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地活着——读王新莲

我喜欢把工作叫做“功课”，用字不同，其中童年心理的诗化，仍然有助工作时强大的游戏感觉。

莲莲是一种在“自我的生命展现”里急速变化的人。不可以，也相当难，就在此刻给她写下太多的定义，因为她仍在变化中，而且快速。

我们四个：阿潘——越云、齐豫、王新莲——莲莲，加上我。为着一张叫做“回声”的合作唱片，离开了台北市，在中南部许多电台“做功课”。

我没有向她讨来新书的大样，就如同对待她音乐方面的新作一样，给自己的空间跟目前的她保持着一小段距离，我不去读她。

那时候，我们在台湾中南部旅行，是——“今天不回家”的一种日子。

在房间里梳头，发夹还没有别上，她那间里面传来惨叫——不——要——我伸头去看看，齐豫手里拿着一把毛蓬蓬的大刷子，说道：“一点点，一点点嘛！你看，都不红，看不出来吔！”那个抵死反抗的莲莲，脸上肯定没有一丝胭脂影，手里抓了面镜子，另一只手开始急速动作擦脸颊。

在那“一起做功课”的时光里，早已领教过莲莲对于文字应用的超级敏感和刹那间立即产生的联想，这一方面，仍是她的世界，不过把那长脚轻轻伸了过来。

“嗳，我不想读你。”我对自己说。

电话那边又在喊：“我跟你说，我变了、我变了、变了好多。唱片风格也变了，要不要寄给你听？”

当时，我不能进入莲莲讲的电影里去，一直张大了眼睛，观察她本人的出神入化。也悄悄地问自己：“怎么可能，前半年的日子，我居然被这个儿童给整到失去记忆？”两度冷眼看看莲莲，她还是装死在床上，脸上充满了幸福光辉，微微含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儿童。

可以确定的是——王新莲至今还是一片滚动的石头，更像一幅迎风扯起的大旗，她如此旗帜鲜明地活着，旁观者的我们又能读懂她几分呢。

闭上眼睛，又是四个人的影子在眼前浮现。

＊本文据手稿整理而成

那天还在讲电话，电线那边的王新莲已经被我的回忆变成了数年前的形象。虽然她一再地说：“我变了，我变了，完全变了……”

第二天下午，一卷录音带悄悄埋伏在我的信箱里。撕开信封一看上面的照片，不觉微微笑了。

就是那一天，在一家旅馆里，莲莲突然讲起一部她认为很好而我没有看过的电影。起初，她坐在地上讲、讲、讲，双手已经舞动，后来不自觉地站了起来，在我身旁绕圈子，最后讲到精彩结束时，砰一下倒在床上，两只瘦腿一搁给搁在墙上，整个上半身悬吊在床外，双手一摊，脸上的表情突然放松——停止了。

说得没错，那站在天母街头的她——又变了。

其实，功课百分之九十九都做好了，以那张唱片而言。我们的情绪或多或少不再感染那最初空无一物而又必须实践的压力，都能再笑了。

我忍住那份好奇，迟迟不肯打开玻璃封套，怕那全然不同的音乐和歌词——她自己做的，流畅在我的房子里时，那过去记忆中的莲莲因而从此在我脑中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