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正在找你！”温斯顿背后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电屏里发出尖利的哨音，该去工作了。三个人都站起身争先恐后地去挤电梯，温斯顿香烟里的烟丝掉了出来。

食堂设在深深的地下，天花板很低，领午餐的队伍慢慢地挪动着。这里到处是人，吵闹嘈杂。炖菜的腾腾蒸气从餐台的铁栏处钻出，泛着金属的酸味，它没能将杜松子酒的气味压住。在食堂的另一端有个小酒吧，小到仿若开在墙上的洞，只要一角钱就能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我的刀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了。”他又加了句假话。

突然，他回到现实。邻桌的那个女孩正侧着身子看着他，她的目光虽然是斜的却很专注。这让人十分困惑。当她发现温斯顿已经注意到自己，就把眼神挪开了。

每个人都跑过来管你要刀片。实际上，温斯顿攒了两个刀片。过去几个月刀片一直短缺。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必需品是党的商店里供不应求的。有时是扣子，有时是线，有时是鞋带，现在是刀片。人们只能偷偷摸摸地去“自由”市场购买。

温斯顿非常惊恐，后背还冒出了汗。但这感觉很快就过去了，只留下一抹不安。她为什么要看他？她为什么跟着他？他想不起她是否在他来之前就坐在那里。昨天的两分钟仇恨会，她坐在他身后，而她完全没必要这样。很有可能，她真正的意图是听听他喊得够不够响。

“一片也没有了。”温斯顿有点心虚，“我找遍了，都用完了。”

他用充满嘲弄意味的目光打量着温斯顿。“我了解你。”那眼神好像在说：“我已经看穿了你，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看绞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赛姆又正统又恶毒。他会幸灾乐祸地谈论直升机如何袭击敌人的村庄，谈论思想犯如何被审讯，如何招供，如何在仁爱部的地下室里遭受处决。这让人非常不快。和他说话，总要想办法岔开话题，如果可能，最好将话题引到关于新话的技术性问题上，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且兴趣浓厚。温斯顿将头扭到一边以便躲开他黑色的大眼睛。

“一片都没有，”温斯顿说，“我的刀片用了六个星期了。”

“那可差远了。”赛姆说。

“没关系，我就是问一下，老伙计。”

“有工作要做，”温斯顿淡淡地说，“我可以在电影上看。”

之前的想法又浮现在他脑海里：她不一定是思想警察，但就是业余警察才最危险。他不知道她看了他多久，也许五分钟。也许，他并没有控制好他的表情，在公众场合和在电屏跟前放纵思绪非常危险。任何微小的细节，如不自觉地抽搐，不经意地烦恼，自言自语的习惯——只要看起来不正常，都有可能暴露你。那些不恰当的表情，如听胜利公告时将信将疑，本身就是犯罪。关于这个，新话里还有一个名词：脸罪。

“你有刀片吗？”他说。

女孩又回过头来看他，可能她并非在监视他，可能连续两天都靠近他坐只是巧合。他的烟熄了，为了不让烟丝掉出来，他小心地将它放在桌边。隔壁桌的人可能是思想警察，也许不出三天，温斯顿就会被抓到仁爱部的地下室去。但香烟不能浪费，他可以在下班后继续抽它。赛姆将那张纸条折好，放进口袋。帕森斯又张开了嘴。

他转过身，原来是在研究司上班的朋友赛姆。也许在眼下这个世界称其为“朋友”并不妥当，如今人们没有朋友，只有同志。不过和一些同志交往会比和另外一些更愉快些。赛姆是语言学家、新话学家，是编纂新话词典的众多专家中的一个。他的身材很小，比温斯顿还小，他的头发是黑色的，眼睛大大地突起，神情既悲伤又有几分嘲讽。和人讲话时，他习惯盯着人的脸，那双大眼睛仿佛在人的脸上搜寻着什么。

“还没和你说过，老伙计！”他的嘴里还叼着烟斗，“有一次，我的两个孩子在市场上把一个老太婆的裙子给烧了，因为他们看到她用老大哥的画像包香肠。他们偷偷绕到她背后，用了一盒火柴去烧她的裙子，可把她烧得够呛。那两个孩子真是积极啊！现在他们在侦察队里受到了一流的训练，比我当年要好得多。你知道他们发给孩子们什么吗？插在钥匙孔里的窃听器！我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带回来一个，还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做实验，听到的声音比趴在钥匙孔上大一倍。别看这是个玩具，却能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是不是？”

“抱歉。”温斯顿说。

“昨天看绞刑了吗？”赛姆问。

富部播报时，隔壁桌叽叽呱呱的声音暂停了一下，现在它又像刚才一样吵。不知为何，温斯顿想起帕森斯太太，想起她稀疏的头发和嵌着灰尘的脸。不用两年，她的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她就会消失不见。赛姆也会消失，温斯顿也会消失，奥布兰同样会消失。但帕森斯不会，那个叽叽呱呱的家伙不会，各个部门里那些庸碌往来的甲虫们更不会。

队伍向前挪动了一点，人们停下时，他回头看着赛姆。俩人都从堆放在餐台上的油乎乎的盘子中取出了一个。

还有那个黑头发的女孩、小说司里的姑娘——她永远都不会被蒸发。本能告诉他谁能活下去，谁会被消灭。但是究竟是什么能让人幸存下来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