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学生活

这样大量的产品，好像使幼弱的青年中国一时难于吞咽，中国而倘有消化不良之患，似非可加以谴责者。霍桑和法朗士已不可挽救地过时了，是毫无疑义的。当局对于文艺事业现正瞩视而思有所作为。他们所能施行的方法如何，其后果如何，无人能预料之。检查制度是容易施行的，最近已见之实施。所困难者，在眼前的环境中将拿什么来满足人民。这里有三个方法。第一是谋些好差缺给那班作家，这个方法有时是很有效的，已有例可援。第二为禁止他们表示不满意，这个方法当然是下策。第三为真实地谋民族的福利而使一般感到满足，这光光是检查制度是不行的。中国人民现在可分为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两派，而后者实居大多数。除非是积极进行建设工作，用公直的态度考虑一切，但凭标语口号，华而不实的多言，不会赋予中国以新的生命，不论是共产主义抑或是法西斯主义。上一辈，他们想把中国倒推进古旧的礼教思想的轨道，包括妇女的遮掩生活，寡妇的守节制度的崇拜，结果决不能使青年中国同情。同时，那些共产主义理想者，肋下挟了大部马克思著作，蓄长了乱蓬蓬的头发，口吸苏俄卷烟，不断地攻击这个那个，也不会救得中国的困难。文学这样东西，依著者鄙见，还是文人学士茶余酒后的消遣品，古派也好，新派也好。

先查考从英国翻译的作品，则主要小说作家为：艾略特（Eliot）、费尔亭、笛福（《摩尔·弗兰德斯》亦经译出）、金丝莱（Kingsley）、斯威夫特、高尔史密斯（Goldsmith）、勃朗特姊妹（Bronte《洛雪小姐游学记》和《狭路冤家》）、斯科特（Scott）、康拉特（Conrad）、加斯刻尔夫人（Gaskell）、狄更斯（《老古玩店》、《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董贝父子》、《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双城记》、《圣诞颂歌》、《艰难时世》）、哈葛特（Haggard）的笔墨经过林纾译笔的渲染，获得的声誉还远过于原作的地位。诗人的主要者为：斯宾塞（Spenser）、布朗宁（Browning）、彭斯（Burns）、拜伦（Byron）、雪莱（Shelley）、华兹华斯（Wordsworth）、道生（Dowson）。五种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第十二夜》、《亨利第六遗事》、《罗密欧与朱丽叶》）亦经几位译者译出。戏剧的主要作者为：高尔斯华绥（七种剧本）、比内罗（Pinero）、琼斯（Jones）、谢立丹（Sheridan《造谣学校》）和萧伯纳（Shaw《华伦夫人之职业》、《英雄与美人》、《人与超人》、《卖花女》、《鳏夫的房产》、《好逑者》等）。爱尔兰作家可以约翰沁孤（Synge）、邓萨奈（Dunsany）为代表。论文作家主要者为：兰姆（Lamb）、木涅特（Bennett）、马克斯·贝尔鲍（Max Beerbohm）。巴莱（Barrie）和王尔德（Wilde）引起了中国文艺界的广大注意，《少奶奶的扇子》有两种译本，《莎乐美》有三种译本，《道连·格雷的画像》和《狱中记》亦经译出。威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纲》一书最为出名，其余的作品为《时间机器》、《月球上的第一批人》。哈代（Hardy）则仅以其短篇小说及诗著称于中国，虽哈代之名传遍一时。曼斯菲尔德（Mansfield）经故徐志摩之推荐，亦甚著名。这一张名单包括那些作者他的文学作品经译成中文而有单行本印行的，但当然并不包括别种著作的作者像罗素，他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

衡之实际，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乃为作者心灵的发表，其本质上是抒情的，就是发表思考的文学也适用这种原理——只有直接从人们心灵上发生的思想，始值得永垂不朽。爱德华·杨格（Edward Young）早于一七九五年已在《原始作文之研究》一书中，很清楚地说明这种观点。金圣叹是十九世纪的杰出批评家，在他的著述中屡屡这样说：“何为诗，诗者是心之声。可见之于妇人之心中，可见之于婴孩之心中，朝暮涌上你的心头，无时无刻不在心头。”文学之原始实在是这么单纯，不管一切文法上修辞上的技巧，怎样的会叫一般大学里的教授埋头磨炼起来。金圣叹又说：“文人非勉强说话，非被迫而说话，但意会所到，出自天机，有不期说而说者。有时叙事，有时舒其胸中积愫，所言者既已尽所欲言，即搁笔不复赘一字。”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之不同，就在有的写在笔下，备觉美丽；有的写来，拙直无味，自然那些写得越是美丽胜过别人的，越能永垂不朽。

在法国方面，较重要的作家为：巴尔扎克（Balzac）、莫里哀（Moliere）、莫泊桑（Maupassant全部作品）、法朗士（France九种著作已经译出，《黛丝》有两种译本）、纪德（Gide）、伏尔泰（Voltaire《甘地传》）、卢梭（Rousseau《忏悔录》、《爱弥儿》）、左拉（Zola）、福楼拜（Flaubert《包法利夫人》三种译本，《萨郎波》及《坦白》）、大仲马小仲马父子，固已久著盛名，特别是《茶花女》一书几已成为中国人的共同爱物。雨果（Hugo）的代表作为：《海上劳工》、《悲剧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艾那尼》、《吕克兰斯·鲍夏》、《吕布拉》。早期浪漫主义作家以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和圣皮尔（Bernardine de Saint-Pierre）为代表。都德（Daudet）的《萨福》和普兰伏（Prevest）的《漫郎摄实戈》当然是人人爱读的作品。波德莱尔（Baudelaire）享名甚盛，罗丹斯（Rostand）的《西哈诺》亦为一般所爱读。巴比塞（Barbusse）的小说《炮火和光明》各有两种译本，就如罗曼·罗兰（Rolland）的冗长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有了中文译本，他还有《白利与露茜》、《孟德斯榜夫人》、《爱与死之角逐》等几种的译本。

总之，一国的学者赓续讨论仁义达两千五百年之久，自难免重复。不是瞎说，一篇荣膺殿试第一名的大文章，倘译成简单的英文，真要以其幼稚浅薄使读者陷于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伟大的智慧所产生的伟大文艺，予人以一种虱子戏一样的异样诙谐的印象。一个作家是以只能在小说戏剧的境界限以内，才能发挥其创作天才，因为他们在小说戏剧的园地上，始能舒泰地保持一己之个性，于是幻想的意象得以活泼地创造。

德国的正统文学，自然推歌德（Goethe）为代表，在他的作品中，《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两种译本）、《艾格蒙特》、《克拉维戈》等都被译成中文。席勒（Schiller）被译出的代表作品有《瓦伦斯坦》、《强盗》、《奥尔良的姑娘》、《威廉退尔》。其余重要作家为：莱森（Lessing《英雄儿女》）、弗莱塔格（Freytag《新闻记者》）、海涅（Heine《哈尔茨山游记》），福沟（Fougue）的《涡堤孩》和施笃姆（Storm）的《茵梦湖》（三种译本）为极端风行的作品。豪普特曼（Hauptmann）以其《火焰》、《獭皮》、《织工》、《寂寞的人们》和新近出版的小说《异端》著称，而他的《池钟》一剧名曾经一度被用为一种杂志的名称。其余为：苏德曼（Sudermann）的《忧愁夫人》以及较为晚出的卫德耿（Wedekind）的《春醒》和弗兰克（Leonhard Frank）的《灵肉的冲突》。

这对于一个老大而自傲的国家实在是过大而吞不下咽的一口东西，但以中国之大，或许竟能吞得下去。无论怎样，文学的变动终于临头了。中国文学势不得不在内容方面，在体裁方面，遭逢广大的变迁，为过去两千年间所未经见者。直接受了外来的影响，口说的白话轮到被作为文学的手段；语言的解放，从一个深染西洋思想的人提倡起来。它的词汇大大地增富起来，那即是新的概念的增加，科学的、艺术的、文学的，大概总之比之吾们固有思想的故旧材料远较为恰当而确定。赖有此思想原料的新补充，体裁上乃发生新变迁，这体裁的现代化，跟固有的完全换了一个面目。致老学究们无力追随此新的规范——倘叫他写一篇在内容上在体裁上赶得上现代标准的杂志文字，将使他茫然不知所措。不但体裁上发生了变迁，形式上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于是吾们也有了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和现代戏剧剧本，而写小说的技巧，尤其大大地修改过。总之，老的批判标准业已废弃，所谓老的批判标准，很近似法国新经典派之阻碍欧洲认识莎士比亚至百五十年之久。吾们现在有较新颖较丰富较宽广的文学理想来代替陈旧的批判眼光，结果使文学与人生获得较接近的和谐，思想获得较完美的正确和生命获得较大的真实性。

中国单音缀合之语言与书写字体间之完全调整盖易于理会。语言缺乏表声的形式结果，产生多数发声相同的文字，Pao一个声音，可以表示一打以上的意义：包、抱、饱、泡，依此类推。因为象形原理的应用，只限于具象的事物或行动，在古时已感觉运用之困难，故原始文字“包”用作纯粹的发声符号，而假借以表示其他同声的文字。结果发生很多纠纷，而在汉代文字大定以前，吾们有许多这样的假借文字，以一字表指许多不同的事物。事实上之需要，迫使中国人加添符号（称为字根），Pao以表示意思的群体，这就是这个Pao字欲用以指示者。

当然文化输出的民族是比较发皇的民族，而接触外来文化的民族，由于环境的剧变，总不免引起纷乱。进步是有味的，但进步也是痛苦的。更不止此，进步还是险恶的。青年中国的心田上，掀起了广博的精神风浪，吾们丧失了思想的重心，吾们丧失了欣愉的共通意识。调整守旧与革新间的工作，往往非是常人所能胜任，而现代中国思想界尤具有思维不成熟、性情轻躁、理想浅薄的特性。了解旧的文化固甚困难，而明了新的亦非容易。新的文化含有一些浪漫主义的又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缺乏批判和理智的重心，极端不能容忍任何旧式的和中国式的一切，无批判地接受每年外来的思想新范型，不断地广泛地搜寻最新作家，从南斯拉夫搜寻诗人，从保加利亚搜寻小说家。对于外人之揭发任何中国的旧有范型，极度敏感，这仅足证其缺乏自信，一个十八世纪的唯理主义，间歇的忧郁与过分的热心，一年一年地追逐新的口号，有似自噬其尾——此等特性，显露于现代中国的作品。

每个国家，都发展一种最适合于本国语言的文学作品。欧洲并未发展一种象形主义的作品，因为印度欧罗巴语派之发音结构，其子音比较的浪费，而其缀合又变化无穷，是以需要一种分析的字母，因而用这种文字于象形的表示，必至陷于不可救药的不正确。因为文字的象形制度，不能单独应用，以中国文字为例，我们觉得它需要发音原理来辅助，始能产生任何重要发展。这些基本的象形文字之连缀，其作用纯在乎求发音上之功效。而实际上中国字典所收录之四万以上的文字，其百分之九十系建筑于缀音原则上面，差不多用一千三百个象形字作为发音记号。语言之单音组织如中国文字者，仅有四百个左右之缀音组合，如秦、昌、张等，也就够用了。但是日耳曼语系中，发明一种新的记号以代表各个新的声音缀合如德文中之Schlacht及Kraft或英文中之Scratched及Scraped，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语言之未尝发展西洋意味的表声书体，因为象形记号之发音的应用已足敷应付。倘中国语言中曾用到过像德文Schlacht、Kraft及英文Scratched、Scraped那样的文字，他们感于迫切的需要，老早就发明了一种表声的书体了。

吾们丧失了坚定的和全盘的人生观立场。今日，文学受着政治阴影的笼罩，而作家分成两大营垒，一方面捧出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捧出共产主义，两方面都想把自家的信仰当做医治一切社会病态的万应药膏，而其思想之缺乏真实独立性，大致无以异于古老的中国。虽有明显的思想解放之呼声，可是那排斥异端的旧的心理作用仍然存在，不过穿了一件现代名词的外褂。因为骨子里，中国人的爱好自由，有如爱悦一个外国荡妇，没有真挚的爱情可言。这些是文化变迁过渡期的恶劣一面的形象，但他们到了政治组织上了轨道，灵魂上减少灵智的污点时候，会自然涤荡消灭的。

其理由易见，那些说教的文学大体上均属品质低劣的次等作品，充满了宣扬道德的陈腐之说和质直的理论，思想的范围又为畏惧异端邪说的心理所限。故中国文学之可读者，只是那些含有西洋意识之文学，包括小说、戏剧和诗，这就是幻想的意象的文学而不是思考的文学。读书人本不是经济专家，而偏写讨论捐税的文字；文人学士手未尝一执刈镰，偏写讨论农耕的文字；而政治家本非工程师，乃大写其“黄河保护计划”——这一类是很普遍的题目——在思想限阈内，像中国的俗语说法，读书人都在孔夫子门槛里翻筋斗。他们都轻视庄子，却人人读读《庄子》，庄子为毁谤孔氏学说的伟大著作家。有几位学者胆敢玩玩佛学，不过他们对于佛教仪式并不崇奉，茹素戒荤亦不虔诚。他们的畏惧异端学说，有如畏惧达摩克利斯（Damocles）的利剑，畏惧异端实即畏惧新思想。文学本生存于自然发生的境界中，却配备以经典的传统思想，“心的自由活动”之范围乃大受限制，这在孔夫子门槛里翻筋斗，不问其本领如何高大，终不过是孔门界限里的翻筋斗而已。

除了几种译本像霍桑（Hawthorne）、斯陀夫人（Mrs.Stowe）、欧文（Irving）、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寥寥几位的作品以外，一般对于美国文学之注意力，集中于比较现代的作品。其中最享盛名的是辛克莱（Sinclaire），他的盛名乃随着苏联共产主义文学狂潮的勃兴而共来。他的作品之译成中文者，已有十三种之多。而在这一张名单上，似不可忽略果尔德（Michael Gold）的短篇小说和他的说部《无钱的犹太人》。刘易士（Lewis）的作品之较著的译本只有《大街》一种，德莱塞（Dreiser）则为短篇小说集，其实上述二人都是很著名的。奥尼尔（O’Neill）的戏剧有两种（《比利加斯之月》及《天水》）曾经译出。赛珍珠女士（Pearl S.Buck）的《大地》有两种中文译本，其余她的短篇小说及《儿子们》等亦有经译出者。

中国文学有一种含有教训意味的文学与一种优美悦人的文学两种的区别，前者为真理之运转传达工具，所谓“文以载道”之文；后者为情愫之发表，所谓“抒情文学”。二者之区别，至为明显：前者为客观的，说明的；后者为主观的，抒情的。中国人都一致推崇前者，认为其价值较后者为高大。因为它改进人民的思想，并提高社会道德之水准。从这一个观点出发，他们遂轻视小说戏剧这一类文学，称为“雕虫小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唯一例外为诗，诗虽同样为抒情文学，他们对之非但不予轻视，且珍爱修养之盛过于欧美。事实上，中国文人全都暗里欢喜读读小说和戏剧，而官吏阶级虽在其冠冕堂皇的论文里说仁道义，可是在其私人说话里往往可以发现他们很熟悉《金瓶梅》或《品花宝鉴》中人物，二者都是淫猥的两性小说。

在短短的两年中（1928—1929），差不多有一百多种苏联文学作品，长篇和短篇，狂热而迅速地蜂拥上中国的出版界，致促起当局之严重注意。这些出版物包括下列诸人的作品：Lunacharsky，Libediensky，Michels，Fadeev，Gladhov，Kollontay，Shishkov，Romanov，Pilniak，Ognoyov，Sosnovsky，Shaginian，Yakovlev，A.Tolstoy，Deminov，Erenburg，Arosev，Babel，Kasathin，Ivanov，Iva.Luuts Sannikoff，Seyfollina，Bakhmetev，Fedin，A.Serafimovitch，Prishvin，Semenov，Sholokhov，NVNV，Vessely，Zoschenko，Tretiakev，Sobole，Kolosov，Formanov，Figner。这里，吾们不用说未提出革命以前的俄罗斯作家，像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这几位作家在这个时期以前，已经是很熟悉于中国文坛了。契诃夫的全部著作都经译出，托尔斯泰的作品，译出者计二十种，包括冗长的《战争与和平》（只译出了一部）、《复活》及《安娜小史》。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一般所爱读的作家，他的作品译出者计七种，包括《罪与罚》。屠格涅夫早就出了名，他的作品经译出者有二十一种之多。高尔基横跨两大时代，不用说，是一代的宠儿。安特列夫和阿志巴绥夫，爱罗先珂因为列宁的影响也很受人欢迎。一百零几种后乎革命的苏联作品，其中有二十三种同时有两种译本出版，且有四种作品至有三种译本者。举其享名较盛之作品，则为柯伦泰夫人的《恋爱之路》（两种译本）、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三种译本）、奥古郁夫的《共产党校童日记》（三种译本）、阿志巴绥夫的《沙宁》（三种译本）、绥拉菲靡维奇的许多作品（包括《铁流》）和披里涅克的许多作品。戏剧方面有希什科夫和伊凡诺夫的作品。批评方面有卢那察尔斯基的作品。

一 文学之特性

中国文学手段，即中国语言之语格，实为决定中国文学特殊发展的主要因素。与欧洲语言一加比较，很可以循索出中国思想与文学之特殊性，乃单纯地受所谓单音语言的影响，其程度至深。中国语言之发音，如金、昌、张，其所生之后果，至可惊人，此单音组织决定中国著作之特性，而此著作特性产生中国文学传统的持续系统，复因而影响及于中国思想之保守性。更进一步，亦为文言与口语分别之原因，这又转而使从事学问，备感艰难，于是其势难免成为少数阶级的专利品，最后，此单音组织直接影响中国文学格调的某些特殊性。

这些变迁，一切都是由欧洲文学的影响而传来的。这影响自然不限于文学，因为中国在一个收割期收获了所有西洋学术的果实，无论在哲学方面、心理学方面、科学方面、工艺学方面、经济学方面和其他一切包括于现代精密法则的文化者。甚至小孩子的游戏、歌唱、舞蹈，现在也都输入了进来。文学进步的真正结果，已概述于《文学革命》的一节中，此影响为翻译欧洲作品之直接结果。试一观此等翻译的内容与种类，将显示此影响之形式与程度。

二 语言与思想

一九三四年的《中国图书年鉴》载有一罗列最近二十三年来翻译的诗歌、短篇小说、长篇说部的书篇名单，原作之国籍达二十六国。这一张表未见得是完全的，但很够供给我们眼前的参考。倘将原作者国籍依译作原著者人数之多寡顺次排列，则英国四十七人，法国三十八人，俄国三十六人，德国三十人，日本三十人，美国十八人，意大利七人，挪威六人，波兰五人，西班牙四人，匈牙利三人，希腊三人，阿非利加二人，犹太二人，其余则瑞典、比利时、芬兰、捷克、奥国、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波斯、印度、暹罗、叙利亚各得一人。

文学之抒情的素性，使吾人得以把文学当做人类性灵的反照，而把一国的文学，当做一国的精神的反映。倘能把人生比作大城市，那么人类的著作可以比作屋于顶阁上的窗口，人们可由以俯瞰全景，读着一个人的著作，吾人乃从作者的窗口以窥察人生，因而所获得的人生之景象一如作者之所见者，星、云、山峰，创出地平线的轮廓，而城市里的一切走廊屋顶，彼此似属相同，但从窗口里面窥探的城市景色是具个性的，是有各自的特殊面目的。检阅一国的文学，吾人是以仅在获取人生的一瞥，一如中国最优智慧所能见到而经由他们特殊的、个性的手段所表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