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改革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却是先政治后经济。事实上，国库空虚不是因为天下贫困，财源枯竭，而是国家机器早已运转不灵。当然，转还是转的：衙门题覆，殆无虚日。可惜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也就是说，空转。^{<a id="noteref_13" href="#footnote_13">[13]</a>}

<a href="#noteref_25">[25]</a>见张居正《答上师相徐存斋二十八》和《答石麓李相公》。

没有钱，就什么都谈不上了。

<a href="#noteref_26">[26]</a>见《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得罪是因为改革，改革是因为缺钱。隆庆三年，皇帝向户部要三十万两银子，得到的报告却是国库亏空一百五十万两之多。隆庆无奈，只好大打折扣，改为索银十万。^{<a id="noteref_12" href="#footnote_12">[12]</a>}

有了六科，事情就好办了。张居正规定，以后所有需要执行的决定，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完成的期限，登记在册，还要编号。同时另造文册一式两份，分送六科和内阁存档。到了期限，先由部院考查地方官。部院考查若有包庇隐瞒，由六科纠察。六科纠察不力，内阁处分。

<a href="#noteref_20">[20]</a>以上请参看樊树志《万历皇帝传》和陈礼荣《张居正：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有关论述，不同之处不讨论。

改革的方案叫考成法，这就要利用六科。六科是都察院之外的独立监察机关，办公地点在午门，职责是对六部进行对口监督，比如吏科监督吏部，户科监督户部。各科设都给事中为长官，正七品。给事中若干，从七品。以七品芝麻官监督二三品的尚书和侍郎，是一种精巧的设计。^{<a id="noteref_16" href="#footnote_16">[16]</a>}

<a href="#noteref_21">[21]</a>数据请参看陈礼荣《张居正：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

如此陋习，非改不可。

<a href="#noteref_27">[27]</a>以上均见樊树志《万历皇帝传》和陈礼荣《张居正：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的有关论述及其所引。另，张居正患痔疮，在他的奏疏和给徐阶的信中都有提及，为他动手术的是徐阶派来的医生，见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引《给假治疾疏》和《答上师相徐存斋三十一》。

张居正得罪的，首先是官场。

<a href="#noteref_22">[22]</a>见《纪事本末》卷六十一，下引亦同。其中原文“鰓鰓（读如喜喜，恐惧貌）奉职”不易理解，改译。

明中叶的情况就是这样。言官和部院，只要自己的主张被朝廷认可，并作为公文发出，便万事大吉。地方官则自行判断，决定立即执行还是拖延。就算问起来，也是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因为反正无法问责。^{<a id="noteref_15" href="#footnote_15">[15]</a>}

<a href="#noteref_23">[23]</a>见《明史·刘一儒传》。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们知道，从秦汉开始，中华帝国就是依靠官僚政治、律令秩序和文书制度来管理的。实际上，作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领土国家，这也是成本最低的管理方式。同时带来的弊端，则是文牍主义。官员们醉心于文书的撰写和制作，对实际效果却漠不关心。^{<a id="noteref_14" href="#footnote_14">[14]</a>}

<a href="#noteref_24">[24]</a>以上见《明史》之《张居正传》和《张四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