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里面那个是珊瑚，”老头说，“它一定是从印度洋来的。他们把它镶到玻璃里。这东西差不多有一百年了，从样子上看，似乎更久。”

温斯顿觉得两个人各说各话。

“它真漂亮。”温斯顿说。

“我路过这儿，”温斯顿含含混混地说。“没有什么特别要买的东西，我就进来看看。”

“是的。”他说，“他们喜欢你摸摸帽子表示尊敬。我不赞成这样做，我指我自己，但我也没少这么做。可以这么说，你不得不这样。”

“也好，”店主说，“反正我也没什么东西能卖给您了。”他摊了摊柔软的手，做了个抱歉的姿势。“您都看到了，可以说，这店已经空了。就咱俩说说，旧货生意算是做到头了，不再有人买，也不再有存货。家具、瓷器、玻璃制品，都慢慢地坏掉。金属制品也大多被收走熔化了，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黄铜质地的蜡烛台了。”

老头陷入思考，他喝掉了四分之一的啤酒，然后回答：

店里又挤又小，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靠墙处堆了很多积满灰尘的相框，让地板的空间愈发有限。橱窗里摆着不少螺钉螺母，一叠叠地摞起来，此外还有磨损严重的刻刀，豁了口的卷笔刀，失去光泽又走不动的表以及其他一些不能用的杂货。只有角落里的小桌子上还有些有趣的小物件，比如涂了漆的鼻烟壶、玛瑙做的胸针。温斯顿朝这桌子走去，一个圆而光滑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小油灯的照射下，它散发出柔和的光。他将它拿了起来。

“我知道你希望我说什么。”他说，“你希望我说我很快又会年轻起来，如果你问他们，大多数人都会告诉你，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变得年轻。人年轻时，身体好，有力气。可到了我这岁数，你的身体就没那么好了。我的脚有毛病，我的膀胱也很糟糕，每天晚上都得从床上爬起来六七次。但另一方面，人老了也有好处，你不会再为同一件事操心，也没有女人缠着你。这是件非常棒的事。不管你信不信，我差不多三十年没碰过女人了。我也不想。”

老头默默地看了看飞镖靶，喝光了啤酒，喝的速度比刚才慢了不少。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语调里有一种哲学家般的隐忍，啤酒让他沉静下来。

温斯顿靠着窗台坐着，没必要再继续了。他正准备再买点儿啤酒时，老头突然站了起来，拖着脚，快步走进位于酒吧另一端的小便处。多喝的半杯啤酒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温斯顿盯着空杯子，又多坐了一分钟，然后迷迷糊糊地走出了酒馆。他想，最多二十年，“革命前的生活比现在好吗？”这个最简单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永远不会有答案了。事实上，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旧时代的幸存者已经丧失了将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对比的能力。他们记得上百万毫无价值的事，工友间的争吵，丢失的自行车气筒，死去多时的姐妹，甚至七十年前某个冬天的早晨那将灰尘卷起的旋风，但与之相关的事实却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他们就像蚂蚁，看得到小的，看不到大的。在这个记忆不可靠、文字被伪造的时代，人们只能接受党的说法，相信生活水平被提高，因为不存在任何可以拿来做参照的标准，这标准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所有反对的观点都不能被证实。他突然停止思考，停下脚步四处张望。他正待在一条窄窄的街道上，街的两旁有不少光线昏暗的小铺子，和民房混在一起。 三个褪了色的金属球就挂在温斯顿头顶上方，看起来曾镀过金。他好像知道这是哪儿了。没错！这正是他买日记本的那家店，他就站在它的外面。

“也许我没讲清楚，”他说，“我的意思是，您活了很长时间，你有一半时间都是在革命前度过的。举个例子，1925年，您已经成年了。您能说说，在您的记忆中，1925年比现在好，还是差？如果您可以选择的话，您更喜欢生活在哪个时期，过去还是现在？ ”

他被恐惧击中了。到这里买日记本已经够鲁莽的了，他曾发誓再也不靠近这里。而就在他放纵思绪东想西想时，双脚却将他带回了这里。他之所以要记日记，就是为了警醒自己不要做这类受自杀性冲动驱使的事。同时，他发现尽管时间已接近晚上9点，这家店仍然在营业。相比在外闲逛，待在店子里倒没有那么引人注意。他走进店子，若是有人问起来，他就说他是来买剃须刀片的。

“贵族院，随您高兴，他们看不起您，仅仅因为他们有钱而您很穷？是这样吗？在那种情况下，您叫他们‘先生’，看到他们您还得把您的帽子摘下来？”

这是一块半球形的厚玻璃，一面是弧形，一面是平的，颜色和质地都像雨水般柔和。在它的中间，还有个粉红色的、形似海藻和玫瑰的东西，被玻璃的弧面放大。

“贵族院！”老头沉浸在回忆里。

“这是什么？”温斯顿问。

“我想知道的正是这个。”他说，“您有没有觉得现在比过去更自由了？您终于活得像个人了？过去，有钱人，他们高高在上——”

温斯顿非常无奈，这老头的回忆里只有些垃圾一般的小事。整整一天的时间都拿来问他，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党所说的历史可能是真实的，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他要做最后一次尝试。

店主人将悬挂式的油灯点亮，油灯的气味虽然不大干净，却还算好闻。店主人大约六十岁，身体虚弱，弯腰驼背，他的鼻子偏长，看起来人很好，厚厚的眼镜片折射出他的目光，温雅和善。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可眉毛却依然乌黑浓密。他的眼镜、他轻柔利落的举止以及他黑色的绒质夹克，都为他增添了几分睿智，他看上去就像个文学家、音乐家。他的声音温柔无力，和大部分群众相比，他说话的腔调文雅得多。

“只有一个人推过我，就一次，”老头说，“就像发生在昨天。划船比赛的晚上人们闹得吓人——我在夏福特伯里大街撞到了一个小伙子，他有点儿像绅士，穿着衬衫，黑外套，戴着高礼帽。在人行道上摇摇晃晃地走着，我大概没留神撞到了他。他说：‘你就不能看着点儿路吗？’我说：‘你以为把他妈的整条路都给买下了？’他说：‘你再这么无礼，我就把你脑袋拧下来。’我说：‘你醉了，等会儿再收拾你。’我这可不是瞎说。他冲过来用手推我的胸，我差点儿就被推到公交车的轮子下了。我那时很年轻，我正要教训他——”

“您在街上我就认出您了，”他说，“您就是那个买年轻女士的笔记本的先生。那种纸真漂亮，奶油色，以前人都这么叫。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纸了，我敢说五十年没生产了。”他的视线穿过镜架上端，“您想买点什么？还是只随便转转？”

“它经常发生吗——单说从历史书里看到的——那些人和他们的仆人是不是经常把你从便道上推到水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