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琴

当天晚上，长生起夜时在厕所里跌了一跤，没等天亮就走了。

桂秋送了一壶开水进来。她说她已连续几天没合过眼了。现在总算有个人换一换，她要去好好补一觉，有什么事就叫醒她。

春琴已经喜欢上了我写的那些故事。每天晚上，她都要逼着我将当天写完的故事读给她听。我在写作的时候，她总爱坐在我身后的一张木椅上做针线。有时，我实在受不了背后有人的感觉，就劝她出去，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春琴说：“你写你的。我不吵，也不闹，碍你什么事？你写不下去，卡了壳，就问问我，我来替你编编。”我也只好随她去。时间一长，慢慢也就习惯了。

坐在春琴的床边，看着她的喘息一点点地微弱下去，看着她胸脯起伏的间歇越来越长，越来越弱，嘴里发出的嘶嘶声，也终于小得几乎听不见了。我知道她的生命正在无可挽回地渐渐衰歇，就像行将燃尽的灯芯，发出的光亮一点点地暗下去，暗下去。我抓住她的一只余温尚存的手，可就是这么一点温温的热量，也正在一点点地变冷。我呆呆地望着她，脑子里乱糟糟的。那时我已经知道，龙冬因为吸毒被抓，已被送去强制戒毒了。我身边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

第二年初春，龙冬从戒毒所回到了朱方镇。他在一家名为“莲美”的台资化工企业找到了一份工作。夏桂秋在镇江跟人姘居了一段日子，得了乳腺癌，仍旧燕还旧巢，回到了龙冬的身边。桂秋的手术据说很成功，康复后不久，她就和龙冬买了礼品，来新田看望春琴。桂秋仍叫我舅舅。可她在叫春琴妈妈时，春琴只是笑了笑，没有搭腔。春琴给她端来了一大碗鸡汤，一边看着她喝完，一边劝她，等养好了身子之后，再找个好大夫看看，好歹生下个一男半女，日后老了也有个依靠。桂秋皱着眉头，一脸苦笑。

我问他是不是还在听，同彬说：“你说，我在听。”

春琴不知道的是，桂秋在做手术的时候，医生为了阻止雌性激素的过量分泌，顺便替她切除了卵巢。

我跟他说了说春琴的事。开始还好，说着说着就悲不自胜，嚎啕大哭。电话那头是长时间的静默。

端午节刚过，我们在池塘边种下的小麦已到了开镰收割的时节，梅芳和银娣都来帮着收麦。

我从永胜家出来，在经过农业银行门前的公共电话亭时，又给同彬打了个电话。聊到春琴，我跟他提起了春琴口中的那段陈年往事。听得出，在电话的那一端，同彬一直在笑，末了，他这样劝我说：

同彬见到我，嘴角挂着洋洋得意的微笑，像是在炫耀似的对我道：“没想到吧！什么叫做千里大营救？！”

“既然她一口咬定你就是她弟弟，你干脆就顺水推舟，认她做个姐姐，岂不更好？”

出租车在沪宁高速上疾驰的时候，同彬已经给朱方镇中心医院急救中心打了电话，因此急救车比他早了二十分钟抵达平昌花园小区的门口。

我对同彬说，第一，我并不是她弟弟；第二，我心里根本就不想做她的什么弟弟。我想成为她法律意义上的丈夫。

“你别管我在哪里，”同彬道，“你他妈先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夏桂秋也来了。春琴担心她的身体，只让她在灶下烧火。

其实，我也不指望他能帮上什么忙，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从同彬“你老人家终于想起我来了”这句有些讥讽的话中，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人间蒸发”仍然余怒未消。我问他人在哪里，同彬立刻敏锐地觉察到了我声音中的异常。

十月初的一天，长生在南京病逝。据同彬后来说，人老了，受不得半点刺激。都说是风烛残年，一点不假。那天晚上，他们一家人好端端地围着餐桌吃晚饭，长生不知怎么就提到了村里的老牛皋。新珍随即应了一句，告诉他，老牛皋去年冬天就没了。谁知长生听了这句话，人就呆了。他把筷子放下来，眼睛定定地看着新珍，感叹道：“牛皋的命那么硬，居然也死了？”新珍笑道：“又说呆话。人就是活上一千年，临了不还得死？”

我拨通了同彬的电话。

我在给他打电话的那个时候，他人还在山西的长治。他放下电话，要驱车220公里，才能抵达太原的武宿机场。由于晚上没有直接飞禄口的航班，他必须搭乘十点五十五分的班机，先飞上海，然后再从虹桥机场钻进一辆出租车，用“能开多快你他妈就开多快，要多少钱老子都给你”这样的话对司机软硬兼施，才能于第二天凌晨四点抵达朱方镇。

同彬打断了我的话，笑着问我：“老兄，我怎么听不懂你话里的逻辑？做她弟弟，跟成为她丈夫之间矛盾吗？不矛盾，一点也不矛盾。”

即便在这个时候，同彬都保持着夸大其词的习惯。他所说的“马上就到”，意味着什么呢？

10

当我在向他描述夏桂秋的为人时，同彬终于有点不耐烦了。他打断我的话，说道：“什么都别说了。你等着，我马上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