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辩经！辩经！

李泉不能忍，同样也有人不能忍。

李泉的好友、冀州中山国人赵兴就“挺身而出”，为李泉辩论。

“孔子父虽仕于鲁国，然其人本宋国人，子姓，乃宋国君后裔，孔子当为商之后裔，与宋关系匪浅，如此，为其避讳或有可能。”

赵兴这一说法又引起了众人的一阵议论，大家议论纷纷，很多人都用惊异的眼神看着赵兴。

而袁树就站在这样的观点上对李泉的观点发难。

皇父充石是宋武公的兄弟，他带着军队为兄长出战抵御狄人的入侵，他获胜不死，而宋武公没有厚赏、安抚他，属于赏罚不明，会寒人心。

如此大的过失，孔子作春秋经的时候，怎么会忽略？

这不合常理啊。

李泉琢磨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击袁树的这一论点。

主要袁树所说的，实在是很有道理。

今文经和古文经在这一时期已经走向融合，双方各自援引对方的观点佐证己方的观点也不是什么少见多怪的事情。

袁树这么说，在现阶段学者之间讨论学术的过程之中实属常见。

而公羊传解释春秋经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点是，孔子所作的《春秋经》是经过他自己删改之后的原鲁国史书《春秋》，其中蕴藏着他自己晚年统合一生功过之后的思想结晶。

其中有一个原则，就是避讳之说。

他低着头，脸色涨得通红，双手死死攥着衣襟，手背上青筋暴起，显然已经窘迫到了极点。

他感觉自己要输了。

而那个可恶的小子要赢了！

自己二十多了，跟着马融求学多年，居然要输给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儿？！

不能忍！

而这个避讳，也很有讲究。

针对鲁国本国，若国君犯下大错，则为他隐去，不写，如果是小错，那就记下来，用以告诫后人。

而对于鲁国之外的外国国君，若犯下大错，就要记述，若犯下小错，则忽略不记。

此之为春秋经的双重标准，也是春秋经之所以是“经”而不是“史”的原因。

这一说法，古文学派也没有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