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琴
“等等。”
赔偿的事有了眉目，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趁着房屋尚未最终交割，我准备去麻烦一下我的老朋友赵同彬，看看能不能在他的公司里找点事做。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曾为同彬看过相。他让我把同彬当成一辈子的朋友来交往，言下之意，到了危急时刻，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我给他打了一天的电话，他的手机都在关机状态，心里就有点犯嘀咕。
她一说“等等”，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当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去饭馆喝酒。我狠了狠心，决定好好犒劳自己一番。我点了平常最爱吃的鱼香肉丝和宫保鸡丁，外加一盘炒猪肝，津津有味地喝了半瓶酒。就算眼泪止不住地落在酒盅里，二锅头还是他娘的二锅头，喝上去还是那么的带劲，我那山穷水尽的日子，也还过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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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龙潭只呆了七个月。我倒也不是嫌钱少（老板所许诺的工资，事实上只能领到一半），而是夏日将近，天气渐热，十几个人挤在简易的石棉瓦板房里，那股腥臊味实在让人受不了。经人介绍，我去了上会，帮人照看鱼场。有一个安徽人在那里包了一块湖面养鱼。那年初冬，附近的化工厂向湖里偷排污水。我早上一觉醒来，就看见湖面上白花花一片。层层叠叠的死鱼与吐着白穗子的芦苇荡连接在一起，初一看，还以为湖上下了一夜的大雪呢。我随后就离开了那里，辗转来到了新丰镇，在那里的中心小学做勤杂工。
各位尊敬的读者，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新春的钟声在二〇〇七年除夕之夜敲响，我的故事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我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在邗桥的图书馆看过百十来本书，这大概就是我全部的文学积累。您知道，我这个人知识贫乏，见解浅陋，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才华。我之所以决定写下这个故事，就像春琴所说的，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头脑中活生生的人物不会随着故乡的消失而一同湮没无闻，如此而已。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也还读得下去，我要感谢你的耐心与大度。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故事，我也只能对你说声抱歉。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话要讲。
同彬后来到邗桥来找过我一次。那时，邗桥新村的公寓已经易主，我去了距离邗桥四十公里外的一个名叫龙潭的地方，在一家建筑工地打零工。中午回到宿舍，看见床上的手机上有八九个未接电话，都是同彬打来的。我没给他回电。
不过，就在这个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原先未曾料到的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和走向。在这里，为谨慎起见，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略作说明。
“你这个人，还真的有些变态。”
我进了春琴的屋，看见床头的电视机上罩着一个红色的灯芯绒布套，屋里空无一人。夏桂秋一边打牌，一边转过身来对我说：“兴许是她嫌我们吵了，下楼兜圈子去了。”我问她龙冬去了哪里，夏桂秋正忙着吃碰，没再搭理我。我在客厅里勉强呆了半小时，在哗啦哗啦的洗牌声中如坐针毡，出了一身汗。起身告辞时，正赶上一副牌结束。夏桂秋歪过身子，看了看下家老头的牌，笑道：
我知道外面正在下雪。
夏桂秋为我开了门。她没再喊我舅舅。她只是愣了一下，随后笑道：“噢，我当是谁呢！”她正和另外三个人在客厅里打麻将。两个女的，一个老头，我都不认识。随后，夏桂秋望了我一眼，补了一句：“她在北屋看电视。”
借着快要燃尽的油灯的光亮，我看见南窗外的大雪纷纷坠落，无声、缓慢而坚定。它静静地落在便通庵的屋顶上、池塘边，落在新田的茶垄和果树林中，落在赵锡光坍塌的宅邸里，落在王曼卿早已荒芜的花园中。我知道，此刻飘落在荒寺里的雪，也曾落在故乡黄金般的岁月里，落在永嘉时浩浩荡荡的扬子江上，落在由山东琅琊来到江南腹地寻找栖息地的那批先民们的身上。
我在走出小区大门的时候，看到新珍拎着一兜土豆和番茄，戴着一块乡下人的旧方巾，正从菜场的大铁门里出来。我一时没想好跟她见了面该说些什么，就闪到了门房边一个垃圾桶的背后，没再与她搭话。
春节过后，在同彬一再的怂恿下，我开始将初稿工工整整地誊抄在干净的稿纸上，准备将它寄到南京的一家出版社去碰碰运气。按照我与春琴的事先约定，每天傍晚，我都会把当天抄录的部分一字不落地读给她听。此时的春琴，早已不像先前那样，动不动就夸我讲故事的本领 “比那独臂的唐文宽不知要强上多少倍”，相反，她对我的故事疑虑重重，甚至横加指责。到了后来，竟然多次强令我做出修改，似乎她本人才是这些故事的真正作者。我发现，自从去年年底我与她办了结婚证之后，从前那个野性未驯、蛮不讲理的少女的幽灵，渐渐在她身上苏醒了。当她一边飞快地结着毛衣，一边指责我“瞎编”、“生生变变（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胡说八道”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恼火与怒不可遏。如果你觉得，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的所谓意见完全可以置之不理，那就大错特错了。拒绝修改的后果，要比“再也不给你买烟”这样的威胁严重得多。
在玄武区“同泰花园”的一个双拼别墅前，我见到了同彬的父亲长生。他正在院子里的紫藤花架下打瞌睡。长生七十多岁了，有点轻微的老年痴呆，但气色却很好。他说装修这一行在南京是越来越难了，早在一年前，同彬已把主要的业务都移到了山西。他们夫妇俩，现在有一多半时间都待在那边。可具体在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他说新珍去菜场了，一会就回来。她对儿子的情况比较熟悉。老人挣扎着起身，要拉我进屋去泡茶。我按住了他。我说，我来南京办事，顺道过来看看，没什么事情。既然同彬不在，下次再来会他。
举例来说，故事中的马老大这个人物刚出场的时候，为了交代她的生平，我讲述了她与摸骨师吴其麓之间的一段交往——说实话，文字中颇多狎邪床笫之辞。我正读得高兴，没想到春琴忽然对我喝道：
我决定直接去一趟南京。
我婶子的骨灰落葬那天，我曾回过一次朱方镇，给她老人家运去了一块大青石做墓碑。办完这件事后，我按照龙英告诉我的地址，去探望春琴。那时，她已经搬到了平昌花园小区的一个单元楼里。
第二天早上，喷薄而出的朝阳透过积雪的窗台，照亮了床头一面熔铁般的圆镜。火焰般细碎的光影，微微颤动着，舔着床头的白墙。春琴从睡梦中醒来，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翻身坐起，甚至都没来得及把“怎么就睡得这样死”这句话说完，就一头栽倒在床上，拉上被褥，再次沉沉睡去。
我最后的落脚点是青龙山的采石场。如果你的记性足够好，应该还能记得，在我小时候，我父亲曾来这里开矿炼铁。我在采石场的传达室当了一名看门人。这个地方，离我的老家朱方镇，只有十八华里。
我悄悄地下了床，穿上衣服，拉开门，一个人走到了屋子外面，望着这片静谧、空旷的雪原，在凛冽的寒风中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慢慢地，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带路似的，我每搬一次家，就会离老家更近一些。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我只不过是在频繁地变更工作，漂泊无着，而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我暂时还不明所以的方式，踏上了重返故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