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别的邻居们呢？”

总编的复信更其简短，仅两个字——“佩服”。

“二婶是好人……”

像马婶自己说的那样，中午从车间到食堂的路上，她走着走着，跌了一跤，就死了。

她看了看手表，抱歉地说：“真遗憾，我没时间了，还有别的事儿。不过欢迎你们明天派记者到厂里来调查了解一下。”说罢，毫不动摇地坐进车内，大声吩咐司机：“开车！”

马婶死了。

第五天，果然有一位记者来到了厂里。调查的结果是——所谓“劳民伤财”，不过是开了四十分钟的追悼会，几丈黑布，一卷白纸而已。事实亦是如此。“停产一日，兴师动众”也纯属夸大其词——只有五分之一不到的人停产半日。绝大多数工人开完了追悼会就回各车间干活去了……

还有马婶，她曾与之分钱又与之集资的老搭档。

因而本市的老百姓又创造了另一个词取而代之——“安排”。

“您想错了！”她仍微笑着说：“我不是来向你们赔礼道歉的。我是亲自来向你们提出抗议。你们预先不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结果不但损害了我们厂的荣誉，也损害了一位无辜的死者的荣誉。我以我们厂，也以死者及其家属的名义，郑重通知您，要对贵报进行法律上的起诉。至于谈到我们厂的组织纪律性，我十分惊讶您居然不知道，它是前不久唯一被评为市厂纪厂风优秀单位的集体企业。而我的工人们到贵报来不是无缘无故的。咱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得明白，叫做‘众怒难犯’。这是我们所聘请的律师的名片，您收好。请今后不要为此事给我本人挂电话了，我目前工作很忙，接下来应该是你们和我们的律师打交道了……”

生活淘汰一类人比舞台淘汰一类明星更迅速。

对方一时望着她发起愣来。

“忽悠”一词，仍在民间广为应用。但到了一九八六年，无论公对公还是私对私，或者公对私或者私对公，办任何事情光靠能“忽悠”是办不大成了。

第六天，晚报上登出一篇和登在“群众之窗”专栏上那封“批评信”字数差不了许多的自我批评文章——当然是报社的自我批评文章。并且加了编者按，引为缺乏调查了解的教训。

她忘不了那个夜晚，当她把那张七千多元的存折送给她的小伟时，他是怎样拒绝的。他时而咆哮，时而又冷言相向，直到连她自己也像他那样蔑视自己分钱后吃利息过小日子的念头，直到她觉得原已不容易开始淡漠的创业发展的想法再一次清清楚楚，结结实实地从心底站起。五年，她已经离开那个拉紧窗帘点着票子设计宽裕生活的徐淑芳非常非常遥远了，但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忘掉那个烛光迷离的夜晚，就像一个人忘不了旅程中最难逾越的那道障碍，而这障碍是他以他的方式帮他逾越的，虽然他那时是那么野，那么凶，虽然他呵斥讥讽得她痛苦了许久……

她也就相应地从法院撤回了起诉书——将它寄到了报社，以证实“咱们法庭上见”，不是威胁对方的谎言。

“现在为什么要想到他们呢？”

同时致信报社总编，只一句话——“我是个不爱在这类问题上开玩笑的人。”

她从容告辞。走到门口，转回身又微笑道：“我不对您说再见。让我对您说——咱们法庭上见。”

马婶却说：“空出那么一间屋子，让我整天守着屋子干吗呀？还不把我憋闷出毛病来啊？哪有跟姑娘们在车间干活好？跟姑娘们一块儿干活我觉得自己年轻！……”

她那辆漂亮的小汽车停在报社门口。

马婶是不脱产的副厂长。或者更确切地讲，是名义上的副厂长。她曾几次坚持要马婶脱产，坐到副厂长的办公室里去。

她刚打开车门，一位报社里的老同志气喘吁吁地追了出来，跑到她跟前，搓着双手说：“徐厂长，您看，事情本来不必搞得这么僵……这可能是一场误会……我们总编刚上任，年轻气盛……请您，再跟我们详细谈谈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