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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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辞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睑轻轻合拢。与此同时，她七十九年来所怀有的梦，便如落在柏油路上的夏日阵雨一样悄然逝去，了无遗痕。

我无意自我辩解。至少这里表述的是现在我所能表述的一切。别无任何补充。但我还是这样想：如若进展顺利，或许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后可以发现解脱了的自己。到那时，大象将会重返平原，而我将用更为美妙的语言表述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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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共有三个叔父，一个死于上海郊区——战败第三天踩响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来的第三个叔父成了魔术师，在全国各个有温泉的地方巡回表演。

关于好的文章，哈特费尔德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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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b>尺度</b>。”（《心情愉悦有何不好》，一九三六年）

问题是，直言不讳是件极为困难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讳，直率的言语越是遁入黑暗的深处。

我再说一次文章，最后一次。

我偶然搞到的第一本哈特费尔德已经绝版的书，还是在初中三年级——胯间生着奇痒难忍的皮肤病的那年暑假。送给我这本书的叔父，三年后身患肠癌，死的时候被切割得体无完肤，身体的入口和出口插着塑料管，痛苦不堪。最后见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红，萎缩成一团，活像狡黠的猴。

于是我一手拿尺，开始惶惶不安地张望周围的世界。那大概是肯尼迪总统惨死的那年，距今已有十五年之久。这十五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里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他将这种无可救药的战斗锲而不舍地进行了八年零两个月，然后死了。一九三八年六月一个晴朗的周日早晨，他右臂抱着希特勒画像，左手拿伞，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天台上纵身跳下。同他生前一样，死时也没引起怎样的反响。

至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我无从断定。心情变得痛快这点倒是确确实实。然而每当我想到临终时身上将剩何物，我便感到格外恐惧。一旦付诸一炬，想必连一截残骨也断难剩下。

文章的写法，我大多——或者应该说几乎全部——是从哈特费尔德那里学得的。不幸的是，哈特费尔德本人在所有的意义上却是个无可救药的作家。这点一读他的作品即可了然。行文诘屈聱牙，情节颠三倒四，立意浮浅稚拙。然而他是少数几个能以文章为武器进行战斗的非凡作家之一。纵使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我想其战斗姿态恐怕也毫不逊色。遗憾的是，这个哈特费尔德直到最后也未能认清敌手的面目，这也正是他的所谓无可救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