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家族主义之伦理哲学甚至限制吾人之远游与运动，因为在《孝经》中，产生了一个学理，殆为每个小学生都须熟记者，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为孔子门人之佼佼者，当其临终之际，这样说：“启予足，启予手。”盖曾子保全其身体发肤而终，可告无愧于祖宗。此种思想已极临近于宗教思想。它又限制我们的向外发展，因为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游历的最好形式，本应该是无一定目的地、无预定目的地的，依照孔子的学理，这便不可能了。所谓孝子，应该慎惜身体，不可爬高山，不可走险路。这样一来，阿尔卑斯俱乐部（Alpine Club）中遂找不出一个配称孝子的人了。
依照韩非子的意见，政治智慧之起点，始终摈弃道德之俗论并避免道德之改进。著者亦深信吾人停止谈论人民道德的感化愈早，则吾人之能建立中国之廉洁政府亦将愈早。可是事实上有那么许多人在议论着道德的改进，以为政治罪恶的解决手段，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思想之幼稚和他们的领悟正确的政治问题之低能。他们应该明了吾人已经继续不断地谈道德的腐论历两千年之久，卒未能用道德之力量改进国家，或使她有一个比较贤明廉洁的政府。中国人民应该明了，倘令道德感化真能有何裨益，中国今日应早已成为天使圣哲的乐园了。依著者愚见，用道德来改善政治的思想和议论，何以如是流行，特殊那些官吏谈得尤为起劲，就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改革，至少不会有害于人。可是吾们那些高呼提高道德的大人先生，都是不怀好意，有几个简直有一颗墨黑的良心。著者固知张宗昌督办和别位恢复名教礼制而提高他人的道德水准者，通常都广置姬妾，自五人至十五人不等，又为强奸幼女之老手。吾人说“仁义是美德”，他们亦将回答说：“不差，仁义是良行。”这样胡胡调，固无伤于任何人。另一方面，吾从未听见吾们的官僚老爷讲起法治政府，因为人民将对之说：“很好，我们嗣后将用法律检举你们，而请你们进监狱。”是以吾人停止谈论道德愈早，而移其论旨于严格推行法治，则吾人愈能及早阻止官僚之闪避法律制裁，使他们不再能托故优游外国租界而写写意意诵读孔子经书。
家族制度的影响于吾人，就恰恰在于私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从吾们手中剥夺了订婚权，而以之授予我们的父母；它使吾人结婚不是娶了一个妻子，却是娶了一房媳妇，更使吾人妻子生产儿子成为“养孙子”；它把新娘的义务加重了百倍；它使年轻夫妇白昼掩扉成为非礼行为，而使“秘密”二字成为中国人所不知的名词。譬方一架收音机，它使吾人安于闹的习惯，闹的婚礼，闹的葬仪，闹的饮食，以至于闹的睡眠。它麻痹了我们的神经而发展了吾们的耐性。欧美人民好像一个闺女，它只消照顾自身，因之她只消使她自己外观整洁美丽；中国人民则好像一位大家庭中的媳妇，她有许许多多家庭的本分须行料理，吾们是以在很小的年龄就已养成了端庄性，它使吾们的青年人恪守本分；它过度保护我们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倒很少有孩子反抗家庭而出走的。凡父母太以自己为中心而太专制，它时常剥夺了青年的事业心和发明天才。著者认为这一点是家族制度所施于中国人的特性最恶劣的影响。父母的丧仪又涉及士子应试的机会，居父母之丧的读书人，必须停止应考三年，同时又为士大夫阶级提出辞呈的最好理由。
简言之，韩非子时代有两种相对的政治概念，吾人在此现时代亦然。孔子的贤能政府之概念和法治政府之概念，把每个统治者当做贤人君子，因而亦以对待贤人君子之礼待遇之。法治制度的政治概念，则把每个统治者当做坏蛋看待，因进而制备种种条款，以防止其遂行歪曲意念。很清楚，前者是中国传统的见地，而后者是西洋的见地，亦即为韩非子的见地。似韩非子所说：“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这就是法家哲学的道德观之基点。换言之，吾人不以统治者为君子而冀其行仁义之道，吾人应目之为潜伏的囚犯而筹谋种种方法与手段以期阻止此等可能的罪行，如剥削人民的权利与卖国。你可以很容易看出后者的制度是较易于收实效，其阻止政治腐化的效用，比之静待此等君子之良心发现高明得多。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此所谓乡村或市镇的地方政治机关，是非可目睹的。它没有具象的权力体，像市长或议员者。它是实际赖道德的观念受年事较长者之统治。此统治者之资格，亦为年高德劭，同时亦受一般土豪劣绅（破靴党）的统治，则借重其熟悉法律与历史。基本上，它是受习俗和惯例统治着，所谓不成文法律者近之。倘遇发生争端，常请出年老者或族长来公断是非曲直，公断标准不是单纯根据理由而是依照“人情公理”两者兼顾。倒是没有了律师的参加，反而容易察觉谁是谁非，尤其当两造同系生活于同一社会传统之下而彼此系属相识者。因无律师在场，使公正的判断益见可能，而判断公正，常使人心折服。乡村里的绅士似较城市中者清白一些，虽他们的寄生虫的本质是由于经济的关系而决定了的。也有良好纯正的读书人，他并不视处理争讼为职业，他们因为德行、学问、名誉，也能分享老年人所受的尊敬之权力。在此等老年人和读书人治理之下，人民生活着。临到争执不能用这种方法解决时，好像犯了伤害人命的刑事案件，或如分析家产，或其两造都决心争取面子、誓不甘休的时候，那么他们才请教衙门。但是这仅当两造都准备毁灭自己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民不畏怕衙门如同趋避瘟疫病一样。
但至少在学理上，孔子并非有意牺牲了社会的完整而使家族意识发展为自私观念的。在他的道德律里面，他也曾容许某种程度的超家族的仁爱。他把家庭内的道德训练作为普通道德训练的基础，他计划想从此普通的道德训练，实现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要很适宜于和谐幸福的共同生活的。只有在这种悟性里面一个人才能了解重视孝道的意义。孝在中国伦理观念里面，是居于百善之先的。中国文字里头，那个教育的教字甚至是从“孝”字蜕化而来的。《孝经》上对于孝的意义，作下面的解释：
中国人民常能管束自己，倘所谓政府者能听令自存自没而不加干预，则他们亦很愿意与政府不相往来，尔为尔，我为我，今如给予人民以十年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在此时期，政府一词，无人提及，他们很可以安静地生活下去，他们的事业也会发展而兴旺起来，他们会垦殖荒地改成果园，制作用具，转辗传贩之于全国，亦将能发掘地下之宝藏，扩展各人之事业。鸦片将不复有人种植，因为没有人迫使之种植，将自然而然绝种。他们还能积聚些积蓄，足以救济临时的水旱灾荒。让他没有高悬“富国利民”匾额的什么什么税局，则国家将趋于强盛，而人民趋于富足。
不过吾人于此必须提示者：孔子从未想把家族意识去夺取社会意识或民族意识的地位，亦并未想把它发展成一种高度自私的形式——后世的结果，尽孔子全部实践的智慧，实未能料及。家族制度的劣点，在韩非子时代已很明显（约当基督前三世纪末期）。依著者愚见，韩非子实为那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韩非子》一书所记载的当时政治实况的描写，可以映出今日中国的形貌。例如由于亲贵偏宠而使文官制度的崩坏，不啻攘夺了国家资产而增富了私家。高官显宦之建筑富丽的别庄，渎职官吏之缺乏任何制裁，因此缺乏公民观念和一般的缺乏社会意识。此等劣点都经韩非子一一指出，他主张组织一个法治的政府，他认为法治政府才是政治上唯一的出路。可是韩非子自己的结局却是被迫仰药而死，类乎苏格拉底的命运。
全部道德哲理，在社会上，基于模拟的学理；在教育上，基于习惯的学理。社会教育的方法，即自儿童时代培植纯正的心智态度，其出发点乃天然开始于家庭中。这种方法，并为差误。它的唯一弱点为政治与道德的混合，其结果对于家庭是有优良的成效的，而对于国家则为危害。
由此观之，面子这样东西虽无从下一定义，但差不多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每个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国将不成其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平民无论怎么样，总没有多大面子。问题是到什么时候官僚阶级才肯放弃他们的面子？等到街巷闹市之间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安全的交通。等到法庭上面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公平的裁判。等到内阁各部之间消失了面子，而以面子统治的政府让给了法治政府，吾们才能有一个真实的民国。
夫教，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八 乡属制度
由于这种意义，孔子对他的弟子曾子说：
九“贤能政府”
“名分学说”，即孔子学说通常所被称之代名词，实为家族制度背后的社会哲学。这是一种道理乃所以维持中国社会之秩序者，它同时为社会组织与社会控驭之原理。其基本理想为名分。名分赋予每一个男子或女子在社会上所应处的一定之地位。有如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欲“令任何事物都归于适当地位”。名分的社会理想亦为个人都处于适当地位。“名”的意义为名称，“分”的意义为本分。孔子学说实际上常被称为“名教”或即为“名分的宗教”。名称是一个称号，所以给予人表明各个在社会上所处的一定地位，即身份，更表明其与别个人的关系。缺乏一个名号，或在社会关系中的定限，一个人就不知道他自己的本分，从而也不知道怎样控制他的行为。孔子的理想便是这样，倘使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本分，而其行动适合于自己的地位，则社会秩序便能有把握地维持。关于中国社会所宗奉的五大人伦，其中四伦是与“家”有关的。此五大人伦即君臣之关系、父子之关系、夫妇之关系，以及兄弟朋友之关系。其最后一伦朋友之关系可为之合并于家庭，因为朋友乃为那些可以包括入“家”的范围内的人——他们是家族间的朋友。家族是以可为一切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以一个国家为标准，吾们的政治生命中最显著的特点，为缺乏宪法，并缺乏公民权利之观念，这样的特点之存在，只因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哲理、道德融和的哲理，而不是一种效力的哲理。它把道德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宪法的基本概念，是在预断地把统治者当做坏坯子看待；他或许会滥用权力而损害我们的权利，吾们乃借重宪法为捍卫吾人权利的武器。中国对于政府的概念，恰与此预断直接地相反。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谓之“父母政府”，或者是“贤能政府”。他们将照顾人民之权利，一如父母之照料其子女，是以吾们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在此等人手中，吾人付托以数千百万的资产，从不一问其开支报告；吾们又赋予此辈以无限政治权力，亦从不计及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做圣贤君子看待。
总之，家族制度为个人主义之否定，它又限制个人的活动有如骑士之缰索控制阿拉伯野马的奔驰。有时遇着骑师是个好人，他帮忙良马在赛马会中夺取锦标，而骑师不常是好人，有时控制马匹的且不是一个骑师而仅为一辆不中用的货车，你看还成怎个样子。中国社会固无所庸于阿拉伯良马，其最充分之明证即为中国社会之从不产生良马，中国社会把良马屠杀个精光，把它们穷追驱入山林，或把它们禁闭入收容所。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马为呆滞鲁钝服缰之马，果然，吾们的社会上便真饶有这样的驽马。
对此所谓贤能政府所下的批评，其精审、公平、正确，应无过于两千一百年以前韩非子的伟论，韩非子为属于法家之大哲学家，约生于孔子后三世纪。他是法家哲学派中最后亦为最伟大的一位，他的中心主张便是建立法治政府以代人治政府。他的分析人治政府之罪恶极为精确，而他所描述的当时之政治生活现象极相类似于今日的中国，倘令韩非子复生而亲向吾人口述，亦将不易一字。
在缺乏社会精神的环境里，何以能有博爱慈善的精神？团体公益事业，采取何种形式？其说明可以从乡属制度获得之。它就是家族制度升晋至较高一级的模型。由于爱好家庭，生爱好氏族之心，由于爱好氏族心理，发展一种沾着乡土的心理。由此萌生一种情绪，可以称为地方主义，在中国文字中叫做“同乡观念”。这种地方主义将同乡的人或同县的人或同省的人联结起来，使之共同负责维持地方上的公立学校、公共积谷仓、同业公会、孤儿院和其他公共机关。基本上，他们是从家族心理萌生出来而始终绝不离开家族的基础观念。它是家族精神的扩大，成为某数种市民合作手段的心理的原动力。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在各大城市中，沿海的或内地的，有许多省的或县的基尔特组织，例如安徽同乡会、宁波同乡会，诸如此类。只要同乡间有了富商巨贾，此等同乡会常能被资助以巨大资金。著者本乡的漳州同乡会，在上海拥有一百万以上的资产，它设立了一所学校，同乡子弟得免费入学。同乡会又常附有公寓旅社的设备，颇似欧美的俱乐部，内部装置，也相当富丽。同乡会间有一种特殊制度，即捐款可以购买董事。同乡会的另一效用为供给游历或过路的商人以各种所在地的向导工作。前清时，全国各地的读书人都得上北京去应三年一度的会试，北京城中就没有一省一县不设有它的同乡会。倘你找不到县同乡会，准可以找到省同乡会。在这种同乡会里，一般举人和候缺的候补知县都赖以栖身，有的且带着家眷同居，宛如永久的逆旅。有几个省份如安徽、山西以网形的组织遍布全国各地，俾本省商人得以便利地通行全国，以懋迁有无。
在另一节里，孔子又说：
在本乡，此乡属精神使人民发展一种村镇自治体的政治制度，这在中国为唯一的真实政府，中央政府仅为一班衙门阶级抽收捐税及兵士们所知道的机关，此抽税者及丘八太爷常为假借公务，张牙舞爪下乡滋扰的热心分子。其时在施行仁政的帝制时代，中央政府所加于人民的捐税，至为轻微，而乡民但觉得“天高皇帝远”，固不知有所谓中央政府的德意。征兵服役，向非人民所知，盖国家承平之日久，既无战争，又无匪贼，只有那些流氓，那些不事生产的无用之徒，才转起当兵的念头。及国家荒乱之秋，那就国家兵卒与地方土匪，怎样也找不出可以清楚区别之点（此当系指军阀时代之情形——译者）。其实就是二者之间加以区别，亦为非必要者。至于讲到法律与裁判的情形，则人民常怕上公堂，百分之九十五的争执是在本地长老辈面前解决的。被卷入诉讼案件，认为事实上的一种羞耻。年老的安分良民，常引生平未进衙门未上公堂以自夸，是以中央政府的三大作用：课收捐税、维持和平和保持公正，直接关涉人民者至微。根据中国式的政治哲学，政府统治之最优良者，应最少发挥统治作用，最少管闲事，即垂拱而天下治。此思想历久而不变，真正统治中国的政治机关，可以称为农村社会主义的政府。凡适用于农村者，亦必为都市共通精神的真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