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这时，他双手的动作透露出不快，不过还是重新坐正，一边整理牧师袍的皱褶。整理妥当以后，他称呼我为“我的朋友”，又说他这样对我说话并非因为我是个死刑犯，依他所见，世上每个人都被判了死刑。我打断他说这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再说，不管怎样，这种观点都不会带来安慰。“当然，”他同意道，“你说的没错。但就算你今天逃过一劫，死亡还是迟早的事。于是，同样的问题会再度出现。你要如何面对这令人畏惧的考验？”我回答自己会用和现在一模一样的方式面对它。

他看起来很疲倦，沉默了好一阵子，一旁不停记录谈话内容的机器还在继续嗒嗒响着，急忙跟上最后几句话。他面带忧伤，专注地凝视我，然后喃喃道：“我从来没见过像您这样顽固的灵魂。来到我面前的嫌犯，没有一个不在这个耶稣受难像前掉泪的。”我心想，那纯粹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但在脱口说出这句话前，我想起我也跟他们没两样，只是没办法将自己与他们联想在一块儿。法官站起身，像是要告诉我审讯业已告一段落。他最后又有些疲乏地问我是否对罪行感到后悔。我思考了一下，回答与其说后悔，不如说这对我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困扰。我觉得他听不懂我的意思，但这一天的对话到此结束，没再有任何进展。

听完他站了起来，直视我的双眼。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游戏。我经常跟艾曼纽勒或赛勒斯特比赛，结果通常是他们先认输避开我的目光。我立刻就看出来，牧师对这个游戏也很在行：他的眼神毫不闪烁。当他说话时，声音也很平稳：“难道你完全不抱任何希望？难道一直以来，你都认为死后自己的生命将完全消逝，没有什么会遗留下来？”我回答道：“对。”

我本想要他别再追根究底，告诉他这一点其实不怎么重要，但他打断我，站直了身子问我信不信上帝。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愤慨地坐回椅子上，对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相信上帝的存在，即使那些背弃他的人。这是他的信念，如果有天他对此产生了疑虑，那他的人生便将失去意义。“您想要让我的人生失去意义吗？”他叫道。在我看来这与我无关，我也照实告诉他。话才说完，他已经把耶稣推到我眼前，有些失去理智地对我喊道：“我是个基督徒，我请求他原谅你所犯的过错。你怎能不信他曾为你受难？”我清楚地发现他对我已经不再以礼相待，不过我也受够了。房间里的闷热让人觉得越来越沉重。习惯上，当我想摆脱某个难以应付的人，就会假意表示赞同。令我惊讶的是，他马上得意地说：“你看，你看！”他叫道，“你还是相信和愿意依靠他的！”当然，我否定了他的推论。他又跌坐回椅子上。

就是在这些思绪翻来覆去的时刻里，我又一次拒绝了监狱牧师的来访。我平躺着，从微泛金黄色的天空预见夏夜的降临。我刚刚驳回了自己的上诉，正感觉身体里的血液规律地循环着。我毫无会见监狱牧师的必要。接着，长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玛莉。她已经有好些时日没再写信给我。这天晚上，我仔细想了想，告诉自己也许她厌倦了继续当死刑犯的情妇；又或者她生了病还是过世了，这些都是可能的原因。我们分隔两地的躯体，已失去任何联系，也没有什么可供彼此追忆。再说，从推测她有可能死亡开始，玛莉的回忆对我已无关紧要。她一旦死去，我便不再感兴趣。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完全能理解自己死后，人们将把我遗忘。他们不会再跟我有任何关系。我甚至不能说这种想法会让我伤心难过。

我跟着看守员穿过一条长廊，步下楼梯，又走到另一条长廊尽头，才抵达会客室。阳光透过宽敞的窗口照亮室内，两道铁栅栏将房间分成三等分，中间部分占八到十米的距离，借此将囚犯和访客分隔开来。我端详在我对面的玛莉，她穿着条纹洋装，小麦色的肌肤一如往常。我这一头共有十几名囚犯，大部分是阿拉伯人。玛莉周围是些摩尔人，她两边的访客一个是全身黑色打扮、嘴唇紧闭的矮小老妇，另一边是臃肿的妇人，嗓门很大，还不停地打着各种手势。由于栅栏间隔了一段距离，访客和囚犯没有选择，必须高声说话才能彼此沟通。当我进来时，在赤裸墙面间反弹的回音，加上通过窗户玻璃后四散在房间里的刺眼光线，让我顿时一阵晕眩。我的牢房比起来宁静、阴凉多了。我得花上几秒钟适应，不过才一会儿，我就又能看清每张脸孔从大白天的光线里浮现。我看到有个看守员坐在两道栅栏之间的走道尽头。大部分阿拉伯囚犯和他们的家人都面对面蹲着，即使在一片嘈杂中仍能小声对谈。头上是不停交错的呼喊，他们喑哑的低语形成一股在背景中持续演奏的低音呢喃。这情况是我在走向玛莉时，很快地一并注意到的。紧贴在栏杆上的她，努力向我挤出笑容。我觉得她很美，却没想到该对她表达赞赏之意。

就在这个时候，监狱牧师突然进来了。我一见到他，禁不住微微打冷战，他看到后告诉我不要害怕。我说习惯上他总是在另一个时间过来，他回答说这只是一次友善的探访，与我的上诉没有任何关联，他对此也一无所知。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并请我过去坐在他身边，但我一口拒绝了。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他的态度很温和，很亲切。

过了些时日，我已不再将这份厌恶放在心上。其实，起初几天我还称不上真的在坐牢，只是漫无目的地等待有新的事情发生。这情况在玛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探监后，才有所改变。有一天我收到她的来信（信里写到她没法再来看我，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从这天开始，我才有了以牢房为家、生命就在此停滞的真实感。我被拘捕的当天，是跟其他几个囚犯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其中大多数是阿拉伯人。他们看到我先是一阵嬉笑，接着问我犯了什么罪。我说我杀了个阿拉伯人，他们便全部安静下来。不久，到了晚上，他们开始教我把睡觉用的席子从一端慢慢卷成圆筒状，好当作枕头。整晚都有臭虫在我脸上爬来爬去。过了几天，我被移送到个别的牢房里，可以睡在木造床板上，还有便桶和盥洗用的铁盆。监狱位于全城的制高处，从一扇小窗看得到海。某天就在我抓着铁窗栏杆，伸长脖子欣赏外头阳光普照的景致时，监狱看守员进来说我有访客，我猜想那应该是玛莉，也的确是她没错。

他持续坐了一会儿，手臂搁在膝盖上，低头盯着自己的双手，接着将它们缓慢地互相摩擦着。纤细而结实，它们让我联想到两只敏捷的小动物。之后他始终低着头，维持同样的姿势不动，就这样过了良久。有一刻，我甚至感觉自己忘了他的存在。

此外我还发现，直到现在我在死刑的执行上还有着错误的印象。我一直以为——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要走到铡刀之前，得先经由阶梯爬上断头台。我想应该是因为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也就是学校教的或给我们看的图片里，呈现的都是那样的场景。然而有天早上，我突然记起有场相当轰动的处决，报纸上刊登过照片。事实上，刑具是直接摆在地上的。那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装置，而且它比我想象中还来得窄。我奇怪自己居然没早点察觉。照片上的机关看起来做工精良、完善、闪闪发亮，令我印象深刻。人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总是会衍生出过于夸张的印象。事实却恰恰相反，行刑的安排一点都不复杂，刑具和受刑人位于同一个水平面，走过去就像迎向另一个人那样。这也叫人懊恼。登上断头台感觉仿佛升上天堂，赋予人一个具有安慰作用的想象。现有的行刑机制却破坏了这一切，人犯变成是含着耻辱，在严密安排下被审慎而精确地处决。

“喔，是吗？”男子回答。

我一直在思考的还有两件事：黎明和上诉。不过我尽量控制住自己不再去想，躺下仰望天空，强迫自己专注。当天色由蓝转绿时，我知道夜晚即将来临。另外，我也聆听自己的心跳声，来转移我的思绪。我不能想象这个一直伴着我的声音会有终止的一天。想象力向来不是我的强项，但我仍旧尝试模拟心跳声不再回荡于脑际的那一刻。然而无论多么努力也是徒然，黎明或是上诉的问题总是挥之不去。最后我决定，不去勉强自己才是明智之举。

“珍不肯照顾他。”她奋力叫道。

死刑犯一向是在黎明时分被押赴刑场，这我早知道。于是，我每晚都在等待这个黎明的到来。我从来不喜欢意外，当有事情发生时，我希望自己是准备好的。这便是为什么我每天只在白天小睡一会儿，整夜耐心守候，直至曙光从苍穹显现。漫漫长夜里最难熬的，是那段我预估他们通常执行押送的时刻。一过午夜，我便开始戒备等待。我的双耳从未听见这么多微弱的声音，又能一一分辨得那样清楚。而且，从某方面我可以说自己运气很好，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脚步声。妈妈常说祸福相依，世上没有全然不幸的人。当天空染上颜色，崭新一天的日光流泻进我的牢房时，我完全赞同她的说法；因为我也可能听见脚步声，然后心脏吓得蹦出来。尽管稍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便不由自主地冲到门边，惊惶地将耳朵贴在木门上，直到听见自己的呼吸，嘶哑一如老狗的喘息，惹得我自己心生害怕。但只要最后我的心脏还完好如初，知道自己的生命又可延长二十四小时，便能感到欣慰。

有些事我从来就不爱说。当我在监狱里待上几天后，我便知道自己以后不会想提起我人生中的这一段。

忽然，他抬起头面对着我说：“为什么你一再拒绝我的探视？”我回答说我不相信上帝。他想知道我是否真的确定这一点，我说我没必要思考这个问题，信不信上帝对我而言并不重要。他听完往后靠着墙壁，双手平放在大腿上，几乎看不出来是在跟我说话。他表示有时候我们自以为很笃定的事，实际上并非如此。我没有回话。他看着我问道：“你的看法是什么？”我回答说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无论如何，就算我不确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我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却非常确定。而他想跟我谈的话题，正好就是我不感兴趣的。

2

他转过头去，不再注视着我，但没有改变姿势，接着问我是否因为过于绝望才这么说。我解释说自己并不是绝望，而是害怕，这很正常。“那么上帝能帮助你，”他说道，“所有我见过与你相同处境的人，都转而求助于他。”我承认这是他们的权利，而且他们愿意付出那样的时间。至于我，我不需要帮助，也已经没有时间去为我原本不感兴趣的事情培养兴趣。

之后我经常见到预审法官，但每一次都由我的律师作陪。双方关心的仅止于让我进一步厘清之前陈述的某些重点。有时法官也和律师讨论我受到的指控，不过当他们谈论这些细节时，从来不留意在一旁的我。总之，渐渐地，侦讯的氛围有了转变。法官似乎不再对我感兴趣，某种角度上他就像已经结了案；再没跟我提起上帝，我也没再见过他像那天一样激动的模样。结果，我们的会面变得简短扼要许多。几个问题，和我的律师交换点意见，讯问就告终了。正如法官所言，我的案子进展得很顺利。有几次，当谈话内容不那么专业时，他们还会邀我一起加入。我开始能自在地呼吸，侦讯中没有人厉声严词地对待我，所有事情看起来是那么自然、按部就班，拿捏得恰到好处，我甚至产生“我是他们的一分子”这种荒谬的错觉。预审到了第十一个月时，我甚至发现，除了每次法官送我到办公室门口，拍拍我的肩膀以熟悉的语气说“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反基督先生”这短暂、令人满足的一刻以外，我几乎没什么好期待的。因为与他道别后，我就得被送回牢房里。

我们沉静了一阵，没再对话，玛莉始终对我微笑着。胖妇人朝我隔壁的人喊叫，他是个高大、目光坦率的金发男子，大概是她先生。他们继续着之前的话题。

白天时，我转而思考上诉的问题，并从中获益良多。我盘算各种可能，且在深思熟虑中获得最大的慰藉。我总是假设最坏的结果：上诉遭到驳回。“所以，我必死无疑。”但很显然，只是比其他人早一些。所有人都知道，人生并不值得走那么一遭。实际上，一个人是死于三十岁或七十岁并不十分重要，因为无论如何，自然有其他男男女女会继续活下去，而且活上千千万万年。总之，没有什么能比这一点更显而易见了；不管是现在还是二十年内，死的永远是同一个我。我这番理论唯一有点尴尬的是，一想到那可多活的二十年，强烈的欲望便在我心中翻腾。不过我只消想象这二十年中，当我还是得回来面对这一关时会作何感想，这股渴望便会被浇熄。可以确定的是，当人生走到尽头，死亡的时间和死法已不重要。因此（困难处在于不要忘记这个“因此”所代表的一连串辩证），我必须接受上诉遭到驳回的事实。

“都有，什么都不缺。”

此时此刻，经历了这许多心理建设，我才给自己探讨第二种假设的权利：上诉成功，获得减刑。麻烦的是得尽量平复这份让我全身血液逆流、眼眶泛泪的荒诞喜悦。我必须全神贯注来压抑尖叫，才能保持理智。我必须以平常心看待这个假设，那么我在第一种假设里的顺从和消极才算合情合理。一旦成功，我得到的是一个小时的平静。尽管时间不长，也已值得。

“怎么样？”她高声对我说，“你还好吧？不缺什么吧？该有的东西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