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但站起来以后，他马上就发现，自己精心准备的句子突然变得不真实起来。听众们似乎也有一样的感觉，会议大厅里五六十个议员明显开起了小差。劳埃德感到一阵恐慌：他怎么能把一个意义深远的议题如此轻率地在这么多议员面前呈现出来呢？

弗里达抱着怀里的婴儿，突然从琴凳上站了起来。“不可能，你不可能有办法的。”她说。

丘吉尔也是一样，不过他具有大卫·威廉姆斯缺乏的幽默。他的宏伟长句常以令人意想不到的画面或韵味无穷的比喻作结。1926年大罢工期间，作为政府喉舌《英国公报》的总编时，他曾经这样警告过工会领导者：“你们可要想好啊，如果你们再搞一次总罢工的话，我们就再出一份《英国公报》作为回应。”劳埃德觉得演讲中就是需要这种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它们像面包里藏着的葡萄干一样让人惊喜不断。

辩论结束以后，劳埃德在议院的大厅里遇见了保证本党议员投票无误的纪律委员。对劳埃德的演讲表示祝贺以后，这位纪律委员问：“你愿意成为一名政务次官吗？”

“你确定吗？”

他带着一丝满足聆听着辩论中其他人的演讲，觉得自己通过了作为议员的第一次真正的测试。

“非常确定。”

劳埃德的妻子黛西在观众席中自豪地笑着，直冲他翘大拇指。

“他需要两个，”纪律委员说，“明天早晨九点到外交部开始上班吧。”

“那你为什么……？”

对劳埃德和几百万英国人民来说，贝文是他们心里的大英雄。“我无法要求更多了，”劳埃德说，“但贝文不是已经有了个政务次官了吗？”

“我过够苦日子了！我想穿上漂亮的衣服去夜总会跳舞。”

劳埃德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竟然会这么好。贝文是外交大臣，是和首相艾德礼走得最近的人。两人的出身天差地别，却是亲密无间的好友。艾德礼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律师，本人是牛津毕业生，在一战中当过军官。贝文则是个女仆的私生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十一岁就开始干活，建立了规模宏大的运输个人工会。他们在体形上也完全两样：艾德礼瘦削沉静，贝文又高又壮，还喜欢高声大笑。外交大臣常把首相称为“小克莱门”。尽管有这么多不同点，他们却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我是为瓦利这样做的。”

讲了一会儿，他放下讲稿，开始自由发挥。劳埃德说，由于残疾和失业，一些工人阶级家庭常常饥寒交迫，这类家庭他曾在伦敦东区和南威尔士的矿区亲眼见到过。声音流露出了他的真实情感，有时透出几分苍凉，但他还是继续演讲下去。劳埃德感觉到议员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他的演讲上来，于是他又提到了为了实现就业保险、去除失业恐慌而大声呼吁的外祖父，以及开展工人运动的先行者们。结束演讲时，议员们大声欢呼起来。

卡拉惊呆了。她从来没想过这种可能性，但细细想来，很有道理。她相信弗里达的确会为她和她的孩子做出这种牺牲。

在政府包厢的前排座位上，他看见了出任教育部长的母亲艾瑟尔和出任煤炭部长的舅舅比利。劳埃德知道，比利舅舅十三岁就下了矿井，母亲也在同一年龄当起了泰-格温的女仆。演讲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积，但却事关这些人的生命。

但她还是觉得太可怕了。这让她感到对弗里达这样作贱自己负有责任。“你不能这样做——总有办法解决的。”她说。

“你才不是这种人，”卡拉坚定地说，“弗里达，我们是这么久的朋友了，你骗不过我，快告诉我实话！”

“厄尼·贝文。”

“实话吗？”

劳埃德非常激动。每个政府部长或国务大臣至少有一个政务次官。事实上，政务次官仅仅是个拎包的角色，但这个职务却是成为部长和大臣的必经之途。“我非常荣幸能担任这个职务，”劳埃德说，“谁将成为我的上司呢？”

“是的，请告诉我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