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当这些想法充斥脑海时，我会想起妈妈讲过一个有关我父亲的故事。我从来没见过他，关于他最清晰的印象就是妈妈告诉我的这件事：他去看了某个杀人犯的处决。尽管光是动了这个念头已叫他浑身不舒服，他还是勉强去了，结果回来呕吐了整个上午。可想而知，我父亲让我有点倒胃口，但是现在我能理解那是多么自然的事。我以前居然不懂，没有什么会比看死刑犯处决更重要，毕竟对一个人来说，那是唯一真正有趣的事！假如我有幸出狱，我一定会去看每一场处决。这么想显然很蠢，毕竟哪有这种可能呢。只是一想到某天早晨，我可以自由地站在警察防线的另一端，或是以观众的身份来看行刑，接着回家呕吐，兴奋之情就无法遏制地涌上心头。不过这并非明智之举，放任自己沉浸在这些空想中无疑是种错误，才过一会儿我就冷得蜷曲在毛毯里，忍不住牙齿直打战，没法停下来。

玛莉喊着告诉我，雷蒙要她代为向我问好，我回答“谢了”，但声音被旁边的男子一声“他好吗”盖了过去。他太太笑着说：“当然，从来没这么好过。”我左边是个年轻人，个子矮小，生着一双纤细、秀气的手，从头到尾一语不发。他对面是那个矮小的老妇人，两人激动对望，我听见玛莉大声叫我不要放弃希望，因此没机会继续观察他们的举动。我看着玛莉说：“我会的。”突然很想隔着洋装按住她的肩膀。我是如此向往触碰这块轻薄的布料，除此之外实在不知道该希冀些什么。而玛莉想的好像也是同一件事，因为她总是微笑着。我只看到她洁白闪亮的牙齿，和眼角的笑纹。这时她又叫道：“你会没事的，等你出来我们就结婚！”我回道：“你真这么想？”但其实只是为了说点什么。她听了提高音量，一口气不间断地说她相信我会被宣告无罪，然后我们可以再一起去游水。同时，另一边的妇人喊道她在书记室放了一只篮子，把里面所有东西都点过一遍，强调必须留意没有短少，因为每样都不便宜。左边的年轻囚犯和他母亲依旧相望无言。阿拉伯人的低语继续在我们高声喊叫下回荡着。外面的日光仿佛气球一样膨胀开来，紧压着窗洞。

话说回来，人是不可能永远那么理智的。比如有一次，我幻想草拟法律条文，大肆改革刑罚。我发现重点在于给犯人一个机会，就算是千分之一的概率也已足够。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可以研发一种化学配方，服用的受刑者（我设想的是“受刑者”）当中十个仅有一个能存活，先决条件是他事前知情。因为仔细、冷静地思考下来，我注意到铡刀有个缺点，就是完全没得侥幸，一个都不放过。无论如何，受刑的人是死定了。就像事情业已告一段落，大势已定；正如谈妥的协议，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若是鬼使神差地铡刀没能一次解决人犯，顶多就是重来一遍。到头来，囚犯反倒该祈求机关运作别出任何状况。我说这是个缺点，单从这方面看的确是。但在另一个角度上，我必须承认整个安排计算的巧妙尽系于此。总而言之，犯人即便是心理上也得乖乖合作。一切能顺利进行没有意外，对他才是最有利的。

“我跟她说你一出去就会接他回家，可她就是不肯。”

三位法官重新回到庭上。很快地，有人向陪审团朗诵了一连串问题。我听见“谋杀罪”……“预谋”……“酌情从轻量刑”几个字眼。接着陪审团步出了法庭，我又被带回等待开庭时去过的小房间。我的律师过来看我，一开口便说个不停，而且他以往跟我说话时，从未表现出同等的自信和热忱。他认为事情很顺利，我只消在监狱待上个几年就能脱身。我问他若审判结果对我不利，是否有可能撤销原判，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当初的策略是尽量不提呈当事人的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反感；并解释说已经成立的判决不可能无缘无故撤销。这听起来理所当然，我也愿意接受他的逻辑。若是冷静地看待整件事，这其实再正常不过。要不然，每个判决都会是一张废纸，诉讼案件永远没完没了。“无论如何，”律师说，“您还是有权上诉。不过我相信结果会是有利的。”

除了这些困扰以外，我还不算太悲惨。就像之前提到的，坐牢的重点其实在于如何打发时间。自从我学会了回想过去，便再也没觉得无聊过。有几次我回想起自己公寓里的房间，在脑海中想象从一端出发，清点路上该出现的东西，再回到原点。刚开始很快就能走过一遍，但每次只要重新来过，花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我渐渐想起每一件家具，然后是家具上的每一样物件，物件上的所有细节和细节本身，像是锈痕、裂缝或者有缺口的边角，还有颜色或纹路。在此同时，我试着保全记忆中列表的连贯性，好最后完整地列举一遍。这样几个星期下来，光是数着我房间里的东西，就能花上好几个钟头。越是认真思考，就有越多忽略和遗忘的部分从记忆里浮现出来。结论是，我发现即使在外头仅生活过一天的人，都能在监狱里待上百年。他已有足够的回忆，让自己不感到无聊。如果单纯从这方面来看，可以说是个优点。

我们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将近四十五分钟左右，然后铃声响起。我的律师道：“陪审团主席即将宣读结论。您得等到宣判时才能进到法庭。”说完他便离开。我听到开关门还有上下楼梯的声音，但分不清他们是近还是远。接着，庭内传来低沉的朗读声。当铃声再度响起，我重新步入被告席，整个法庭的静默淹没了我。在这静默当中，我心中涌起一股古怪的感受，因为那名年轻记者避开了我的目光。我没有朝玛莉的方向看。我无暇多做这样的举动，因为审判长正用一长段拗口生硬的语句，告诉我将以法兰西公民之名，将我在广场上斩首示众。这一瞬间，我仿佛读懂了现场每一张脸上的表情。我想那该是种带有敬意的同情。法警对我相当客气。律师拍拍我的手背以示安慰。我脑中再没有任何想法，审判长却问我是否还有话想说。我思考了一下，回答说：“没有。”于是，我就被带离了法庭。

此外，还有烟瘾问题。当我进到监狱里时，皮带、鞋带、领带和口袋里的东西都一并没收了，包括我的香烟。一到牢房，我便请他们还给我，但他们回答说这是明令禁止的。刚开始几天真的很难过。没烟抽可能是最让我感到挫折的一环。我从床板拔下小块木片，含在嘴里吸吮；一整天焦躁地踱步，不时感到恶心想吐。我不懂为何他们要剥夺这种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权利。后来，我明白了这也是处分的一部分。不过这时我已经习惯了不抽烟，因而它对我也不再是一种惩罚。

5

他说自己曾就近观察，但没有任何发现。事实上，我没有所谓灵魂，没有一点人性，没有任何维系人心的道义准则能让我有所共鸣。“或许，”他解释道，“这不能怪他。我们不能埋怨他没有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但是在法庭上，我们必须舍弃宽容这种消极的美德，以或许有失人情，却更为崇高的公平正义来取代；尤其是当我们发现，像被告这样摒除一切普世价值的匮乏心灵对社会造成了危害，更应如此。”他接着谈到我对待妈妈的态度，并重申他在诘问时表达过的观点。但这次花的时间，比起分析我的罪行时长了许多，以至于到后来，我只感觉到炎热早晨的高温在我身上发酵。直到检察官忽然稍作停顿，我才回过神来。他沉默片刻后，以低沉、浑厚的声音说道：“各位陪审员，明天在这同一个法庭上即将审理的，是千夫所指的重罪：谋杀亲父。”据检察官所言，其罪行之凶残是超乎想象的，他并且坦言寄望法庭能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然而他也必须承认，弒父罪令他感到的丑恶与可憎，几乎比不上我的无动于衷所带给他的震撼。他说，一个在精神上杀害母亲的人，和双手染上至亲鲜血的人，一样为社会所不容，因为前者种的因可能导致后者结的果。他仿佛在发表某种预言，且极力加以辩证：“我深信，先生们，”他提高嗓音继续道，“当我说今天坐在被告席的这名男子，得一并为明天同一个法庭审讯的谋杀案负责，你们不会认为我言过其实。因此，他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伸手擦拭满脸晶亮的汗水，接着表示这是份沉重而痛苦的职责，但必定会坚决地执行到底。他认为既然我跟这个社会完全脱节，连其基本规范都不认同，便不该在无视于人心与生俱来情感的前提下，还央求自己的罪行受到宽恕与怜悯。“我请求以极刑作为处分，”他说，“而且我心中坦然，没有懊悔。尽管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难免面临将嫌犯求处死刑的时刻，这艰难的职责也从未像今天那样令我觉得适得其所。在眼前这张泯灭人性的脸孔所带给我的憎恶，以及舍我其谁、神圣不可侵犯的良心驱使下，我的信念从未如此坚定。”

3

当检察官回座后，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颇长的静默。我自己在炎热和震惊的交相荼毒下，只感到呆滞和错愕。审判长干咳了几下，低声问我是否有话要补充。我站起身来，由于想发表意见的欲望一时获得疏解，我脱口说出自己并非蓄意杀害阿拉伯人。审判长回说会将这段陈述纳入考虑范围，并表示截至目前，他摸不清我方的辩护论述架构，希望在律师结辩之前，能先请我针对犯罪动机做出说明。我回答说，那全是太阳惹的祸。因为急着回话，口中的字句糊在了一块儿，加上自己也觉得这个理由荒谬透顶，更显得慌乱失措。旁听席传出了笑声，我的律师无奈地耸耸肩，之后随即轮到他发言。不过他却说时间已晚，要求延至午后继续，审判长应允了。

有一天，看守员说我在这里已经过了五个月，我虽然相信他，却无法具体领会这句话的含意。在我看来，这只是同一天在我的牢房里不断重演，我也不停继续同样的动作来消磨时间。这天，看守员走后，我从铁盆上端详我的倒影，觉得即使自己试着对它微笑，它看起来依旧很严肃。我左摇右摆，看着那倒影在我眼前晃动，但它还是维持着严峻和阴沉的表情。一天将到尽头，又到了我不愿谈论的时刻，一个无以名状的时刻。此时，夜晚的声音悄悄地从监狱的每一层爬上来。我走近窗边，在最后的暮光中再次凝视我的倒影。它还是一样严肃，然而已不再令我讶异，因为此时我感觉自己也严肃了起来。刹那间，数月来第一次，我清楚意识到一个说话声，并认出那是每到傍晚便在我耳边回荡的声音。原来，这段日子以来，我一直在自言自语。顿时我想起妈妈葬礼上驻院护士说过的话。的确，这种状况谁都无可奈何，也没人能想象监狱里的夜晚是什么样的。

当天下午，大电风扇依旧翻搅着法庭里厚重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的彩色扇子全部朝着同一方向摆动。律师的结辩陈述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然而谈到其中某一段时，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说：“的确，我杀了人。”接着他又以同样的语气继续，亦即当他提到我时，使用了第一人称。我感到相当惊讶，忍不住向其中一个法警询问是怎么回事。他起先要我别作声，过了一会儿他才回道：“每个律师都来这一套。”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再一次将我排除在自己的案件之外，把我的存在降为零，还有从某种层面上，取代我的地位。不过，我觉得自己也已经完全从法庭沉闷的辩论中抽离。不仅如此，律师的陈述在我看来荒谬至极。他在预谋犯罪上的辩护只是匆匆带过，然后跟检察官一样，谈到我的灵魂。但比起后者，他在这方面的才华似乎逊色多了。“我也曾就近观察这个灵魂，得到的结果与这位杰出的检察署代表恰恰相反。我不费吹灰之力，便发现了被告的众多人格特质。”他说我是个善良正直的人，出勤规律未曾倦怠，忠于所属公司，受到所有人喜爱，并同情他人苦难。在他口中，我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奉养自己的母亲，是为人子女的楷模。毕竟，我只是希望在养老院里，年迈的亲人能够获得自己经济条件所无法提供的照料。“陪审团先生们，我很震惊本案中与养老院的相关诘问引起了这么大的骚动。因为归根究底，资助这些机构营运的，不正是我们的国家吗？这足以证明它们存在的莫大功用和必要性。”可是，他对葬礼这一环只字未提，我觉得这是他的辩护中明显的缺漏，但我已无心顾及；这些长串堆砌的词句、连日来的庭讯和不断在我的灵魂上打转的疲劳轰炸，让我感到一切就像一片浑浊乏味的死水，我晕头转向。

其余的，我没再想得那么远。前几个月的确很难熬，但咬紧牙关坚持住，也就过去了。例如，我对女人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感到痛苦难耐。我还年轻，这很正常。我从来不是特别去想玛莉，而是疯狂地想要一个女人，回想所有我认识的女子，当时我之所以喜欢她们的各种情况，然后让我的牢房里填满了每一张脸，被我的欲望所占领。这虽然让我失去心理上的平衡，但从另一个角度想，却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后来我获得了陪送餐员巡房的典狱长的同情。最初，女人的问题是他跟我提起的，因为这是其他受刑人抱怨的第一件事。我告诉他自己跟他们一样，并觉得这种待遇很不公平。“可是，”他跟我说，“这正是人家把你关在监狱里的用意。”我问：“怎么说？”“限制行动啊，不是吗？坐牢就是要让你失去自由。”我从来没想过这一点。“没错，”我点点头道，“不然怎么叫惩罚呢？”“对，你能懂得这道理很好，其他人就想不通，不过最终他们会有法子自己解决的。”说完典狱长就离开了。

我拒绝见监狱牧师，已经是第三次了。我没有话可对他说，也没有一点交谈的兴致，反正再过不久我就会见到他了。此时我感兴趣的，是逃过整个运作机制，找出这无法抗拒的结局，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我被换到另一间牢房，躺下来能看到天空，我也一直盯着它不放。我观察它脸上色彩的隐退变化，看着白日过渡到黑夜，每天就这样度过。我枕着双手仰卧，静静等待。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在脑海中搜寻例子，有哪个死刑犯逃出虎口，在行刑前消失，或是突破警戒线脱身的？然后，我不禁责怪自己对这些行刑记录未曾多加留意。关心这些事情绝对有其必要性。人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像所有人一样读过报纸上的报道，不过坊间一定另有些专题著作，只是我以前从未有足够的好奇心去翻看。要是看了，也许能从中找到关于越狱的描述，我就会知道命运的巨轮至少有过停摆的案例；在这无可逆转的既定安排下，有那么一次，偶然和机遇曾经带来了改变。仅仅一次也好！某种程度上，我相信那对我已足够，其余的我会自己想象。报纸上经常提起罪犯对社会有所亏欠，据他们所言，这笔债必须偿还，但这对想象力起不了作用。只要有一个逃亡的可能性，有机会跳脱无法避免的行刑仪式，朝开启无限可能的希望狂奔，那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所谓的希望，不过是逃跑途中，在街角被飞来的子弹击倒。然而，尽管思考得再周详，没有任何环节容许这小小的奢望，一切都事与愿违，法网恢恢将我禁锢。

她离开的同时进来的是个手上拿着帽子的男人，取代了她原来的位置。看守员领进另一名囚犯，两个人很快便热络地交谈起来，但音量只有之前的一半，因为会客室已从原先的嘈杂恢复到宁静。接着我右边的囚犯也被带走，他太太好像没注意到不再需要吼叫，还是高声对他喊道：“小心点，好好照顾自己。”之后便轮到我了。玛莉给我一个飞吻。我在走出会客室前回头望了她最后一眼，她一动也不动，整张脸贴在栏杆上，笑容因而扭曲、僵硬。会面过后不久，她写了封信给我，我不爱说的那些事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尽管如此，也无须过度加以渲染，而且在这上头我比其他人更轻易就熬了过去。在我被收押之初，最辛苦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思考模式还是跟个自由人一样，没有改变。举例来说，我会想到沙滩上，往海里走下去。想象第一波浪潮弄湿我脚掌，身体进到水里舒畅的感觉，一时之间牢房的四面墙就更充满了压迫感。不过这种情况仅持续了几个月，过后我的想法便跟普通囚犯无异。我在牢房里等待每天的庭院散步，或是律师来访的时刻。剩余的时间我安排得相当妥当。我常想若是有人让我住在一根枯树干里，天天无事可做，只能仰望那一小块天空的变化，最后我也会慢慢习惯。我会等着听路过的飞鸟或欣赏云朵的分合，就像我在牢里等着看律师的奇特领带，或是在另一个世界里，我耐心等到星期六，终于有机会抱着玛莉一样。而且仔细想想，我并不是待在枯树干里，世上比我更为不幸的人还有很多。这也是妈妈的看法，她以前经常这么说：人到最后什么事都会习以为常。

虽然我竭力理解，还是无法接受这种蛮横的结果。说到底，在奠定这个结果的判决和宣判后不可动摇的执行过程间，存在着荒谬与失衡。像是判决宣读的时间是在晚间八点而非下午五点，裁定的结果有可能完全不同，做出判决的是些经常更换衬衣的人，还有名义上代表的是法国国民（而非德国或中国）这样不精确的概念……这些变量，大大降低了决定本身的严肃性。可是我却得被迫接受，从判决确定的那一刻起，其效力是如此明确，如此严正，就像我身后紧靠着的这堵墙那般，丝毫不容改变。

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宁愿结束会面就此离开，鼎沸的人声令我很难受。然而另一方面，我又不想浪费与玛莉相处的机会。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玛莉和我聊了她的工作，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呢喃、喊叫、谈话互相交错。会客室里唯一静默的，只有我旁边这对彼此凝望的母子。不久，阿拉伯人一一被带走，从第一个人离开起，几乎大家都同时静了下来。矮小的妇人贴近栏杆，这时看守员向她儿子比了个手势。他于是说：“再见，妈妈。”她将手伸出栏杆，微微地、缓慢地向他挥手道别。

就这样，长时间的睡眠、回忆游戏、阅读那篇社会新闻，在日复一日的昼夜光影变换间，时间过得很快。我曾读到在监狱里待久了，会逐渐失去时间概念的说法，但那对我而言没有太大意义，当时我并不懂，原来日子能让人同时觉得漫长又短暂。漫长得度日如年不说，还膨胀到彼此交叠，最终界限消失，既定的名字也不复存在。对我来说，只有“昨天”或“明天”这种词汇还保有原意。

最后，我只记得当我的律师还在滔滔不绝时，冰淇淋小贩的喇叭声从路上穿透门窗，进入法庭传到我耳里。我脑海中不停涌现那些不再属于我的日子，当中有我最微不足道和最根深蒂固的欢乐回忆：夏天的味道，我所喜欢的社区，某个夜晚的天空，玛莉的笑声和洋装。困在这里的无用武之地和束手无策，顿时哽住我的喉咙，我心中只剩一个急切的渴望——叫辩论立刻终了，好让我能回到牢房倒头就睡。终于，我的律师在结尾大声疾呼，陪审团不会乐见一个老实的公司雇员，因为一时失常而被处死，并要求酌情从轻量刑，因为我将终身遭受良心的谴责，而那才是最严厉的惩罚。庭讯终止，律师精疲力竭地坐回椅子上。他的同僚们过来和他握手致意。我听到：“太精彩了，老兄。”其中一个甚至还寻求我的附和：“对吧？”我虽然点头赞同，但这客套的恭维没有多大说服力，我真的太累了。

在床板和草席中间，我找到一张几乎黏在席子上、发黄、接近透明的旧报纸。上头是一则社会新闻，虽然看不到文章的开头，不过整个事件应该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个捷克男子离开了生长的小村庄，希望能在外地成就一番事业。二十五年后，成功发大财的他带着妻儿衣锦还乡。他的母亲在家乡和他姐姐一起经营旅馆，为了给她们惊喜，他将太太和儿子安置在另一家饭店，然后自己到母亲的旅馆去；由于许久未见，母亲竟没认出他来。他突然想和亲人开个玩笑，当下要了一个房间过夜，还不吝于表现自己的富有。那天夜里，他母亲和姐姐用榔头将他杀害，偷走他的钱财，然后将尸体丢进河里。隔天早上，他的太太到旅馆来，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揭露了他的真实身份。最后，他母亲上吊，姐姐跳井。这个故事我读了有上千次。表面上，它看起来太戏剧化，让人难以置信；另一方面，却又很合乎常理。总之，我觉得这场悲剧有一部分得怪捷克男子自己弄巧成拙，这种事本来就不该随便闹着玩。

时间已近黄昏，室内也不再热气沸腾。透过路上传进来的声音，我想象夜晚的轻柔。我们全都留在法庭等待，而大家引颈企盼的结果只关乎我一个人。我再次环顾法庭，看起来跟第一天一样，没有任何改变。扫视中，我的目光与穿灰色西装的记者和机器般举止的女子短暂交会。这让我想起整个诉讼过程中，我没有去看玛莉一眼。并非我忘了她的存在，而是我脑袋里太忙乱。我看到她坐在赛勒斯特和雷蒙中间。她朝我微微招手，像是在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刻”，略带焦虑的脸庞对我微笑着。但我觉得整颗心像是封闭了起来，甚至没能回应她的笑容。

睡眠也是一个问题。一开始，我晚上睡不好，白天睡不着。日子慢慢过下来，我晚上睡得好些了，白天也还能睡一点。最后那几个月，我一天能睡上十六到十八个小时。换言之，只剩下六个小时得打发，还不包括吃饭、上大小号、回忆游戏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