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威尔逊的失败
历史瞬间
<a id="note_37" href="#noteBack_37">[37]</a>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4月13日，德国十一月革命期间巴伐利亚无产阶级在慕尼黑建立的革命政权。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发表演说，阐述了之后被称作“十四点和平原则”(the Fourteen Points)的关于国际和平的一揽子建议。“十四点原则”高度诠释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把他关于民主、自决、公开协议和自由贸易的国内政策投射到了国际领域，并且首次论述了关于成立国际联盟的想法。这个联盟的目标是保证各大小国家的领土完整以及它们的政治独立。
<a id="note_32" href="#noteBack_32">[32]</a> 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任协约国军队总司令，被公认是协约国获胜的最主要领导人。
从1914年到1917年初，威尔逊一直致力于避免美国卷入战争。他提议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者，但协约国和同盟国都不曾严肃考虑过他的建议。虽然后来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威尔逊的理念一直没有变过。他极力主张国家之间应该通过交流和对话，和平解决争端。
<a id="note_33" href="#noteBack_33">[33]</a> 阜姆，克罗地亚第三大城市和主要海港城市里耶卡的旧称。
威尔逊<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是美国第28任总统，是一对以虔敬知名的牧师夫妇的儿子，他的一举一动最终都由他的基督教信仰所决定。同时，生长在南方的他经历了内战和萧条的战后时期，曾经亲眼看到了战争带来的恐惧和困苦。并且他也是唯一一位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一直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他的基本政治理念就是：人性可以改造，战争可以避免，利益可以调和，建立国际组织并保卫世界和平。
抱有这种想法，威尔逊站在甲板上，望着在雾霭中渐渐显现的欧洲海岸——它模模糊糊、游移不定，就像他自己关于人类未来和平友爱的梦想一样。他就那样笔直地站着，这个身材魁梧的人，面容严肃，眼睛在眼镜后面放射出敏锐而清晰的目光，美国人的、显得精力充沛的下巴向前伸着，但丰满的双唇却紧闭着。作为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a id="noteBack_8" href="#note_8">[8]</a>，他有着和自己先辈一样的严肃和狭隘：对于长老会牧师而言，世界上只存在一种真理，而且他们十分确信，自己知道这种真理。他的血液中既有自己虔诚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祖先<a id="noteBack_9" href="#note_9">[9]</a>的炽热情怀，也有加尔文<a id="noteBack_10" href="#note_10">[10]</a>式信仰的奋发精神——正是这种信仰赋予了威尔逊这位领袖和导师这一使命：拯救罪恶的人类。基督教异教徒和殉教者的固执一直对他产生影响：宁愿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被焚烧，也丝毫不愿离开《圣经》。而且对他这样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博学的人来讲，“人性”“人类”“自由”“和平”“人权”这些概念并不是冰冷的概念。对他的父辈来讲，这些概念是《福音<a id="noteBack_11" href="#note_11">[11]</a>》书中的训诫，对他来讲，它们并不是含糊的思想概念，而是宗教信条——他决心要像自己的祖先一样，逐一去捍卫这些信条。他已经做过许多斗争，但这一次，他感觉到，就像他在遥望欧洲大陆时，远处的景象越来越清晰明亮一样，这一次的斗争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想到这些，他身上的肌肉不自觉地绷紧：“如果我们的想法能够和睦一致，就要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奋斗；如果我们不得不互相争执，也要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奋斗。”
<a id="note_27" href="#noteBack_27">[27]</a> 爱德华·豪斯，上校，威尔逊的私人顾问。
威尔逊无法拒绝这样的呼声。他在美国的朋友劝阻他，不要亲自参加巴黎和平会议<a id="noteBack_7" href="#note_7">[7]</a>。因为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他有义务不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可以远程领导此次谈判。但伍德罗·威尔逊却没有被说服，他认为，即使有着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样一个国家最高职位，比起这个需要他到场的谈判使命，也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他要效劳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大洲，而是整个人类；他不想只顾眼前，而要放眼更好的未来。他并不想野心勃勃地只代表美国的利益——因为“利益不会让人们团结，而只会挑拨人们”，而是要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他觉得，自己必须小心地守望着，避免那些军事家和外交官再次掀起狂热的民族情绪——因为人类的和解意味着为他们险恶的职业敲响了丧钟。他必须亲自保证，“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他们的领袖”迫使与会代表说什么样的话，在人类这最后一次和平会议上，每一句话都必须在全世界面前开诚布公地谈论。
<a id="note_28" href="#noteBack_28">[28]</a> 大宪章，此处是指《国际联盟盟约》，这个词本是英国历史术语，源自1215年英国大封建领主迫使英王约翰签署的一份文件，该文件保障了臣民的部分公民权和政治权，后来被引申为基本章程、基本纲领等意。
就在这时，从世界的另一端，从美国，传来了一个声音，越过硝烟弥漫的战场，这个声音要求道：“永远不要再有战争”，永远不要再有分裂，永远不要再有旧的、罪恶的秘密外交<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在民众毫不知情、毫不自愿的情况下，将其驱赶至战场遭屠宰，而要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建立的受到人类有组织的舆论支持的法制。”不可思议的是：各个国家讲各种语言的人们马上听明白了这个声音。这场战争——昨日还是一场关于领土、国境线、原材料、矿产和油田的混战，突然具有了一种更加崇高、近乎宗教般的意义：这场战争结束后将是永恒的和平，世界将成为公正和人道的救世主<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之国。这样一来，千百万人的鲜血似乎没有白流；这一代人如此受苦受难，似乎就是为了这样的痛苦不再降临人间。亿万名民众怀着无限欣喜和信任，热烈地响应着威尔逊的呼声；他，威尔逊，将要在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缔结和平，一种公正的和平；他，威尔逊，将像另一个摩西<a id="noteBack_6" href="#note_6">[6]</a>一样，将迷惘的民众带到新的同盟谈判桌旁。几周之后，伍德罗·威尔逊这个名字就将具有一种宗教似的、救世主般的力量。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建筑、孩子。每一个处于困境或感觉受到歧视的民族，都委派代表去见他；从世界五大洲寄来的写有建议、诉求、恳请的信件、电报堆积如山，整箱整箱地运往这艘驶向欧洲的船上。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一致将这个人视为他们最后一场争战的调停人，以实现他们最终梦寐以求的和解。
<a id="note_34" href="#noteBack_34">[34]</a> 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的一个地区。
导读
<a id="note_35" href="#noteBack_35">[35]</a> 夏尔·莫里斯·塔列朗(1754—1838)，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
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未能实现一战后和平计划
<a id="note_36" href="#noteBack_36">[36]</a> 克莱门斯·文策尔·梅特涅(1773—1859)，19世纪奥地利著名外交家。
<a id="note_29" href="#noteBack_29">[29]</a> 门罗主义，美国第五届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的美国外交政策原则，目的是反对当时欧洲的一些封建专制帝国援助西班牙重新获得其在美洲殖民地的企图。
1918年12月13日，巨大的“乔治·华盛顿号”军舰正驶向欧洲海岸，船上载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没有哪艘船，也从来没有哪个人，被数百万人怀着如此多的希望和信任期待着。欧洲各国已经怒气冲冲地打了四年仗<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它们用机枪和大炮，用喷火器和毒气，屠杀了自己国家数以万计的最优秀、最朝气蓬勃的青年。四年时间里，它们对其他国家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只有仇恨和诽谤。但是，所有这些鼓动起来的激昂情绪，却并不能使人们内心神秘的声音沉默不言：这些国家的所说所做是荒谬的，玷污了我们这个世纪。这数百万名民众，无论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都怀有这种隐秘的情感：人类已经退回到未开化和认为早已消失的野蛮世纪中了。
<a id="note_30" href="#noteBack_30">[30]</a> 1919年3月4日，威尔逊再次启程赴法国，3月14日抵达。
威尔逊打算凭“十四点原则”结束这场战争和实现一个所有国家共享的、公正的和平。但是最终，虽然他本人获得了19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他的理想主义却败给了现实政治。他的诸多主张在国内与国际上都遭到了强烈的质疑或反对。他既没有成功地让美国加入国际联盟，也没有阻止战胜国瓜分与限制德国的企图。在茨威格看来，这一失败是灾难性的，因为随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的种种苛刻条款招致了德国民众对条约的极大怨恨，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a id="note_31" href="#noteBack_31">[31]</a> 布尔什维克，列宁创建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