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琴

我说：“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没那么多讲究。明天一早，我就去街上再买一张新床。今天晚上，不妨就先对付一下。”

灶屋的屋顶坍塌了一块，灶台上落满了树叶和碎瓦，其他的部分基本上完好无损。透过朝北的窗户，可以看见冷杉林中蜿蜒东去的金鞭湾，它绕过远处村舍的废墟，一直通往长江边的衰草连天的船坞码头。

春琴又发了半天呆，这才拿起筷子，心事重重地开始吃面。

早在一九七三年春天，随着从合肥来的三个知青在村里落了户，便通庵被改建成了一个四间的瓦房——三间宿舍，一间灶屋，外加一个简易厕所。

我见她十分认真地说了上面这番话，心中虽感到有些可笑，为了不让她生气，还得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假装对她的这种异想天开信以为真。

我坐在井台边的一块石头上抽烟。

“这样岂不更好？”我笑着对她说，“我们一家人，总算在这里团圆了。”

同彬正探身朝井里丢下一块石子，来探测井水的深度。他抬头白了我一眼，盯着我看了很久，仿佛在想着什么心思，目光中尽是疑惑和茫然。随后，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土，说了句“我去转转”，就走开了。

春琴立刻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骂道：“呸，谁跟你是一家！”

春琴抬头看了看屋顶和房梁，随后又道：

庄稼盖满了沟。

“便通庵，是你爹当年上吊寻死的地方。孙猴子一个跟头翻出去，十万八千里，临了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小河的水清悠悠，

她见我没明白她的意思，随即又解释道：“想想看，你爹要寻死，什么地方死不得？为何会单单挑中这么一个破庙？再说了，我们这个地方，方圆几十里，所有的村子都被拆得片瓦不存，为什么只有这座便通庵能够保留下来？”

我们出了门，来到了屋前的一个井台边上。我忽然对同彬感慨说：“要是春琴不肯去南京，我和她在这座破庙里住几年也挺好，连锅灶都是现成的。”

我提醒她赶紧吃饭，碗里的面都已经糊掉了。春琴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最西面的一间房被杂草封住了门，里边堆满了锈迹斑斑的农具。钉耙、锄头、铁锨、洋锹、连枷，一应俱全。墙角甚至还搁着一摞草帽和斗笠，不过早已烂成了灰。

“房子里只有一张床，晚上我们两个怎么睡？”

付瑞香曾经住过的宿舍墙上，贴满了当年的《新华日报》。朝南的窗台上，搁着一盘蚊香，一包火柴，都积满了灰尘。原先搁床的地方，留下了两摞青砖，床板早已不知了去向。地上厚厚的尘土和纸屑中，还能隐约看见一只绿色的塑料凉鞋。同彬站在窗前，对着墙上的一张一九七四年的元旦社论，看得津津有味。他见我进屋，转过身来，朝我诡异地笑了笑，问我知不知道他当年也对小付害过一阵子相思病，“毕竟是城里来的姑娘，一举一动都让人看着眼热。她穿着雪白的衬衫，草绿色肥大的军裤，那样子，我怎么也没看够。”

大约七八分钟之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他那高亢而沙哑的歌声。

“你是什么意思？”我吃惊地望着她，实在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等到月亮升起来，我看见他的身影出现在了养猪场的荒草丛中，徘徊于金鞭湾排灌站的水闸上，隐现于黑黢黢的松林之间。就这样，他在阒寂无人的野地里漫无目的地到处乱闯。只有当他点烟的时候，我才能看见他那张兴奋的脸。可说实话，我不明白他为何突然表现得这么激动。最后，在溶溶的月色中，他独自一人，沿着那条荒废的水渠，渐渐走远了。

春琴接着道：“别忘了，你爹是个算命先生。他在死前一定已经算出了几十年后的运数，料定了我们有朝一日会回到这座破庙里，重新回到他的身边。世上的一切事，不论大小，其实通通都在你爸爸的掌握之下。”

同彬没头没脑地绕着便通庵转了两圈，随后，他嘴里哼着小曲，径自往西去了，慢慢融入了愈加浓重的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