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学生活
东汉之季，有蔡邕者，沈酣六籍，贯串百家，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本取功名如拾芥，奈以白发双亲，未尽孝养，倒不如聊承菽水之欢，暂罢青云之想。新娶妻赵氏五娘，才方两月，仪容俊雅，德行幽闲，正是夫妻和顺，父母康宁。是年适值大比之年，郡中有吏譬如蔡邕。惟路途遥远，旅程羁延，深恐经年累月，尽忠则不能尽孝，尽孝则不能尽忠。卒以严父之命，入京应试。自是膝下承欢唯五娘是赖。
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有好的散文，但是你得用新的估量标准去搜寻它。或为思想与情感的自由活跃，或为体裁、风格之自由豪放，你要寻这样作品，得求之于一般略为非正统派的作者，带一些左道旁门的色彩的。他们既富有充实的才力，势不能不有轻视体裁骸壳的天然倾向。这样的作者，随意举几个为例，即苏东坡、袁中郎、袁枚、李笠翁、龚自珍，他们都是知识的革命者，而他们的作品，往往受当时朝廷的苛评，或被禁止，或受贬斥。他们有具个性的作风和思想，为正统派学者视为过激思想而危及道德的。
殿试发榜之日，邕以首甲状元登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时丞相牛公，膝下单生一女，美而慧，颇属意于邕，邕虽不愿弃糟糠之妻，然逼于权势，竟入赘牛府。成礼之日，虽备极荣贵，邕悒悒寡欢，心未尝一刻不思五娘也。牛小姐侦知其情，颇有意玉成邕志，乃白于父，请许新夫妇回乡一度省亲。丞相殊不悦，因未能成行。
作进一步的考虑，这些文集是代表文学倾向极盛的民族之各代学者的巨量文字作品的主要部分，则使人觉得灰心而失望。吾们或许用了太现代化的定则去批判它们，这定则根本与它们陌生的。它们也存含有人类的素质、欢乐与悲愁；在此等作品的背景中，也常有人物，他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环境为吾人所欲知者。但既生存于现代，吾人不得不用现代之定则以批判之。当吾人读归有光之《先慈行状》，盖为当时第一流作家的作品，作者又为当时文学运动的领袖，吾人不由想起这是一生勤勉学问的最高产物；而吾人但发现他不过是纯粹工匠式的模古语言，表被于这样的内容之上，其内容则为特性的缺乏事实的空虚，与情感之浅薄。吾人之感失望，谁曰不宜。
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
这并不就说中国人脑筋的简单，他们的文学充满了共通性，但却不是简单。非但不简单，此等庸俗的通性，不着边际，说来奇怪，会发展成很优美的辞令。中国人娴熟于此种文学训练，习知怎样探求言外之意，却不是异国人所能有的本领。由于外国人的不能探求言外之意，或为低劣翻译者之过失，疏漏了此言外之意，致令外国记者骂中国人又骂自己，为了弄清楚此等用字聪明而无损于人的宣言的头脑。
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这样，产生一种文章，当其译成英文，便觉得十分可笑。在一次最近的某一重要政党所发表的宣言中有云：“凡损害吾国主权，侵犯吾国疆土者，吾人将逐出之！凡危及世界和平者，吾人将制止之！吾人已下决心。……吾人决出全力以赴之。……吾人必须团结一致。……”一个现代的社会，殆将拒绝接受如此一篇宣言。他们需要当前外交内政环境的更准确恰当的分析，他们需要知道用以抗拒侵略并制止破坏国际和平之方法与手段的更详细的说明。此种文学的恶癖有时导致极端的无聊。有如一个宣传丝袜的广告，用五百字以上的论文的形式，开端写起“慨自东省失陷……”云云。
戏剧既挟有广大的普遍势力，它在中国民族生活上所占的地位，很相近于它在理想界所处的逻辑的地位。除了教导人的对于音乐的挚爱，它教导中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为非知识阶级）以历史知识，惊人动魄，深入人心。逸史野乘和完全历史的文学传说，对于剧中人物的传统观念，控制普通男女的心和理想。这样，任何老媪都能认识历史上的英雄像关羽、刘备、曹操、薛仁贵、杨贵妃，其具体概念较优于著者，盖她们都从戏台上瞧得烂熟。至于著者童年时代，因为受的教会教育，观剧很受拘束，只能从冷冷清清的历史书本，一桩一桩零星片段地读着。未到二十岁，我知道了许多西洋故事，知道了约书亚（Joshua）的喇叭吹倒耶利哥（Jericho）的城墙。可是直到近三十岁，才知道孟姜女哭夫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像这样的浅陋无知在非知识阶级中倒不容易找得出。
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文学革命为事实上之需要，卒于一九一七年发动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是由胡适与陈独秀所领导，他们主张用白话文为文学工具。在这一次运动之前，古时亦曾有过革命。唐朝韩愈的反抗五六世纪之骈体文，主张使用简明之体裁，导文学归于比较健全的标准而给予吾人稍为可读之散文。但韩愈的革命运动却是复古运动，是更遥远的返于周代的文学形式。这在观点上仍不脱为经典的，他仅想努力仿古。可是这件工作大不容易。自经韩愈倡导之后，文学时尚逡巡于模仿周文与秦汉文之间，及韩愈本人成为古代人物，唐代文章亦为后代竞相模仿。宋人模仿唐文，明清作者模仿唐宋，文学风尚乃成为模仿竞争。
当她转身见其侧形的时候，她的美艳的姿容像下面的描写着：
七 文学革命
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
这使吾人想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要明了中国政治，你必须先明了中国文学。或许这里吾们应该避免用文学二字，而说“文章”以代之。这样狂热地崇拜文章，在国内已变成一种真实的精神病。这在现代宣言中表示得最明显，不论是学生团体、商业机关、政党，当草拟宣言或类此文件时，第一个想象，是怎样使它音节嘹亮可诵，怎样铺排得字面美观，而一个读报者的第一个想象，亦为此等宣言之美丽可诵与否。这样的宣言，差不多都是说不出一些事实而却篇篇说得很美丽。一个明显的谎言倘用了优美的形式说出来，也可以受到赞美。
戏剧除了普遍广布历史与音乐于民间，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教育功用，供给人们以一切分解善恶的道德意识，实际上一切标准的中国意识，忠臣孝子，义仆勇将，节妇烈女，活泼黠诡之婢女，幽静痴情之小姐，现均表演之于戏剧中。用故事的形式来扮演各个人物，人物成为戏剧的中心，孰为他们所憎，孰为他们所爱，他们深深地感受着道德意识的激动。曹操的奸诈，闵子骞的孝顺，卓文君的私奔，崔莺莺的多情，杨贵妃的骄奢，秦桧的卖国，严嵩的贪暴，诸葛亮的权谋，张飞的暴躁，以及目莲的宗教的圣洁——他们都于一般中国人很熟悉，以他们的伦理的传统意识，构成他们判别善恶行为的具体概念。
那是天然因果，即语言的束缚产生思想的束缚。文言是死的，致不能正确恰当地表明一种思想。他常茫然自失于暧昧模糊的通性里，培育长大于这种通性而根本缺乏逻辑理论的训练，中国文人常显出论辩的极端稚态来。思想与文学之悬殊，致掀起一种环境，那里思想与文学被视为彼此无关系的东西。
下记的一段《琵琶记》故事，乃所以显示戏剧广被于中国民众的道德势力的一种。《琵琶记》那样的故事，对于家庭的节孝，直接激发一种赞美心理，此种节孝心理已普遍地控制着民众的理想。《琵琶记》的长处，不在乎现代意识中所称的戏剧的一贯性，它的全剧分至四十一出，剧情演进时期延长至数年之久；也不在乎意象之美雅，《牡丹亭》在这方面远胜于它；也不在乎美丽的诗的辞藻，这方面，《西厢记》远胜于它；也不在乎热情的浓郁，这方面，应较《长生殿》为逊色；但是《琵琶记》终不失其崇高之声望，纯因其表扬家庭间孝与爱的动人。此等美德，常在中国人心上抓握住温热的情愫。它的影响尤为真实而典型的。
六 文学与政治
此等文学上的妖孽，只有在一个信仰伪妄的文学标准的民族才会发现，而实际上即为初级小学中用差误方法教授作文的结果。现代中国人，鉴于这种文学悲剧的演出，他们只有两个办法，而于此二者之间择一而从。第一，他们可以依从历来传统的文学观念而柔顺地把它当做美文学，美文学固无须乎与事实相联系——事实为著作所欲传达者——并需辨别言外之意而读之，否则他必须要求字面与思想的更密切的接近，和一个新的文学标准，须用一种语言更能表达一人的生活与思想者。换言之，他应把那些冗长宣言的流行视为源于文学的恶行，而非政治根性的恶行。但是他同时必须信仰除非这种的文学恶行根本肃清，则政治恶行亦将继续不辍。
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
中国人善用文学的巧猾手腕，可举下述为例。当一省政府正欲着手鸦片公卖，它想出极端巧妙的四字句口号，叫做“寓禁于征”。现在吾们发现只有这条标语才能顺利推行这个政策，没有别的可生同等效力。当中国中央政府从南京迁都洛阳，发现另一口号，叫做“长期抗战”。四川省有几位军阀仁兄，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竟异想天开，发明“懒税”，此种捐税乃课于一般懒惰不肯种植鸦片的农民。后来四川省又发明了一种新税叫做“利益税”，这就是一种特税，加于许多捐税之上，而其原来的税额本已三十倍于正常田赋。这种捐税欲在人民与兵士之间产生一种好意，盖将此税支付给兵士，则欠饷的兵士不致再劳自己动手以谋经济出路了。这就是为什么吾们谈论间常笑外国人之头脑简单。
当她轻移莲步，又这样地描写：
因为中国人曾经会发达一种文字矫饰的艺术——大致缘于文言的单音节的特性，前面已经说过——而吾们又极崇拜文字。吾们甚至赖文字而生活着，文字又可决定政治的立法的斗争之胜负。中国的内战常以通电的形式先开一场笔战。平民大众乃大可专心致志地诵读此等谩骂而斯文地互讦文电之往来，其内容或至为无耻的谎语。当读者辨味其文学体裁之孰为优美时，脑筋上固已体会出不祥之战云已弥漫于天际。这在中文中叫做“先礼让而后兵”。凡政党将发动革命，则指责中央政府为腐败卖国，而中央政府则比较圆滑地请求革命党“合作以维和平”，又说什么“为了国家之团结”，“因为吾人生当国难时期”等云云。而同时双方军队愈开愈近地接触火线，而双方的壕沟也愈掘愈深。革命党方面抓握住喊得响亮的口实，在大众眼里获得了胜利了。死的语言乃变成欺人的语言，只要你用反面名字称呼它，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