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友邦人士之来侨居于中国者，其势不能不有所感想于中国。此等感想，出于怜悯之态度者，将占绝大多数，出于失望者，间或有之，至若真知灼见，能洞察而明了中国者，恐将等于凤毛麟角。固不问其人本为爱中国者抑为憎中国者，即令其人实未身临中国，有时亦免不了颇涉遐想，觉得中国是一个遥远缥缈的老大国家，一若不甚与此世界相连属者。而此缥缈遥远的存在物，似颇具一种引诱魔力，及至真亲履是邦，转觉迷惑无从逞其思考，因遂不复有所意拟，只觉得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她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庞大至于超越人类心灵所能包容之限度。她好像是荒乱而不测的深渊，遵守着她固有的生存律，扮演着她自己的雄伟的人生戏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喜剧，但总是如此有力而紧张的真实。于是人乃不免重起惊愕与诧异之思潮。
当其纵览中西两方文化，发现现代中国，便该是这个样儿。要考察并认识东方文化，只有取这个样儿的态度。因为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也是中国人，每当他谈到中国，总得念及他的父亲、母亲，或追想他们的遗容遗行。那是一个活跃的生命，他们共同的生命，充满着兴奋、忍耐、痛苦、快乐和毅力，此等生命，未曾接触过现代文化的影响，可是他们的伟大、尊贵、谦和、诚信，未见稍有逊色。这样，他真认识了中国了！我以为观察中国之唯一方法，亦即所以观察其他任何各国之唯一方法，要搜索一般的人生意义，而不是异民族的舶来文化，要渗透表面的古怪礼貌而觅取诚意的谦德；要从妇女的艳装异服下面，寻求真正的女性与母型；要留意男孩子的顽皮而研究女孩子的幻想。此等男孩子的顽皮，女孩子的幻想，以及婴儿之笑窝，妇人之哭泣，丈夫之忧虑——它们都是全世界各处相同的表象。是以吾人只有经由丈夫之忧虑与妇人之哭泣，始可能正确地认识一个民族，差异处盖只在社会行为之形式而已，这是一切健全的国际批评之基点。
一
她曾经握有至尊的权威，曾经是战胜的豪雄。而今日，她的举世最伟大之基业，几乎是文化绵邈的国家中硕果仅存者。人们因是必须信仰她一定有一种能力，足使此种基业存续下来。吾人当能忆及希腊文化之灿烂，罗马功业之彪炳，今乃久已销声匿迹；又必能忆及中国怎样同化外来民族之思想行为，怎样吸收外来民族之血胤。此种竞存的事实，此种悠久之历史，很明显值得吾人之深思。对于一个古老的国家，似应相当致其尊敬之忱。好比社会对于银髯白发之敬意，应适用于国家，一如个人与个人之间，甚然，即对其悠久之历史，即对其绵永的生存，应致相当之尊敬。
三
另有一个疑窦，起于人们心中：中国的命运将怎样？她是否能生存下去一如已往之光荣？能否不蹈其他古老民族之覆辙？上帝是否真愿意她成就为第一流民族，还是仅仅为“地球太太的流产儿”呢？
然则中国人能否了解自己呢？他们能否充任中国的最好传译者呢？具“自知之明”人尽知其比较的困难，在缺乏健全而清明的批评之环境内尤然，语言的困难，在受有较高教育的华人是断乎不存在的；倒是悠长的中国历史，却相当难于整理；中国之艺术、哲学、诗文、戏剧也不易于精通而获得优美的认识；至若昔日之知己同伴，电车上常遇之同车乘客，以至幼时同窗，今日胆敢擅握一省政权，于他亦属难于宽容。
同时——这差不多是最稀奇的现实——就是她最不讲求自救。好比是赌场中的老手，她把丧失一块领土，幅员与德意志全国相埒一回事，泰然处之，不动声色。当汤玉麟将军在热河神速退兵，打破世界纪录，八天之内，丧地五十万方里之时，四川方面叔侄两大将军却正斗得兴高采烈，大比其武，未免令人惶惑。上帝将能否达到其最后目的，抑或只有上帝自身出场，才能匡助中国，使成为第一流民族！
若夫种种前提条件，足以困顿一外国研究者，同样也足以困顿一中国摩登青年，或许摩登青年的冷静超越态度，还比不上外国研究家，亦未可知。在他的胸膛中，隐藏着一种（或不止乎一种）顽强的苦闷的挣扎。在他的理想中之中国与现实之中国，二者之间有一种矛盾。在他的原始的祖系自尊心理与一时的倾慕外族心理，二者之间尤有更有力之矛盾。他的灵魂给效忠于两极端的矛盾所撕碎了。一端效忠于古老中国，半出于浪漫的热情，半为自私；另一端则效忠于开明的智慧，此智慧渴望社会的革新，欲将一切老朽、腐败、污秽干疖的事物，作一次无情的扫荡。有时矛盾起于羞耻心理与自尊心理之间，则此种矛盾更为重要，盖此矛盾介乎单纯的家族效忠心与事物现状的严重羞耻性，这是优良本能，颇足以自动地刺激福利之增进。有时他的祖系自尊心理占了优越，而正当的自尊心理与无意义的复古热，只隔着一线之差，则甚危险。有时则他的羞耻本能占了优势，而真切的革新愿望与肤浅的摩登崇拜，又只隔着一线之差，当亦不妥。要避免此等矛盾，确乎非是轻易之工作。
中国实为现世界中一最大之“不可思议”，是一大迷惘之因素，缘由倒并非仅仅因为她的年龄之高大与境域之辽广。中国在现存国家中年龄最高，而且保持着赓续一贯的固有文化；她挟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她曾经是雄视全球的强大帝国，是异民族的战胜者，她贡献给世界几个重要发明；她涵育有完全自己的生活智慧，自己固有的文学与哲学；在艺术的境界中，当别个民族方拍翅学飞的时候，她已经振翮高翔了。可是，今日，她无疑是地球上最糟乱最失政的国家，最凄惨最无告，最不能和衷共济以排万难而奋进。上帝——假使真有上帝——愿意她成为寰宇人群中第一等民族，可惜她在国际联盟中恰恰拣定了与危地马拉相比邻的末座；整个国际联盟出其最热忱之好意也不能帮助她——不能帮助她整顿政务，不能帮助她止息内战，不能帮助她自拔于政客、文人、军阀、叛逆者之深渊。
然则将怎样始能把握住这个了解的统一观念呢？真诚之批评态度，配合以精密之鉴定眼光，用心灵来观察，用精神来思虑，心灵与精神，合而为一，这样神妙的境界，也不是轻松惬意所能达到的。因为它的工作，至少应包括救济“古老文化”那种艰巨事业；有如整理家传珍宝，虽鉴识家之眼光，有时有被欺蒙之虞，而手指有时有踌躇不决之患。它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更稀有的德行：诚恳；更需要一种更为稀有的德行：心灵的不断辩论之活力。
于是所生之反动，乃为感情作用的，仅足以表证其人为一浪漫的大同主义者，抑为自负自大之小丈夫者流；其人为爱中国者抑为憎中国者，其爱憎之主见已先定，然后以事实迁就其私意，进而申辩其爱憎之理由。对中国之爱与憎，实无关乎宏旨，盖吾人既欲加以评论，固必须采取一种态度，庶不愧为其理智之人类。吾人今方盲目摸索论据，始则彼此闲谈趣闻逸事，家常琐碎，甚至信口雌黄，海阔天空，不意此等不经意之谈论，倒也颇关重要。盖其印象足以左右思考，一般批评中国之大哲学家，便由此养成。故使人们纵极平心静气，亦可构成严酷的批评。此辈对中国从不置一许可之词，总是百无一是。反之，亦可变成中国之热情的拥护者。当然，此等推论，未免愚拙，盖因普天之下，人类意见都是如此构成，不可避免。继之彼此试进而辩论，有几位仁兄于辩论结局，十足自满于本人见解之正确，自己保证对于中国及中国人民，已有一种公平主见。抱这样的见解之人是握世界统治权的幸福的人，他们是贸迁有无的商人，是大老板，因之他们的主见总是对的。有些人则陷于疑惑与迷惘的烦恼中，生有一种畏缩与混乱之感觉，或竟是畏缩与神秘之谜的感觉，他们的思索就停止于其出发点。不过大家都感觉到有这么一个中国，一个神秘莫测的“狐大仙”。
但以中国青年比起外国研究家来，在便利方面究占一种显明之优势。因为他自身是中国人，因为是中国人，他不独能用心灵来观察，更能用精神来思虑。他知道，在他脉管里挟着自尊与羞耻的洪潮而奔腾环流的血，是中国人的血。这是在他的生物化学机体中运转着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神秘之神秘，而负荷着中国一切尊荣与耻辱，功业与罪恶之负担者；过去与未来，其命运真是千变万化。何以而非切身之关系？至是，所谓整理家传珍宝之譬喻，因而觉得颇不完全，亦不正确，盖不自觉的民族遗传性含存于他的血管内，亦即构成他的身体之一部。故其本身亦即为古董一分子，而非独立之鉴识家。他或许会玩玩英国式足球，其实非真爱好足球；他或许会赞美美国式功率制，而内心实反对功率制；他或许在食桌上使用茶巾，心上却讨嫌茶巾；听了舒伯特的谐曲与蒲拉谟的诗歌，他体会出一种东方情调的陪音，有如古代民谣与牧童情歌的回响，禁不住这种故国情调的诱激，他的心灵安得不魂兮归来。他发掘出了西方文化的优美与荣华，但他还是要回返到东方，当他的年龄将近四十岁，他的东亚的血流便克制着他。他瞧见了父亲的画像，戴一顶瓜皮缎帽，不由得卸却他的西装，换上一套长袍和平底鞋，呜呼噫嘻，不图竟乃如此舒服，如此适意，如此雅逸，盖套在中国式长袍和平底鞋里，他的灵魂得到了休息。于是他不复能明了西方人的“狗颈圈”有何意义，不识当初何以竟会不假思索用了那么长时间。他从此也不复再玩足球，而动手练习中国健身法，遨游桑田竹林之间，憩息松影柳荫之下，如此行动，非如英人所知之乡村散步，而为东方别有意义之遨游，有益于肉体，亦有益于心神。他讨嫌这个字“体操”，操练什么呢？这完全是可笑的西方意义。嗟吁，就只消看看那些威仪棣棣的成年小伙子，竟会在旷场之上豕突狼奔，横冲直撞，争逐一颗小小皮球，现在想来，怎不可笑；至若炎夏天气，运动之后，把身体裹以热泼泼的法兰绒和羊绒衫，更觉可笑。营营扰扰，所为何来？他回想一下，记起当年自己尝乐此不倦，那时他还年轻，还没有成熟，那时的他，不是他自己，只能算一瞬之幻觉，而非真有爱好运动之本性。盖他所生长的环境决然不同，他生长于磕头、闲逸、文雅的环境，而非生长于玩足球、套狗颈圈、抹茶巾、讲功率制的环境，真不应该东施效颦。他有时把自己看做一头猪而把西洋人看做一条狗。狗往往欢喜咬弄猪，而猪只能报之为“做嗯”。此一“做嗯”，或许即是一表示满足之“做嗯”。他甚至竟或愿意变成一头真正的猪，因为它的生活实在够舒服。所以也不致羡慕狗的颈圈，不致羡慕狗的功率制，也不致羡慕狗的妖狐式的胜利。他唯一所巴望的是：狗不要来纠缠他，好让他独个儿自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