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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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所有过程进行得太匆忙、太过精准和自然,没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多少痕迹,唯有一件事例外——抵达村庄前,驻院护士曾跟我说话。她的嗓音很特殊,优美而颤抖,跟她的脸蛋完全不搭调。她说:“如果我们走得慢,很可能会中暑。可是如果走得太快,就会汗流浃背,进到教堂里容易着凉。”她说得有道理,这种状况进退两难,谁也无可奈何。此外,这一天在我脑海中还残留着几个影像,比如说,在村庄边界,当菲赫兹最后一次回到送葬队伍时他的模样:懊恼与痛苦的豆大泪珠滚落他的脸颊,被遍布的皱纹截断、分支又合流,在这心力交瘁的面容上化为一层光润的水膜。还有教堂和人行道上的村民,坟墓上的红色天竺葵,像支离破碎的木偶般昏厥的菲赫兹,撒在妈妈棺木上血色的红土和混在一起的白色根茎,人群、嘈杂声、村庄、在咖啡馆前的等待、无止境的隆隆汽车引擎声,以及当公交车驶进阿尔及尔明亮市区时我的喜悦,心想自己终于可以回家,倒头便睡上十二个小时。
饭后,我觉得有点无聊,开始在公寓里闲晃。妈妈在的时候还好,现在这里对我来说显得太大了,于是我将餐桌移进房间,生活起居全局限在卧室里。每天目光所及,就是几张座位有点凹陷的藤椅、镜子发黄的衣橱、梳妆台和铜床架,其余的空间成了无人使用的荒废区。为了找点事做,我拿了一份旧报纸来读,剪下克鲁申嗅盐的广告,贴在我搜集趣味消息的剪贴簿里。做完后我洗了手,走出房间坐在阳台上。
当天晚上,玛莉跑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她结婚。我说无所谓,如果她想结,那就这么办。接着她想知道我是否爱她。我的回答就像上次一样,问题本身没有意义,不过我想我大概不爱她。“那你为什么要娶我?”我解释这真的不是重点,既然她喜欢,结婚有何不可?再说,是她先来问我的,我只需要说声“好”,何乐不为?她反驳道:“婚姻是件严肃的事。”我回答:“我不这么觉得。”她听了,望着我好一会儿才说话。玛莉假设性地问,如果换成别的女孩子,一样和我这么亲近,我是不是也会同意结婚?我回道:“那当然。”她反过来问自己是否爱着我,这一点我不可能知道。语毕,又沉默了一阵子,她喃喃地说我是个怪人,虽然这可能正是她爱我的原因。但也许有一天,她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讨厌我。我不置可否,于是她笑着挽起我的手臂说要嫁给我。我答应她什么时候想结婚,我们就办婚礼。我跟玛莉谈到老板的提议,她说自己会很乐意到巴黎去。我告诉她,我曾在巴黎待过一段时间。她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那里蛮脏的,到处都是鸽子和阴暗的庭院,而且人的肤色很苍白。”
我醒来时,玛莉已经走了。她说过自己得上婶婶家一趟。我想起今天是星期日,这让我心烦。我从来就不喜欢星期日。于是我回到床上,在枕头里寻找玛莉头发遗留的海水味,然后又睡到十点;清醒后还继续躺着抽烟,一直赖到中午。我不愿意像往常一样到赛勒斯特那儿吃午饭,他们一定会问我关于葬礼的事,我不喜欢这样。因为家里没有面包且懒得下去买,我只煎了几颗蛋充当一餐。
之后,我们沿着干道散步,穿越整个市区。街上的女生很漂亮,我问玛莉有没有注意到,她点头称是,并说她懂我的意思。接下来一段路,我们没再交谈,不过我还是希望她能留下来陪我,一起在赛勒斯特那儿晚餐。然而尽管她很愿意,但因有事无法耽搁,所以走到我家附近时,我便跟她道别。她望着我发嗔:“你不想知道我究竟有什么事吗?”我确实很好奇,只是一时之间没想到发问,正是这一点让她愤愤不平。看着我发窘,她又笑了,整个人向我靠过来献上她的唇。
到了晚上,玛莉已经把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电影的许多桥段是挺滑稽的,但情节真是蠢得可以。我们并肩坐在戏院里,她的腿靠着我的,我抚摩着她的胸部。电影结束前,我笨拙地吻了她。散场后她便跟着我回家。
天色再次转变。屋顶上方,天空微微染红。随着夜晚的到来,路上也变得热闹,散步的人渐渐回笼。那位高尚的父亲又出现了,孩子们不是哭着,就是任大人牵着跌跌撞撞地向前走。没多久,社区里的戏院涌出散场人潮,年轻人的举止比平常感觉更为坚决有力,我猜他们看的是一部冒险电影。从市中心回来的则晚些才到,看起来比较严肃,虽然继续说笑,但偶尔会显得疲乏和若有所思。他们在街上逗留,徘徊在对面的人行道。社区里的少女手勾着手走来,男孩子故意迎上前与她们擦身而过,跟她们说笑,女孩们笑得花枝乱颤,频频回头看,当中几个我认识的向我挥手打招呼。
我请他进来坐,可他不愿意,只顾盯着鞋头和颤抖、长满斑疹的双手,低着头跟我说:“他们不会抓走它吧,默尔索先生?他们会把它还给我吧?我该怎么办好呢?”我告诉他,一般收容所都将狗保留三天,等主人来认领,期限过后,他们会视情况处理。听毕,他沉默地望着我,片刻之后道了声“晚安”。他关上房门不久,我听见他在房里来回踱步,接着是床架嘎吱作响,透过墙板,隐约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我仔细聆听后发现,原来他哭了。不知为何,我想起了妈妈。不过我隔天得早起,因为不觉得饿,晚餐也没吃,就这样直接上床睡觉。
五点一到,一班班电车在当当声中抵达,从市郊足球场载回一群群挂在车阶和栏杆上的观众。我从每个人随身带着的小行李箱看出,随后而来的班次载的是出赛的球员。他们大声唱歌,为自己的队伍高喊万岁,有几个抬头朝我比手画脚,其中一个还喊道:“我们赢了!”我回了一句:“干得好!”一边点点头。这时起,大批汽车开始涌入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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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过椅子学烟草铺老板跨坐,因为这样更方便、舒服一些。我抽了两根烟,走进房间拿了一块巧克力到窗边吃。一瞬间,天空变得阴暗,我以为要下雷阵雨,谁知乌云又慢慢散去;飘过的云层为整条路留下了雨的预兆,让景物变得深沉。我望着天空的变化出神,就这样过了良久。
玛莉走后,我上赛勒斯特那儿吃晚饭。用餐中,有个奇怪的娇小女人进来餐厅,问我可否一起坐。当然,我没有拒绝的道理。她的动作急促,精致的苹果脸上生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她脱下合身的外套,坐下来急躁地翻阅菜单,接着叫赛勒斯特过来,口气清晰又迅速地把餐一口气点齐。在等开胃菜的时候,她打开手提包,取出一张便条纸和铅笔,将账单总额先计算妥当,然后再拿出小钱包,给总数添上小费,整齐地摆在自己面前。这时,侍者送上开胃菜,她狼吞虎咽地吃光。等下一道菜的空当,她又从包包里取出蓝色铅笔和一本杂志,上头列着本周的电台节目。细心地、一个接一个,她几乎勾选了所有的节目。那本杂志大约有个十来页,用餐过程中,她一直巨细靡遗地重复同样的动作,我都已经吃饱了,她还在埋头苦干。过了好一阵子,她才站起身,机械般精准地穿回外套,快速离开餐厅。由于无事可做,我跟着走出去,尾随在她后头。她沿着人行道边缘行走,以不可思议的敏捷和自信直线前进,既不曾稍有偏差,也不回头观望,没过多久便从我的视线中消失。回家的路上,我回想着她怪异的行径,不过很快这件事就被我抛诸脑后。
经过昨天的折腾,起床真是件苦差事。在浴室刮胡子的时候,我琢磨着待会儿要做什么,最后决定去游泳放松一下,于是搭了电车到港口的海水浴场,扑通一声跳进水里。这天有很多年轻人在戏水,当中我遇到了办公室以前的打字员玛莉·佳多纳。跟她共事的时期我曾经很渴望她,我相信她也有同感,可惜她不久就离开了,我们根本没机会发展。我帮她爬上游泳圈,在动作中碰到了她的胸部。我继续留在水里,她则躺在游泳圈上,转头对着我笑,脸上沾满发丝。接着,我也爬上去到她旁边。天气很宜人,水温很舒适,我半开玩笑地头往后仰,靠在她的肚子上;她什么都没说,所以我就这样躺着不动,睁开眼尽是晴空万里,蓝金色的天空,后颈感觉玛莉的肚子缓缓地起伏。我们半睡半醒地在游泳圈上待了许久,当阳光开始变得太热,她潜入水里,我跟着下去,追上后拦腰把她抱住,一起并肩游水。她始终开心地笑着。当我们在岸边弄干身子时,她对我说:“我晒得比你还黑。”我问她晚上要不要去看场电影,她又笑了,回答说想看一部费尔南德尔<a id="jzyy_1_25" href="#jz_1_25"><sup>(1)</sup></a>演的片子。我们换好衣服出来,她惊讶地发现我打着黑领带,问我是否正在服丧。我告诉她妈妈过世了。她想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回答:“昨天。”她听了以后脸色微变,但没表示什么。我本想跟她说这不是我的错,不过还是把话咽了回去,想起同样的句子我已经跟老板说过了,结果也是无济于事。尽管如此,人生在世总是免不了有点罪恶感。
在家门口,我遇到了老萨拉曼诺,我请他进房里坐。他告诉我狗确定失踪了,因为它不在收容所。那里的职员猜想它有可能是被车撞了,他于是问他们能否到派出所确认,无奈他们说,这种事几乎天天都有,派出所不会有任何记录。我向老萨拉曼诺提议再养一只,他摇摇头说已经习惯了原来那只。的确,他说得有道理。萨拉曼诺坐在餐桌前的椅子上,我则蹲在床上。他面向我,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头上还戴着旧毡帽没有摘下,从枯黄的胡子下含糊地吐出字句。他让我觉得有些厌烦,但是我没啥事可做,又一点也不困。为了找点话说,我便跟他谈那只走失的狗。他说自己是在太太死后开始养的。他年纪不小了才结婚,当兵时他常参加军队的戏剧演出,演戏是他年轻时的梦想。虽然最后进了铁路局,他并不后悔,因为现在他有一笔小小的退休金可领。他与太太过得不算幸福快乐,但已经非常习惯她的陪伴,当她走后,他觉得格外孤单。因此,他跟铁路局的同事要来这只狗,抱回家时它刚出生没多久,得用奶瓶来喂。只是由于狗的寿命比人短,到后来他俩可以说是一起变老的。“它的脾气很坏,”萨拉曼诺说:“我们经常犯冲,可它还是只好狗。”我说看得出它是名种狗,萨拉曼诺听了显得很得意。“真的,而且你还没看过它生病前的模样,”他解释道,“它最漂亮的就是那一身毛。”自从狗儿生了皮肤病,萨拉曼诺每天早晚替他上药。不过老人家说,它真正的病是衰老,而那是永远治不好的。
睡醒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老板听到我要请两天假显得不太高兴,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我当初没想到这一点,起床时才发觉。他必定是料想这一来,加上星期日我就有四天的假,当然开心不起来。不过第一,妈妈被选在昨天而不是今天下葬可不是我的错;第二,无论如何,周六和周日我都放假。虽然如此,我还是能理解老板当时的心情。
听到这里我打了个哈欠,老人家于是说他该走了。我请他多坐一会儿,并告诉他我对狗的遭遇感到很遗憾。他对我表示感谢。他说妈妈非常喜欢他的狗。提起妈妈时,他称呼她为“你可怜的母亲”。他料想妈妈走后我一定很难过,我没有作声。接着他快速又有点尴尬地说,他知道社区里,大家因为我把妈妈送到养老院,而对我印象不佳,但是他清楚我的为人,也知道我很爱妈妈。我说自己一直没意识到(而且到现在还搞不懂原因),这件事让别人对我有了不好的评价,但既然没有足够的钱请人照顾妈妈,在我看来养老院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何况,”我继续说,“她已经很多年都没话跟我聊,自己在家闷得发慌。”他赞同道:“对啊,至少在养老院里,她有许多朋友。”然后他说想回家休息,起身告辞。他的生活如今已完全改变,这让他有些手足无措。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第一次腼腆地向我伸出手,握手时我能感觉到他手上粗糙的痂皮。离开前他微笑着说:“我希望附近的狗儿夜里别乱叫,不然我会以为是我的狗回来了。”
雷蒙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他说有个曾听他提起过我的朋友,邀请我星期天到他在阿尔及尔近郊的海滨小木屋玩。我说虽然我很乐意,但那天我已经答应要陪一个女孩子。雷蒙听了毫不犹豫地要我邀她一起过去,并表示他朋友的太太在男人堆里能有个女生做伴,铁定会很开心。
他们走后,路上逐渐变得空无一人。下午场的表演应该都开始了,街道上只剩看守的店员和猫。沿街竖立的榕树上,天空纯净无云,却不见灿烂阳光。对面烟草铺的老板搬出一张椅子,摆在店门前的人行道,整个人跨坐上去,两只手靠着椅背,刚才挤满人的电车现在几乎是完全净空。烟草店旁是间叫作“皮耶侯之家”的小咖啡馆,侍者在空荡荡的餐厅里清扫地上的碎屑。这真是再典型不过的星期天午后。
我本想就这样挂断,因为我知道老板不喜欢我们在上班时讲私人电话,然而雷蒙却叫住我,他没等到晚上再向我提出星期天的邀请,事实上是有另一件事想通知我。他整天都被一群阿拉伯人跟踪,他那个已经分手情人的哥哥也在其中。“如果傍晚回家时你在公寓附近看到他,记得告诉我。”我答应他会帮忙注意。
我的卧室面朝城区的干道。这天下午天气晴朗,路面油亮,行人稀疏且匆忙。我先是看见一家人外出散步,领头的是两个穿水手服的小男孩,短裤长过膝盖,在他们僵挺的套装里显得笨手笨脚;其次是个别着粉红色蝴蝶结的小女孩,脚上穿着黑色漆皮鞋;殿后的是一身棕色丝绸洋装、体积庞大的母亲,还有颇为瘦弱、矮小的父亲。他是这附近的熟面孔,我一眼便认了出来。他戴着窄檐扁草帽,打了领结,手上拿着柺杖。看到他跟太太这样走在一起,我便了解为什么大家说他是个高尚有教养的人。他们经过不久,又来了批社区里的年轻人,一身油头、红领带、强调腰身的西装外套、绣花口袋和方头鞋的打扮。看他们这么早出发,一边大笑一边赶着搭电车,我猜想他们是要去市中心的戏院。
挂完电话不一会儿,老板便要见我,当下我还以为他是为了叫我少讲电话多做事,顿时心烦了起来,后来发现完全不相干。他说要跟我谈一个尚未成形的计划,同时征询我的意见。老板有意在巴黎设办事处,于当地直接处理和大公司的往来业务,问我是否愿意过去。这样一来,我可以住在巴黎,一年之中也有机会四处走走看看。“你是年轻人,我认为你应该会喜欢这种生活。”老板说。我对职务调动虽然表示同意,但去不去巴黎我其实无所谓。他听了问我难道不想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我回答说,生活方式是改变不了的,况且每种生活都有它好的一面,我对现状并无任何不满。话一说完,他显得有些不快,批评我总是答非所问,缺乏雄心壮志,而这一点在商业界是致命伤。谈话结束,我回到座位上继续工作。当然,我不是故意惹得老板不高兴,只是我没有理由改变现在的生活。仔细想想,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有很多这类的理想抱负,然而自从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学业,我很快就了解那些实在一点也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