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不给人以面子，是不可宽恕的无礼，犹似欧美人的向人挑斗。许多官吏一夜须应酬三四处宴饮，宁可伤碍正常的消化机能，万不能使任何主人失面子。许多失败的军阀理应斩首或监禁，却常遣送出洋，被以考察实业，考察教育的名义，所以为其投降的代价。这办法保全了他们的面子，也就是中国周期循环的内战的原因。四五年前，全体内阁因为避免某一阁员之撤职而提出辞呈，解散整个内阁以保全此一阁员之面子，其实此人老实不客气地说应该滚蛋，或许还得受徒刑的处分（撤职将使阁员失面子，因为此时并无内阁之更迭）。人情，一切太讲人情，这个吾们的“面子”！但它又是志气的刺激物，力能克服中国人贪爱金钱的心理。它曾使一位教员先生感觉老大没趣，因为他的外国校长坚决要增加他的薪水，从十八元增至十九元。他情愿受取十八元，否则须二十元，不然则宁可自杀，却不愿被呼为“十九块人”。一位丈人以不肯留其无聊赖的女婿吃顿夜饭，这样下了他的面子，恐怕丈人的本意仅欲使其女婿改过做个像样的人；或许当此女婿垂头丧气，踽踽独行的归途中，倒就是他的努力向上的起点。
家族制度又似社会制度，它是坚定而又一贯的。它肯定地信仰一个宜兄宜弟、如手如足的民族应构成一个健全的国家。但是从现代的眼光看来，孔氏学说在人类五大人伦中，脱漏了人对于异域人的社会义务，这遗漏是巨大的灾难。博爱在中国向非所知而且实际加以消极地抑制的。学理上，博爱的精义可谓已包容互助说里面。孔子称君子者谓：“夫仁者，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但是这个施仁于他人的热忱，却是不列于五伦之内，亦无明确之定义。一个家族，加以朋友，构成铜墙铁壁的堡垒。在其内部为最高的结合体，且彼此互助，对于外界则取冷待的消极抵抗的态度。其结局，由于自然的发展，家族成为一座堡垒，在它的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夺物。
倘欲跟人家合伙出门，倒是跟没有面子的人结伴，比较面子太大的来得安全。有二位丘八太爷乘一条行驶长江的轮船，坚欲卖面子走进一间装着多箱硫黄的舱间，这间舱本来是禁止闲人入内的，两位大爷走进了去，便在硫黄箱上坐下，抽出香烟呼呼地吸起来，又把香烟屁股很不经意地竟随随便便抛掷，轮船买办的忠告央求，一概置之不理。结局，这一条轮船竟着火爆裂起来，于是此两位丘八太爷获得了面子丧失了生命，同时还牺牲了别人。这样的事情，不关乎有知识和无知识的问题。有一位受教育的军官五年前乘坐飞机，自量面子庞大，足以超过飞机的载重限量，故不顾机师的劝告，硬把笨重行李装载上去，还不止此，他还要在他来送行的朋友面前卖弄特别面子，吩咐机师在机场上空绕一周匝，因为他是有势力的军官，这个面子当然要得。可是把这机师弄得团团转，不免着慌，这机身老是不肯保持平衡而上升，竟触撞了一棵大树，结果这位将军折断了一条腿，以支付面子的代价。任何人苟相信获得面子之利益，足以补偿飞机载重过量所生之危险，则应该折断他的腿，还得谢谢他。
因为现在他有了大面子，他站立于超越乎法律与宪法的地位，交通规则和博物院章程于他微不足道。这面子是心理作用的，仿佛中国人的生理面貌那样有趣，心理的面子更为神妙而动人。它不是一张面孔，可以揩洗或刮须，却是可以“得”“失”“争取”，更可以当礼物一样“赠送”。这里吾们达到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的一点，抽象而不可捉摸的，但却是最高等最精细的规范。中国人的社交往来，莫不依此为准则。
在中国，即使一个人为了偷窃金钱而被捕，他的被捕罪名不是为了偷盗国家资产。就是北平故宫博物院里的无价之宝，被博物院管理当局所盗窃而经社会揭发，仍不当做盗窃国家财产看待。因为吾人好像有一种政治腐败的宿命，这宿命在逻辑论体系上是紧随着“贤能政府”的学理（参阅第九节“贤能政府”）。孔子教导我们，政府要受贤人君子的统治，吾们乃真当这班统治者做贤人君子看待，没有预算，也没有决算（政府岁支报告），人民没有立法上之同意表决权，政治犯也没有牢狱。其结果，他们的道德素养，敌不住摆在眼前的引诱，因而大多数忍不住舞弊起来。
中国人的面子，倒是容易举几个例子而难于下一界说。例如首都官吏，可以用每小时六十里速率开驶汽车，而交通规则限定每小时只许三十五里为最高速率，这就是有面子。倘若他的车子撞倒了人，当警察前来，他写写意意从小皮夹掏出一张名片，优雅地微笑一下，一声不发地拨开机轮，驶开去了，那他的面子才大得了不得。倘逢这警察不愿给他面子，假装不认识他，这位官老爷乃开口打其官话，询问他可认识本人的老子否？说罢，歪歪嘴，吩咐车夫开车，那么他的面子更大了。再倘使这警察坚持须把这车夫带入局，于是这官员打个电话给警察局长，局长便将车夫开释，而下令把那小警察革职，因为他有眼竟不识泰山，于是他的面子真是大得和“天官赐福”一样了。
如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培养出了个人主义，而限于家族以内的合作观念，产生了盗窃狂的结果，此盗窃狂却又带着利他主义的色彩，真是妙不可言。盗窃狂——舞弊的习性——又可以和个人的诚实性并行而不悖，甚至可以和博爱并行而不悖，这情形在欧美，也不是陌生的。那些社会上的巨头——他们是中国报纸上时常浮露其尊容的活动人物——他们对于慈善事业不仅一诺千金，往往轻松地捐个十几万块钱给一个大学或市立医院，这种捐赠，其实不过将其自人民掠夺而来的金钱返还于人民。这样的情形，东亚和欧美却不谋而合，其不同之处仅在欧美则唯恐此等真情之败露，而在东亚则似获得社会的默许的。
“面子”的意义，不可翻译，亦无从予以定义。它好像是荣誉而不是荣誉，它不能用金钱购买却给予男男女女一种实质的光辉。它是空虚无实际的，而却是男人家争夺的目标，又有许多妇女为它而死。它是不可目睹的，但是它却存在而展开于公众之前。它存在于太空之间，其声息似可得而闻，且其声崇高而充实；它不负公理上的责任，却服从社会的习俗，它耽搁诉讼，拆散家产，引起谋杀和自尽。但它也常使人经过同乡人辱骂之后，勉力自拔于流浪无赖的恶行；它的被珍视，高于尘世上一切所有。它比之命运、恩典，更有势力，而比之宪法更见重视。它常能决定兵家之胜负而毁坏整个政府机构。就是这空洞的东西，乃为中国人所赖以生活者。
这种社会环境，为恩典的发源地，它产生于在势者与需要保护的人二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它可以代替公义的地位，往往如此。当一个中国人被逮捕，假定是没有正当理由的，那他的亲族的天然倾向，不是去请求法律保障而在公堂上求申雪，乃专门去寻找一位认识县长的人居间说项，祈盼特施恩典。由于重视私人交情和面情，这位居间说项者倘其面子庞大得够程度，则常常是达到目的的。这样办理的方法常觉来得简便，而且它的费用比之耽延时日的诉讼节省多多。一种社会上的不平等乃由是而兴起，就是夹有权势的官吏、富豪及有面子的联络人和贫苦阶级——他们的环境没有那么侥幸。
缺乏社会常识正足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公共汽车公司都折了本，许多采矿公司都关了门。缺乏社会知识的范围，延展至广，自图书馆章程以至土地法。高级官吏破坏了主要法典，小官吏破坏关系较小的法典，其结果即为全部缺乏社会训练和普遍的蔑视公众章程和规律。
几年前，安徽发生一件逮捕并监禁二位大学教授的案件，原因是为了一些戏谑的无意批评冒犯了当局，他的亲属没有别的妙法，只有奔向安徽省城晋谒军事领袖恳求恩典。另一方面，在同一省份中，几个青年系与某一有力政党有关，为了赌博而当场遭逮捕，这几位青年于释放之后，便直上省会，请求撤换冒犯了他们的警察当局。沿长江某一城市，有一爿鸦片铺子被搜查，他的存货予以没收，但经某一当地有力者的一个电报，公安局不但须声明抱歉，以谢鲁莽，还得派遣警察卫队送回没收的鸦片。某一牙医生尝替一位显赫将军拔出了一颗牙齿，将军大悦，因授予一个头衔给他。有一次，某一部内的技师打电话给这位牙医生，因直呼了他的名字而未用官衔，他马上跑到部里去，当着许多职员面前，把这技师打了一记耳光。一九三四年七月，武昌有个妇人，因为天热，穿着短裤在户外睡觉而被捕，监禁了不多几天，她就病死在监狱里。后来发现这位妇人是个官太太，那个生事的警察遂被枪决。如此事件，层出不穷。复仇是甜美的，但也有许多妇人不是官太太，有时而遭逮捕，其结局遂不是甜美的复仇。儒家学说即代表此等理想，因为早如《礼记》，已有这样的说法：“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著者有一次在一个下雨天，在内地的公共汽车站瞧见一位同车乘客，他正在发狂一样争夺一个座位，谁知所占据的乃是司机的座位，却还是坚决地拒绝车站职员的要求，不肯让座。只要用一些社会常识考虑一下，谁都知道没有司机，车中任何人都不得回家，可是他竟缺乏这一些常识。假使你更进一步地分析，这个人是不是被认为可耻？吾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这样下雨天只有一辆车子以容纳八十多个乘客。原来其他车辆被当地的军事长官征调去充运输之用，所运输的是他私人的物件——那么这位军官的社会常识是在哪里呢？制度既经紊乱，人们被迫发狂样地争夺座位，大家耽搁于离家三十里的路程上，在一个下雨天，谁不焦急着盼望早些回家？倘若那个占着司机座位的人站了起来，谁保不有第二人来抢夺这个座位呢？拿这件事情可以作为标准：它显示农村的天真而田野风的礼貌与时代进展速度二者之间的差率的欠整理，显示政治的紊乱，这一切驱使个人之间起争夺，而缺乏新的社会意识的遗传法式，是需要时间去补救而发育生长的。
恩典是以为社会上名分观念的要素，亦为孔子理想中的君子统治的具人性的父母政府之逻辑结果。然则如老子所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是否是对的呢？孔子的理想，似乎是天真的稚态，他想来一国之内，尽有那么许多贤人君子，尽够遍布全国以统治人民。很明显，他的算盘是打错了。在田野风的初民社会的淳朴生活时期，此种思想或许有实现可能，到了现代这个飞机摩托车时代，它一定失败，凄惨地失败！
公平地观察一下，徇私并不劣于别种恶习的“情面”。一个部长，不独位置其侄儿于部内，同时还须安插其他官员的侄儿——倘这些官员是比他高级的，还写着荐贤书给他，那么许多贤侄儿往哪里去安插呢？除非拿干俸或予以咨议顾问之类的名义。经济压力和人口过剩的排挤是那样尖锐，而同时又有那么许多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读书人，却没有一个人会修理一座碳化器或配置一架收音机，致令每一个新公事机关成立或官吏就职之日，就有数百封介绍书蜂拥而来。是以那是很天然，慈善事业乃从家族为始，因为家族应看做中国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每个家各自照顾自己的失业分子，既经照顾失业分子，其第二步较好的工作为替他寻觅位置。这种办法应略胜慈善事业一筹，因为它教训那些运气不佳的分子以自立的意识，而那些受到这样资助的人又转而帮助家族其他分子。此外，这些大官僚掠夺了国家的财产以私肥自己的家族，或给养当世的一代，或可接续蓄养三四代，积资常自数十万至数千万，仅志在光耀门楣而为家族中的好分子。营利舞弊，敲诈钱财，对于公众是一种恶行，对于家族却是美德。因为一切中国人都是家族的好分子，是以中国语言文法中最普通的动词活用，像辜鸿铭说过是动词“把”字（英文本原文系Squeeze一词，有榨取剥削的意义），好似吾们的常用语中“我把你……你把他……他把我……你把那冤枉的事……我把你这卖国的奸臣……他把我带到这儿……”这个把字是正规的动词。
倘把“面子”与西洋的荣誉观念混缠，那是大大错误。中国女子常为面子而死；假如她的裸着的玉体无意中给男人家瞧见了，便羞不欲生，好像有些欧美妇女，为了私生子，很想投河自尽那样。在欧美，一人吃了耳光而不能决斗以报复，那是他失了荣誉，不是失了面子。另一方面，倘有一位道台老爷的丑陋公子逛窑子受了侮辱，他马上回去带一队巡警来逮捕这个妓女，并封闭那妓院。那是他有面子，吾们实在不能说他保持了他的荣誉。
每个家族，在中国，实际系一互助小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头，各人尽其力而取所需。其间分子与分子的互助，发展到很高的程度，盖受着一种道德意识和家族光荣的鼓励。有时一个兄弟会渡海离家数千里，以恢复那破了产的哥哥的名誉。一个环境较好的人常拨其全家消费的大部分，苟非全部，以资助其侄儿的就学，此固视为寻常事，非有任何功绩可言者。一个功名利达的人做了官，常使好差使支配给他的亲戚；而倘没有现成的差使，亦可以生产几个拿干俸的闲职。这样拿干俸和徇私的习惯，随着每度政治变革运动而发展起来。这种习惯加上经济的压迫，变成一种不可抗拒之力，毁损人而不受人之毁损。这种力量是异常巨大的，虽经政治改革期的屡次努力，秉着十分热情的好意也终于收了失败的结局。
战争曾经失利，帝国曾经牺牲，都是为了将军们要挟求索几个尊荣的头衔；否则大可为了战略关系退守新阵地。今有两起经过热烈的争辩，各自坚持己见的辩驳拖延不决的法律争点，由聪明的裁判者听来，明知其间并无实际使双方不可和解的缘由，只消想出一个文雅一些的解决办法，那办法恐怕是道歉了事。一位军事领袖，因为当众受了同志的侮辱，可以分裂政党至变更整个革命进程。男人女人自愿大暑天气整天劳顿，不辞辛苦，俾遵循丧礼而保家声，家声即家族的面子。那些世代书香的破落户宁可破产，甚至终身负债，都是为了同一理由。
三 徇私舞弊和礼俗
家族制度的最好的例证，莫如所谓中国人的殷勤礼貌，这是很被误解的论旨。中国人的殷勤礼貌，不能依照爱默生（Emerson）氏所下的定义“做事情的欣快的样子”来下界说。中国人办事的殷勤程度完全要看谁是他所与工作之人，他是不是同一家族中的人或家族的朋友？中国人对待家族及其朋友以外的人，他们的礼貌恰如英国人在殖民地上对待其同种族以外的人。有一个英国人告诉我说：“我们对待自己人是从不骄傲的，这是可喜的一点。”这在英国人应该很感满足了，因为他们的自己人布满于全球。中国人对待其朋友及其熟习的人是并非无礼貌的，但超出了这个界限，则在社会行动上常对其旁边人取积极的敌意的；如果他是公共汽车的同车乘客，或戏园子卖票间附近的客人，彼此的争先恐后，不让于世界大战时火线上冲锋的勇猛。
可取之处，上面已经说过，为中国没有固定的阶级之分，没有贵族政治。这一点恰使吾人接近“命运观念”，因使社会上的不平等成为可忍受。命运的特征为无人永久地被践踏在下面，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常有机会互相对易位置。吾们中国人深信凡人皆有得意之一日，而“天理循环”，倘一个人而有才干，意志坚决，抱负不凡，总能攀高升腾。谁得预卜？一个卖豆腐的女儿或许突然地引动了一位贵显将军的注目；或许他的儿子交了鸿运，做了县知事的守门人；或则一个屠夫的女婿，假定是一个贫苦的中年乡村塾师，可以忽然中了进士，像《儒林外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时或许马上有一个乡绅从城里巴巴地赶来，邀他去他的公馆里住一程；另一个跑来跟他换庚帖，义结金兰；第三个也是富商，送他许多绸缎绫罗，许多袋白银；县知事又亲自送他两位艳婢，一个厨子，以替他的乡下妻子服役。这个屠夫乃乔迁至城中大公馆，不胜从心坎底部快乐出来，忘却往时他怎样的时常欺凌其女婿，却说他一向坚信女婿必有发皇之一日，现在他准备放下他的屠刀，而受女婿的奉养。女婿中了进士，岳父也交了好运。吾们羡慕他，但吾们不称他不公平，因为吾们叫它命运或幸气。
除了上述偏爱徇私和政治腐败之外，另有种种社会特性起自家族制度。它们可以统括地称为缺乏社会训练。它打消了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恰如它的徇私恶习破坏了文官考试制度，它教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不是何等的恶行，更坏的是使人倾倒垃圾于邻居的门口。
命运主义不单是中国人的智力的习惯，也是孔教传习意识的一部分。信仰命运与名分观念的关系如是密切，致使吾人有句流行俗语，叫做：“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孔子在称述其自己的精神进展时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六十而耳顺。”这个命运主义的原理为人们精力和知足精神的源泉，亦所以产生温和平静的中国精神。因为没有人常能交好运，而好运又不能临到每个人头上，人遂很愿意容忍这种不平等，认为一种合乎天然的法则。经由科举考试之路，有志才干之士常能获得一种上进的机会；更经由运气或经由才干，一个人可由非特权阶级升入特权阶级，就是他的得势的日子。一旦踏进了特权阶级，他便爱弄特权。随着地位的变迁，因生心理的变迁，他乃开始爱好一切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特权。此种转变的面目，为现代每个革命成功人的显著特例，他握紧他的铁腕以限制报纸言论自由，比之他在革命初期所高呼打倒的军阀还要来得猛鸷。
不过这样掠夺来的或盗窃来的金钱，仍常能渗漏而返还之人民，这殆便是德谟克拉西精神的美处，这返还的途径倘不经由大学，则经由一切依赖在他身上或服侍他的人民下至听差走役。那些仆人揩揩东家的油水，不过在帮助他东家返还金钱于人民，而他们的揩揩油水是有着清楚的心意的。侍役的背后，也有一个家庭问题，虽其量的大小与东家不同，家庭问题之性质则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