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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说话含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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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顺便提起另一件事。今年春季召开的教授会议上,关于某位教授能否成为名誉教授(不符合年限条件)的问题进行了投票表决。我自己无意当名誉教授,所以对这种“名誉”不抱任何同情。我想,所谓名誉教授,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于是就投了反对票。最后,工作人员宣布投票结果:“总投票数〇〇张。其中,赞成票〇〇张;反对票一张。根据投票结果,××教授担任名誉教授议案获得通过。”——只有我一个人投了反对票。

可见,无论我在组织里待了多久,还是对组织的氛围和惯例一无所知,常常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合群”。刚开始时,别人还拼命追查,以为我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但其实根本就没有。所以,对于学校内和专业内的派系之争,我也能做到“超脱”其外。——这次我赞同A派,下次却赞同敌对的B派;这次我拼命反对执行部门,下次又完全拥护执行部门……对我来说,“是否合理”成了唯一的判断标准。而且,我重在表达自己的“合理”见解,至于结果如何,则并不关心。所以,我和谁的关系都不会恶化——确切地说,即使对方觉得关系恶化,我自己也浑然不觉。

很久之前,我们专业人事选拔时,发生过争论——候选人F先生进入了最后一轮评审,然而有传言:“他虽然很能干,但有人格上的缺陷。”所以关于是否录用他存在争议。我一如既往地表明自己的观念:“能干就行了呗。总不能选那些八面玲珑却啥也不能干的人吧。”后来,有个反对录用F先生的教授来到我的研究室,提醒说:“你既然什么都不懂,关于人事方面,还是少插嘴吧。”我回答道:“哦,我知道了。”之后就不再多嘴。而F先生最终也没被录用。

我这种“质朴的态度”最终赢得了大多数人的信赖。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大家并不讨厌我。所以,我建议各位聪明的读者:不妨鼓起勇气,在自己所属的组织中尝试一下。(当然,如果稍有差错,也说不定会被扫地出门。)

<a href="#note1">①</a>笠智众(1904—1993):日本演员。

去年也收留了一个学生,他原来的指导教师因病无暇顾及他;今年也收留了一个彷徨无依的学生,他原来的指导教师调到其他学校去了。就这样,我的研究室成了电通大学里的“难民庇护所”乃至“孤儿院”。我为此感到自豪。

那为什么我能指导各种各样的学生呢?对于这个质朴的问题,我的回答很简单:在同意学生加入我的研究室前,我必须先向他们说明,我不会手把手地教他们。我坚信,学生如果不能毕业,那一定是他自己的责任;如果找不到工作,也100%是他自己的责任,跟我毫不相干。所以,从我研究室毕业的学生的就业率往往很低,只有50%左右。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不少人虽然刚毕业时找到了工作,但很快又辞职了。有个学生是这么说的:“如果我的指导教师不是中岛先生的话,可能我不会这么快辞职吧。”我想:“原来如此。”不由得觉得有些可笑。

我虽然讨厌开会,但却很喜欢讲课。现在我一周讲8节课,并不觉得负担很重。(为了“平等地”分配各个教师的“课时负担”,经常要进行激烈讨论。)所以,有时候忽然缺人手,我也愿意去代课(只要自己力所能及);愿意替别人承担研究生院入学考试出题工作(只要自己力所能及)。

下面的话可能会招来其他教师的忌恨:说得极端一点,我不需要研究经费,有就用,没有就自己想办法筹措;研究室有就行,没想过再多要几间。也就是说,学校开会时的议题大都集中在指导学生、负担课时、研究经费上。我本来就对这些问题毫不关心,只不过在大家面前假装稍为关心而已。

再说一遍:我并不“爱”我所在的电通大学。我不愿意为了把它建设得更好而努力,甚至觉得让它垮掉也无所谓。所以,我对机构改革和人事没有一点儿兴趣。无论大学机构如何变化,谁上任、谁升迁,都跟我一概无关。

<a href="#note2">②</a>小津安二郎(1903—1963):日本电影导演。

<a href="#note3">③</a>这里举的是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秋刀鱼之味》里的场景。

<a href="#note4">④</a>这里指奥姆真理教前负责人上祐史浩,以擅长诡辩而闻名。

<a href="#note5">⑤</a>《假名手本忠臣藏》:日本歌舞伎的经典剧目,讲赤穗藩四十七义士为主公复仇后集体切腹自杀的故事。

<a href="#note6">⑥</a>指作者任教的电通大学。

学校行政工作徒劳无益

就这样,我获得了“大公无私”的口碑,在两年前被委任为系主任,而且工作相当出色——真是一自夸就停不下来。当时的下一任校长(即现在的校长)听说了我的事迹,想让我在学校行政工作方面担当重任,但我却给他写了一封信,断然拒绝了。

……今年我被委任为系主任,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甚至还认真考虑过要辞职离开学校。就这样,一直怀揣着辞职信坚持至今。您也许想象不到,其实我认为,为任何组织付出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胜任工作,但我觉得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徒劳无益。

因此,今后除了最基本的义务之外,我不想跟大学改革以及学校的组织运营方面有任何瓜葛。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如果您不同意的话,那我只能辞职离开学校。

对于我的请求,校长十分宽容地回复说:“只要你留下来就行。”从那以后,我一直处于“自由立场”,贯彻实行我的合理性原则。偶尔担任人事委员时,我也只遵循择优录取原则。平庸无能的副教授哪怕做到退休,也坚决不能让他升教授。大学里有个惯例:退休前一年,把副教授在形式上升为(名义上的)教授。但我却总是投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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