈采纳。

但元宗始终没有抛弃他的想法,即,只要等潘阜完成使命从日本回来,把情由上奏忽必烈,一切都会好转。忽必烈之所以生气,肯定是因为没有顺利把蒙使带到日本,等潘阜顺利从日本返回,此刻笼罩在高丽头上的这朵乌云说不定一下子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离开开京的诏谕使一行三十余人中,只有琴薰一人在第二年的四月末回到了开京。据说使者一行在珍岛和耽罗岛之间的海上被三别抄抓住后拘在秋子岛,只有琴薰一人被放上一艘破旧的小船并放到了海上。诏谕文书没有被现任的三别抄的首领金通精接受,又被他带了回来。

就这样,高丽仿佛忽然之间被卷入了从蒙古刮来的一股旋风当中。但元宗还没有放弃希望。他只等着派去的潘阜尽早从蒙古归来。

据琴薰所报,三别抄的士兵们完全没有投降的意思。他们都骄傲地宣称自己在为祖国高丽而战,不久就会把元军从我国赶走,把饥饿的人们从他们的手中解放出来。

王国昌、刘杰等人在高丽向导的引领之下巡视了黑山岛。黑山岛是全罗南道西边海上的一座岛,在众多大大小小的岛屿中,它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岛。其北岸是中间往里深凹的、适合船舶停留的港口。蒙古官员之所以巡视这里,显然是要把黑山岛作为远征日本时的根据地。

琴薰回来以后,从沿海的各个州县又传来消息,说是三别抄的行动又活跃起来了。三别抄在耽罗岛的缸波头里、涯月筑了城,横行海上,不断袭击沿海州县,抢夺船舶、米谷,抓了很多的居民,现在队伍越来越强大。三别抄逐渐显露出了海盗的性格。这种集团无论如何肯定会灭亡的,三别抄也走上了这条路。

按照谌的说法,他已渐渐取得了忽必烈的充分信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能谌是对的,元宗心想。今年三十七岁的谌生来就容貌清秀,人品方面无可挑剔,待人接物也渐渐娴熟起来。无论和哪国的太子同席,都不会比他们差。谌还说了,作为一个藩属国首脑心甘情愿地去臣事于忽必烈,也许高丽立国的出路也就找到了。但同时也有亡国的危险。李藏用曾提议乞求蒙古公主下嫁给谌,在当时来说只是一种策略,和现在谌所说的情形有所不同。

王国昌、刘杰等人完成各自的使命之后,于年底离开江都返回蒙古。两位蒙古监督官离开江都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海阳侯金俊被部下枢密院副使林衍刺杀了。金俊从一介武人起步,官拜侍中<a id="w038" href="#m038"><sup>[38]</sup></a>,食邑一千户,被册封为海阳侯,是高丽的一大功臣。他将兵马大权独揽手中,在庙堂上和李藏用平起平坐,时常对蒙古的威逼压制表示不满,不服从蒙使的命令,怠慢迎侍,其言行一再对国家形成威胁。在忽必烈命令其和李藏用一起入朝时,金俊坚决不从,于是国内对金俊批判的声音不断高涨,终于因此被和他关系不洽的林衍所杀。从那天开始雪就下起来了,并一直持续到年底。就这样,在这个国家前所未见的大雪之中,对高丽来说多灾多难的元宗九年迎来了年末。

“辫发胡服一事,只在入朝元朝的时候做吧!在我国就按照我们的习俗来。”

遣日使臣刚离开江都的第二天,太子谌、金俊、王国昌、刘杰等便一同离开江都前往开京。谌带着刘杰前往西海道,陪他检阅了数个地区的造船场。在开京那只造了一半就搁置的王宫的广场上,金俊让好不容易征来的一万名士兵列队接受王国昌的检查。

元宗只对谌说了这么一句后,就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十月中旬,蒙古派来调查兵力和舟舰的官员王国昌、刘杰等十四名官员进驻江都。王国昌负责征兵,刘杰监督造船,检阅日期定在了这年的年末。高丽要确保在那之前万无一失,于是太子谌、金俊等也开始更多地在本土奔忙而不是待在江都。他们为自己手头负责的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没有一天过得安稳。

元宗无奈之下只好把琴薰派往元国报告三别抄的情况,另一方面,派将军罗裕去讨伐在全罗道出没的三别抄。但对方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策略,讨伐行动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金方庆也想亲自率兵出阵,但屯田经略司和百姓之间不断发生的争执和突发事件让他根本无暇顾及。金方庆负责十一个地方的与屯田相关的高丽方面的事务,日夜为解决这些事务奔忙。

八月初高丽遣使蒙古上奏说:“兵员虽多方征发,但仅得万人。舟舰一千艘已委沿海官吏着手营造。”

四月三日,赴元报告日本之行始末的赵良弼的文书官张铎带着弥四郎等十二个日本人回到了开京。据张铎所说,对于十二个日本人来自太宰府警戒所一事,忽必烈很不满意,并没有下旨召见。忽必烈和中书省都认为,这是日本人害怕被攻打,所以才派出这帮人来窥探大元的虚实的。

高丽不敢耽搁,即刻决定派潘阜将事情的始末上奏忽必烈。于是潘阜在江都只停留了一天就马上动身了。潘阜从日本归国时,高丽政府正忙于征兵和造船,潘阜只见到了元宗和李藏用二人。太子谌是兵船建造的最高负责人,金俊则负责征兵事宜。人们往来于江都和大陆本土之间,一切都显得前所未有的繁忙。

蒙古官员王国昌、刘杰等人从黑山岛巡视回来已是十一月末。在那几天之后的十二月四日,赴日使节一行便离开了江都。这次也是从陆路前往合浦。一行人由蒙古国使八人、高丽国使四人、随从人员七十余人组成,队伍庞大。这支大部队赴日的花费巨大,这当然要由高丽承担。出发当天,以元宗为首的高丽君臣们一同把一行人送到了草芝津渡口。

几乎在谌从北边回到开京的同时,赵良弼也从南边进入了开京。对于没有完成国信使的任务一事,他深感自责,于是只派张铎去见忽必烈,自己没有去元朝,而是留在开京,等待着来自忽必烈的消息。

高丽于是又数次召开会议,以选定赴日使臣的人选。并且让知门下省事<a id="w036" href="#m036"><sup>[36]</sup></a>申思佺、侍郎<a id="w037" href="#m037"><sup>[37]</sup></a>陈子厚和潘阜引导赫德、殷弘二位蒙使赴日。

三月,元宗和金方庆商量之后,派招谕使者前往耽罗岛见三别抄。使者选了阁门副使<a id="w068" href="#m068"><sup>[68]</sup></a>琴薰。由于三别抄在前一年的珍岛之战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或许元宗的诏谕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希望从此避免同族血肉相残,在蒙古兵再次介入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十一月中旬,赫德、殷弘现身江都。这是他们第三次来到江都。潘阜也随同一起。赫德携来了忽必烈的诏书:——向委卿道达去使,送至日本,卿乃饰辞,以为风浪险阻,不可轻涉,今潘阜等何由得达。可羞可畏之事,卿已为之,复何言哉。今来奏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还之语,此亦安足信?今复遣赫德、殷弘等充使以往,期于必达,卿当令重臣道达,毋致如前稽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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