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注重“分寸”的人

<a href="#note5">⑤</a>《三人吉三廓初买》：日本歌舞伎的经典剧目，故事主角是三个名叫吉三的盗贼。

既然说到大学的话题，就顺便再举一个事例，虽然可能和“分寸”没什么关系。

我所在的人际交流专业已经成立6年了，2月份举行毕业论文答辩，届时老师们会阅读学生们的毕业论文，然后开会评审，决定每篇论文是否合格。我之前一直教公共课，没有参加过毕业论文评审会，而且哲学系以前也没有实施过这样的制度（无论在日本还是国外）。所以初次参加评审会时，我觉得很不适应，对众多老师争吵不休的情形感到疑惑。一旦自己指导的学生论文或答辩稍微受到一点儿批评，有的老师就会怒目圆睁地进行辩护，还有的老师会拼命攻击对方指导的学生。在评审会议上，大家都铆足了劲，甚至不惜为此翻脸（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老师因为毕业论文评审而把关系闹得很僵）。

批评自己指导的学生就等于批评自己，所以他们才会拼命反抗吧。当然，我在这种场合下也很不“合群”——即便是自己的工作受到无理批评，我也不太生气。因为工作被别人误解是常有的事，而且我深知自己的工作完成得很糟糕，所以就算受批评我也认了。这和理智、诚实没有任何关系。大体而言，“学者”们老是摆出一副臭架子，自以为“了不起”。唉，毕竟他们从小学开始就在智力竞争中一路胜出，也难怪会摆架子。但很多学者所表现出来的拒不接受他人批评的态度，则只能说是臭不可闻。

即使毕业论文被评为不合格，也并非不能毕业，只要再参加二次答辩即可（走过场而已）。但不知为什么，很多老师对二次答辩非常抵触，他们表示强烈反对：“学生已经尽力了。”“我认为这篇论文没问题。要让他参加二次答辩的话，我说不出口。”“如果评为不合格，学生一定会很沮丧的。”……

我的研究室不太受学生欢迎（应该说完全不受欢迎）。受欢迎的老师会招到10多名学生，而每年来我这里的却只有两人左右，而且他们的论文题目都是诸如此类：《在精神科日间护理中使用计算机进行实践的考察》（题目太长！）《交流论视角下的食品玩具收藏》《通过比较国内外主要机场验证日本航空管制业务的问题点》（这题目也太长！）……今年这两名学生的题目分别是《关于魔法》和《坏习惯的交流》——这根本不像是电通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说得不客气一点，这些论文题目简直让人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来上电通大学。

只要是日本人，都知道这不是什么令人感动的“互相谦让”精神。她们之所以拼命“想请客”，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觉得脸上无光。谁在什么时候请过客，付了多少钱，大家都会记得，而且算得一清二楚。结果，请客少的人有可能被认为“小气”“迟钝”，甚至是“人品有问题”。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后果，大家都争着请客。C意识到自己在账面上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所以拼命想要付钱，但却被A抢了先。看来，暂时只能投靠A了。B则暗自后悔：虽然自己也反对让A请客，但态度不够坚决，下次无论如何都要由自己来请，以免被别人说闲话……三人推门离开咖啡馆时，还各自在心中没完没了地“盘算”着。

也就是说，她们知道，比起在这里破费几千日元，更“吃亏”的是因为没付账，可能会从此给大家留下“小气”“吝啬”的印象，甚至还落下话柄，所以她们才拼了命似的要请客。

钥匙事件

下面说的还是跟大学有关的话题。

最近发生了一件和“分寸”有关的趣事。我所在的大学是国立大学，所以管理制度很严格，除了大楼里的研究室和图书室的钥匙之外，其他地方的钥匙不允许私自带走（除非经过特别批准）。公用研究室（研讨室）的钥匙统一放在办公室保管。我们大学晚上还有课，时间是7点半到9点，但办公室5点就关门了，所以要拿到位于6楼的第一研讨室的钥匙相当麻烦。

而且，虽然最近论文质量有所提高，但我第一次指导的两名学生答辩都很差，其中一人被要求参加二次答辩。系主任盯着我问道：“中岛老师，您看怎么办？”我回答说：“让他参加二次答辩吧，因为我也觉得他很差。”然后我如实告诉了学生：评审会议上大家对他评价很差，我也这么认为，所以没有为他辩护。他本人也接受了，欣然（？）参加了二次答辩并顺利毕业——这又有何难？

<a href="#note1">①</a>日本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不得吸烟喝酒。

<a href="#note2">②</a>町人：日本江户时期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当时推行士农工商等级制度，武士阶层比町人地位高。

<a href="#note3">③</a>一心太助：日本小说、戏剧中的虚构人物。

<a href="#note4">④</a>二战期间，日本颁布《粮食管理法》，实行粮食配给制。东京法官山口良忠虽口粮不足却拒绝去黑市换取食物，1947年死于营养不良。

首先，我要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位于7楼的图书室，拿出放在某个隐蔽位置的办公室钥匙。然后，回到6楼，用这钥匙打开办公室，从挂着的一堆钥匙中取出第一研讨室的钥匙，并登记使用者姓名“中岛”。接着，打开第一研讨室。但因为其他老师可能也要用到其他研讨室的钥匙，所以我还得把办公室锁上，回到7楼，把办公室钥匙放回图书室原处。然后锁好图书室，再回到6楼的第一研讨室上课。上完课后，锁好第一研讨室，然后去7楼图书室，拿出放在那里的办公室钥匙，回到6楼，打开办公室，把第一研讨室的钥匙放回原处，擦掉使用者姓名“中岛”。然后，锁上办公室的门，再去7楼图书室，把办公室钥匙放回原处。最后锁上图书馆的门。真是烦琐至极。

于是，很多老师私下配了自己常用的研讨室钥匙。我经常使用第一研讨室，所以配了这把钥匙。这样一来，就变得出奇方便。第一研讨室离我的研究室还不到5米，我只需在上课前直接过去开门、下课后锁上门即可。你看看，这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然而，有一天，对钥匙管理——不，是对一切管理都十分严格的S老师对所有私配钥匙的人进行了彻底调查。他给我也发了一封邮件，问我是不是持有第一研讨室的钥匙。邮件很长，里面说明了他为什么要过问这事，还说如果弄错了的话对不起……而他最后的要求却很机械：“请回答‘是’或者‘不是’。”我立刻如他所愿地回了邮件。内容就一句话：“是的，我自己配了钥匙。”于是他又很快发来一封长信：“虽然知道目前的做法很麻烦，但从管理上来说也别无他法。”又说：“如果反对这种做法，可以向教授委员会正式提出修改规则的建议……”最后他写道：“如果觉得不好意思当面归还的话，可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交给教务员。”看到这，我不禁哑然失笑。今后又要重复那套来回来去的烦琐过程，的确令人郁闷。但违反规定倒也属实，无话可说。另外，我根本不觉得归还钥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于是我立刻跑到办公室，把钥匙和S老师的邮件一起交给了教务员。

结果，当天又收到S老师发来的一封更有趣的邮件。邮件里说：“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令我颇受教益。”嗯，他说得没错，我确实不是“一般人”。

我不会袒护自己指导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