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他的论述依据，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是我预谋杀人。至少，这是他试图证明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会证明这一点的，陪审团先生们，而且我会从两方面来论证。首先是再明显不过的犯罪事实，其次是从罪犯的心理状态所呈现出的黑暗面。”他扼要地叙述了从妈妈葬礼开始的一连串事件，再次提起我的无动于衷，对妈妈年纪的一无所知，第二天的海边戏水，与女人约会，电影，费尔南德尔以及最后带玛莉回家过夜。这时我花了点时间才听懂他的话，因为他用了“情妇”这个词，而对我来说，她只是玛莉。接着他谈到雷蒙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发现他看待事情的方式颇为有条不紊，他的说法听起来也算言之成理。他的推论是，我跟雷蒙串通写了那封信，好引来他的情妇，让她遭受到一个“道德品行大为可疑”的男子虐待。我在沙滩上向雷蒙的两个对头挑衅，结果害他受伤。我趁机向他要来手枪，然后独自一人回到案发地点报复。我一如心中预谋的那样射了阿拉伯人一枪，等了几秒钟后，“为了以防万一”，又连续开了四枪，沉着地，毫不犹豫地，可以说是经过思考后做出的举动。

早上七点半，我被送上囚车，载到法院。两个法警带我进到一个小房间，里头有股阴暗的气息。我们坐在门边等待，门后传来人声、叫唤声、椅子搬动的声音和阵阵嘈杂声，令我想起社区里办的节庆活动，当音乐表演一结束，人们会将场地重新整理，空出地方跳舞。警察告诉我在开庭前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其中一个还递了支烟给我，我婉拒了。不一会儿，他又问我会不会“怯场”。我答说不会，不仅不会，反而对目睹案件受审的过程很感兴趣。我一生中还没有这样的机会。“的确，”另一个警察说道，“开始是这样没错，但要不了多久，这就会令人厌烦。”

“到这里为止，先生们，”检察官说道，“我在你们面前分析了导致被告在完全理智的情况下，杀害了死者的一连串事件。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谋杀案件，不是那类出于冲动鲁莽所犯下、各位可以酌情减轻其刑的罪行。被告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你们听到了他的证词，不是吗？他知道该如何回答问题，他懂得字句的含义，而我们看不出他犯下罪行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听到这里，我知道自己被评断为聪明而有理性。我不太了解的是，为何在一个普通人身上被视为优点的特质，会成为对罪犯不利的决定性证据。光是这一点已叫我震惊，因而没能专心聆听检察官之后的论辩，直到我听见他说：“他是否曾对罪行表示出一点悔意？从来没有，先生们。审讯过程中，这个人没有一次为自己不可饶恕的重罪感到懊恼。”这时他转向被告席，边指着我边继续严词控诉，即使实际上我不太懂为什么他对这一点如此执着。我也许无法否认他说得有理，我对自己的行为，确实不怎么后悔。但如此猛烈的人身攻击，还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也想试着诚心地，甚至友善地向他解释，自己从来没能真正对任何事物后悔过。一直以来，我总是专注于眼前，像是今天或明天即将到来的一切，无暇顾及过往。当然，以我现下的处境，我无法跟任何人以这种语气说话。我失去了表达情感、拥有善意的权利。我试着往下听，因为检察官此时正准备探讨我的灵魂。

季节可以说交替得很快，才过了个酷暑，转眼另一个夏天又到了。我知道第一波热浪来袭时，新的局面也将随之而来。我的案子排进了重罪法庭的最后一个庭期，该庭期预定于六月审结终了。开庭的第一天，同样是个阳光普照的好天气。我的律师向我保证，辩论的过程不会超过两三天。“而且，”他继续道，“您的案子不是这个庭期最重要的，紧接着后头还有一件弒父案，所以法庭会尽量速战速决。”

终于轮到了雷蒙，他是最后一名证人。他微微向我挥手致意，一开口就说我是无辜的。但审判长表示庭上需要的不是他的意见或判断，而是对事实的陈述，并请他针对提问来作答。首先他被要求说明与被害者的关系。雷蒙趁机强调后者怨恨的是他，因为他殴打了死者的妹妹。审判长接着询问被害者是否真的没有怨恨我的理由。雷蒙说我会出现在沙滩上，只是巧合造成的结果。检察官于是问他为什么成为悲剧导火线的那封信，会是出自我的手笔。雷蒙说那也是巧合。检察官加以驳斥，表示整起事件中巧合酿成的莫大罪行已是天理难容。他想知道当雷蒙殴打情妇时我没有介入调解，是否纯属巧合；我到派出所做证是否也是个巧合；我的笔录中出现一味偏袒单方面的陈述，又是不是单纯的巧合。最后，他问雷蒙以何种行业维生。当后者回答“仓库管理员”时，检察官却向陪审团表明证人以拉皮条为业，是件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我正是他的共犯兼好友。这是一桩极其下流的惨剧，由于被告的道德观异于常人，使其罪行更加令人发指。雷蒙想为自己辩解，我的律师也起身抗议，然而却被告知必须先让检察官做完陈述。后者说：“我只剩下一点需要补充。他是您的朋友吗？”他向雷蒙问道。“对，”雷蒙答道，“他是我的好哥们儿。”检察官又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我朝雷蒙望去，他没有避开我的目光。我回答：“对。”检察官转头向陪审团宣告：“这个男人不仅在母亲下葬后第二天就不知羞愧地放浪形骸、尽情享乐，更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和一件伤风败俗的卑劣勾当，冷血地犯下了杀人的罪行。各位，被告就是这样一个人。”

审判长接着宣布将进行证人的传唤。执达员念出的人名引起我的注意。从刚才看来朦胧、完全陌生的群众脸孔中，我看到了养老院的院长和门房、老汤玛·菲赫兹、雷蒙、马颂、萨拉曼诺和玛莉，她朝我有些不安地挥了挥手。他们听到传唤一一起身离开旁听席，然后从侧边的门消失。我还正讶异着没有更早认出他们，最后一个证人赛勒斯特站了起来。我发现他旁边坐着曾经在餐厅里跟我同桌的娇小女人，依旧穿着那件合身外套，态度一样那么明确、果决。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不过我没时间停下来思考，因为审判长又发言了。他说答辩即将正式开始，不需特别强调，在场旁听的群众应懂得保持肃静的道理。他表示自己的角色是以客观的角度审视本案，并公正地引导案件辩论的进行。他将秉持司法公平正义的精神看待陪审团所做出的判决，而一旦有任何事端发生，都将勒令休庭清场。

语毕，检察官坐回位子上，同时我的律师再也耐不住性子，抬高双臂大声高呼，让原本卷起的袖子又掉了下来，露出浆过的衬衫折痕：“请问，被告犯的罪究竟是杀人，还是埋葬了自己的母亲？”庭内响起一阵笑声。可是检察官再次站了起来，披上袍子说可敬的辩方律师应该是过于天真，因而未能察觉到两者之间有着深刻、令人悲叹和本质上的重大关联。“没错，”他热烈地喊道，“我控诉这个男人带着一颗罪犯的心埋葬了母亲。”这个结论似乎对法庭里的群众起了不同凡响的作用。我的律师无奈地耸耸肩，拭去额头上的汗水。但他脸上之前的乐观已不复存在，我明白对我而言大势已去。

我从左边听见椅子往后拉的声音，转头看见一名高瘦的男子，戴着夹鼻眼镜，坐下时一边把身上穿的红袍细心地折叠好。我知道他是检察官。执达员宣布法官入场，两架大电风扇开始发出马达运转的嗡嗡声。接着就来了三名法官，两个穿着黑袍、一个穿着红袍，带着卷宗快步朝俯瞰全场的法官席走去。红袍法官在中间的椅子上坐下，取下帽子摆在面前，拿手帕擦拭他的小秃顶，然后宣布开庭。记者们已经个个手握笔杆准备记录，清一色面带无所谓和有些嘲讽的表情，除了一个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搭配蓝领带、看起来相当年轻的记者。他没有拿起放在面前的笔，只是盯着我看。在他略微不对称的脸上，我只看到他一双清澈的眼睛，专注地打量我，不表露出一点可供猜测的心思。不仅如此，还让我有种凝视着我的正是我自己的奇异错觉。也许是因为这样，还有就是我对庭讯的惯例没有概念，所以不太懂接下去进行的所有程序，包括陪审团抽签，审判长向律师、检察官和陪审团提问（每问一次，陪审团成员都同时转头朝法官席望去），对所控罪状的快速朗读（当中我听见了熟悉的地名和人名），以及对律师的再次提问。

审判长宣布闭庭。步出法院登上囚车前的那一刻，我短暂地感受到夏夜的气味和颜色。坐在黑暗的“活动监狱”里，这座我钟爱的城市独有的声音，以及专属于这个我格外喜爱的时刻的声音，在我疲惫的脑海中回荡。渐趋慵懒的空气里报童的叫卖声，广场中最后的鸟鸣，三明治贩子招揽客人的吆喝，电车经过城市高处拐角发出的尖响，夜晚降临前港口上空的喧嚣，这一切在我心里重组成一趟看不见的旅程，让我在回到监狱前重温一遍。是的，这便是许久以前，叫我心情愉悦的黄昏时分。当时等待着我的是轻飘飘的无梦夜晚。现在事情有了转变，明日来临之前，我安身休憩的地方变成了牢房。夏季傍晚的熟悉路径，既能通往一场好梦，也能通往一间牢房。

我擦掉脸上遍布的汗水，闷热让我忘了自己身在何方、所为何来，一直到听见传唤养老院院长上庭做证，这才回过神来。他首先被问到妈妈是否对我有所埋怨，他点头称是，但解释埋怨亲人有点算是院友们的习惯。审判长请他说明她是否责怪我把她送进养老院，院长再次给了肯定的答复；然而这一次，他没再多说什么。回答另一个问题时，他说自己对我葬礼那天的冷静感到讶异。他接着被问到他所谓的冷静是什么意思。院长听完问题，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然后说我不愿意看一眼妈妈的遗容，也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葬礼结束就马上离开，没有留在墓前悼念。还有一件事令他感到惊讶：有个葬仪社的员工告诉他，我不知道妈妈的岁数。话一说完现场沉寂片刻，审判长继续问他是否确定自己谈论的是我本人。由于院长一时之间听不懂这个问题的用意，审判长告诉他：“这是法律规定的制式问题，请如实回答。”接下来审判长问检察官是否想问证人其他问题，检察官高声回道：“噢，不必了，这些已经够了。”并得意扬扬地朝我的方向望过来。这许多年来第一次，我突然有一股想哭的愚蠢冲动，因为我深深地感觉到，眼前这些人有多么厌恶我。

我来不及思考，随即被带离法院，送上囚车回到监狱。吃过午饭没多久，就在我刚刚感觉到疲倦的时候，押解的人员就出现了；一切重新来过，我回到同样的法庭，面对同样的脸孔。不同的只有变本加厉飙高的温度，奇迹似的，每位陪审员、检察官、我的律师和几名记者都拿到了一把麦秆扇。那个年轻记者和娇小女子也没缺席，但他们不动手扇风，仍旧是不发一语地望着我。

在征询过陪审团和我的律师有无其他问题后，审判长聆听的是门房的证词。不管是他还是其他证人上庭，法律规定的制式流程总是一再重演。抵达证人席时，门房看了我一眼然后撇过头去，避开我的目光。紧接着他一一回答了诘问。他说我不想看妈妈最后一眼，抽了烟，在守灵时睡着了，并且喝了欧蕾咖啡。语毕，我感觉庭内起了一阵骚动，然后我第一次明白自己是有罪的。门房被要求厘清欧蕾咖啡和抽烟的经过。检察官转头瞧着我，目光中闪现一丝嘲讽。这时，我的律师问门房是否跟着我一起抽了烟，检察官立即激动地起身，对问题提出异议：“试问在这个法庭内谁才是罪犯？难道无所不用其极把证人拖下水，就能降低其陈述铁证如山的效力？”虽然如此，审判长还是请门房回答问题。老人家一脸尴尬地说：“我知道这是我的不对，可先生请我抽烟，我不好拒绝。”最后，审判长询问我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没有，”我回答道，“不过证人说得对。烟的确是我请他抽的。”门房听了有点诧异地望着我，眼神中怀着感激之情。他犹豫半晌，开口说欧蕾咖啡是他提议的。我的律师像是突然占了上风，大声告知陪审团会将他的陈述纳入考量范围。然而检察官却暴跳起来朝我们头上怒斥：“没错，陪审团会将之纳入考量范围，得到的结论会是陌生人可以送上咖啡，但为人儿女，在孕育自己生命的遗体面前，应该加以拒绝。”诘问结束，门房回到了旁听席的座位上。

检察官半背对着我，没有看我一眼，说明在审判长的同意下，他想知道我是否怀着杀害阿拉伯人的念头，独自一人回到流水边。“不是。”我回答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带着枪，又为什么会刚好回到那个地点？”我说那只是巧合。检察官听完以不怀好意的语气做出结论：“我暂时没有其他问题了。”之后的事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至少我是这么觉得。但在一阵讨论交涉后，审判长宣布上午的庭讯告一段落，延至下午听取证人的证词。

轮到老汤玛·菲赫兹时，他必须在执达员的搀扶下才能走到证人席。菲赫兹说他所熟识的主要是我妈妈，我本人他只在葬礼那天见过一次。接下来他被询问到我当天的行为举止，他回道：“您了解吗？我太过伤心，什么也没注意到。这份伤痛蒙蔽了我的双眼，由于对我而言失去挚友实在悲痛难当，我甚至昏厥过去。所以，我没来得及多看这位先生一眼。”检察官问他是否至少曾看到我哭泣。菲赫兹回答没有。检察官于是表示：“陪审团会列入考量的。”但这回轮到我的律师动怒了，他以在我看来过于夸张的语气追问菲赫兹“能否确定看见我没有掉一滴眼泪”。菲赫兹说：“不能。”旁听席传来一阵笑声。律师卷起一只袖子，断然道：“这可以说是本次诉讼的最佳注解。所闻尽是模棱两可的主张，无助于厘清真相！”检察官对这番话没有反应，只是拿铅笔轻敲卷宗夹。

这时我的律师出现了，他穿着律师袍，由许多同僚簇拥着。他先往媒体席走去，跟记者握手寒暄。双方谈笑风生，看起来似乎相当轻松自在，直到铃声响彻法庭，所有人才赶回座位。我的律师走过来，与我握手致意，建议我尽量简短地回答问题，不要主动表示意见，其余的只要相信他，交给他处理即可。

4

挤在密闭空间里的人群也让我有点慌乱失措。我再次环顾庭内的每个人，却找不到一张熟面孔。我一开始没意识到，他们其实全是冲着我来的。我一向不是个受到瞩目的人，因而费了点工夫，才明白过来我是这场骚动的核心。我向法警说：“来了好多人啊！”他告诉我是因为报纸报道的缘故，并指了指坐在陪审团席下方的一群人。“就是他们了。”他说。我问道：“他们是谁？”他又重复了一遍：“报社记者。”这时他与自己认识的其中一个打了招呼，对方随即朝我们走来，他看起来上了年纪，面貌有些狰狞，但不失亲和。他与法警热情地握手。同时，我注意到大家都在互相行礼，聚集交谈，就像在俱乐部里，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再度聚首那样融洽。我怪异地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仿佛一个误闯进来的入侵者。只有那位记者微笑着向我说话，希望我的案子能有好的结果。我对他表示感谢，他又接着说：“您知道的，我们为您的案子增加了篇幅。夏天是报业的淡季，最近只有您和弒父案比较值得报道。”他说完指着自己坐的媒体区，有个矮小男子，长得像被饲主养胖的鼬鼠，戴着一副又大又圆的黑框眼镜。他说那人是巴黎某报社特派员：“他其实不是专程为您而来，不过既然他得负责弒父案的报道，报社那边便要求他一并处理。”听完，我又差点想谢谢他，还好及时想起那会有多荒谬。他以一个礼貌的手势向我道别后，就回到原来的位子去。我们继续干等了几分钟。

就算是坐在被告席上，听到别人谈论自己仍然是件有趣的事。在检察官和律师的攻防中，有许多针对我个人的讨论，甚至比针对罪行的讨论还多。不过，双方的主张是否真有很大的差异？律师高举手臂说有罪，但情有可原，要求减刑；检察官挥舞着双手，也说有罪，且罪不可赦，不应减刑。有件事隐约地让我感到为难。即便是在专注于案情的状况下，有时我会有股想加入表达意见的冲动，律师总是告诉我：“别说话，那对您的案子没有好处。”某种程度上，他们像是把我排除在外进行诉讼。所有的过程都没有我参与的余地。我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人决定，没有人问过我的看法。偶尔我会想打断所有人说：“拜托！到底谁才是被告？被控杀人是件很重大的事，而我自己有话要说。”但略作思考以后，我发现自己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此外，我必须承认，每个人专心听别人说话的兴致都只有三分钟热度。例如，检察官的辩论很快就令我感到厌倦。只有某些片段、手势或一段完整的论述，而非其整体，会叫我震惊或引起我的兴趣。

过了一阵子，房间里响起铃声，于是他们将我的手铐取下，打开门领着我走进被告席。法庭里满是群众。尽管放下了帘子，阳光还是从四面八方透进来，在紧闭的窗户里，闷热的空气叫人窒息。我坐了下来，法警则站在我的两边看守。这时我看见对面一排好奇的面孔，一双双眼睛全盯着我瞧，我明白他们就是陪审员。我说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只觉眼前是排普通的电车乘客，正仔细观察刚上车的人，看看有没有什么滑稽可笑的地方。我很清楚这个想法多愚蠢，因为在这里他们试图找的不是什么笑柄，而是罪行。不过当中的差异并不太大，总之这是我自然而然产生的一个联想。

他说他现在必须进行的提问，表面上与我的案子毫不相干，但实际上可能具有莫大的关联性。我猜到他又要提起妈妈的事，同时感到自己对这一点有多么不耐烦。他问我为什么将妈妈送进养老院。我回答那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请人照护和治疗她。他问我与妈妈分隔两地，在感情上对我有没有影响。我回答自己和妈妈对彼此，甚或对其他任何人，均无所欲求，而且我们都很习惯各自拥有的新生活。审判长于是表示不愿继续着重在这一点上，并询问检察官是否有其他问题。

审理暂停了五分钟，律师趁空当告诉我案情颇为乐观，之后是赛勒斯特以辩方证人的身份出庭应讯。辩方，那指的正是我。赛勒斯特不时朝我这边投来目光，手里搓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穿着一身自己很爱惜的西装，有时星期天他会穿着它跟我一起上赛马场。不过我想他没能把领子立上去，因为衬衫领口只用了一颗铜扣扣紧。他被问到我是不是他的顾客，他回答：“是的，也是我的朋友。”接着庭上又询问他对我的看法，他说我是个男子汉；被问到这个用词所谓何意时，他表示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问他是否认为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只承认我不会为了表达无用的意见而多费唇舌。检察官询问我是否按时结清餐费，赛勒斯特笑着说：“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细节，不足为外人道。”他又被问到对我所犯罪行的看法。他双手抓着证人席的栏杆，看得出事先已准备过该如何回话。“在我看来，这是厄运造成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大祸临头是怎么一回事，那会让人毫无招架之力。而对我来说这件事也是这样，就是厄运当头的结果。”他本想继续发表意见，但审判长打断他，说他的意思已经清楚传达，并感谢他出庭做证。赛勒斯特听了有些错愕，随即又表示希望能再说几句话。庭上便请他简短扼要地说明。他重复说着那是厄运使然，审判长对他说：“好的，我们知道了，不过审理这类厄运带来的悲剧正是我们的工作。谢谢您的证词。”仿佛已经竭尽所能为我尽了最大道义，赛勒斯特转头望着我，我感觉他的双眼湿润发亮，嘴唇颤抖。他看起来像是在询问是否还能为我做些什么。我一语不发，没有任何动作，但生来头一遭，我有了想亲吻一个男人的念头。审判长再度催促他离开证人席，赛勒斯特无可奈何，只得回到旁听席的座位。接下去的庭讯过程中，他没有离开，留在旁听席；上身往前倾，手肘搁在膝盖上，双手一直握着那顶巴拿马草帽，仔细地聆听所有的诘问内容。之后轮到玛莉进入证人席。她戴着一顶帽子，看起来还是那么美，但是我比较喜欢她头发自然放下来的样子。我在座位上远远地想象她胸部轻盈的触感，还有那令人怀念的、略噘的下唇。她看起来很紧张。还来不及稍作镇定，她已经被问到是何时结识我的。她表示自己曾经是我们办公室的职员。审判长想知道她跟我的关系，她回说是我的朋友。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她又承认自己准备要嫁给我。正在翻阅卷宗的检察官，突然问她我们的“关系”是何时开始的。她回答了确切的日期。检察官以冷漠的语气指出，那天正是妈妈葬礼后的隔天。接着他语带讥讽地说不愿在这敏感的话题上多做文章，他完全理解玛莉的顾忌，然而，这话说出口的同时，他的语气也一并变得强硬。善尽职责的重要性更在世俗礼仪之上，他别无选择。于是，他请玛莉简要地叙述我俩发生关系那天的经过。玛莉原本不想说，但在检察官的坚持下，她还是描述了海水浴场、电影约会和散场后到我家过夜的始末。检察官表示听过玛莉在预审的证词以后，他参阅了这一天电影院的场次表，并回过头来请玛莉说出电影片名。她以近乎空洞的声音说，那是部费尔南德尔的片子。话一说完，全场鸦雀无声。检察官紧接着站起身，一脸沉重，以让我感觉到他发自内心的激动口气，指着我缓缓地说：“陪审团先生们，母亲下葬后第二天，这个男人到海边戏水，开始一段新的男女关系，而且还在放映喜剧片的电影院里哈哈大笑。其他的，我想我不需要多说了。”他重新坐下，仍旧保持沉默。忽然，玛莉崩溃啜泣，边哭边说事情不是这样，她还有其他事没机会说出来。检察官强迫她说了跟自己想法完全相反的话，她很清楚我的为人，我没有做错事。可是执达员在审判长的指挥下，把她带离了证人席。庭讯又继续进行下去。

接下来马上开始对我的诘问。审判长以平静，几乎带着些微友好的语气向我提问。我再度被要求自报身份，虽然极其厌烦，我还是打从心底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审错人可就严重了。接着，审判长重复我叙述过的事情经过，每三句就停下来问我：“是这样吗？”每一次我都按照律师的指示回答：“是的，审判长先生。”由于审判长相当注重细节，整个过程颇为冗长，一旁的记者群边听边埋头奋笔疾书。我感觉那个年轻记者和举止如机器般的女子目光停在我身上。电车乘客此时整排都转而面向审判长。审判长干咳了几声，翻阅手上的卷宗，然后边扇扇子边认真地望着我。

下一个证人是马颂，似乎已经不太有人留意他的证词。他说我是个老实人，“而且还不止呢，可说是个勇敢的男子汉。”萨拉曼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他说我很关心他的狗。回答关于我母亲的问题时，他说我和妈妈已经无话可说，我才会把她送到养老院。“大家要懂得体谅，”萨拉曼诺又说，“要懂得体谅。”可是没有人脸上出现体谅的表情。他就这样被带离证人席。

室内温度越来越高，在场人员纷纷拿起报纸扇风，发出连续不断的翻纸声。审判长比了个手势，执达员立即取来三把麦秆编织的扇子，给三位法官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