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旧事残梦

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小邵说要我记下要办的事。我怕记不全，做点摘记啊！”路很认真地盯住我看了几秒钟问：“你看过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吗？”

小唐热情接待了我，使我从踏进这座楼以后第一次感到有一丝轻松。她介绍了四处的工作，告诉我今后分在主管巴基斯坦的一组里，由一位邵姓老同志带领我熟悉业务。

我莫名其妙地答：“当然看过。”

亚洲司四处在最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主管着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巴基斯坦两个大国以及尼泊尔、阿富汗、不丹、锡金和斯里兰卡各国。处长唐叶文是印度问题及中印边界方面的专家。我在外交部十年，唐叶文大概是我唯一的属于外交部“老人”中的朋友。她纯朴、善良、乐于助人；在一个偌大的名利场中，她是少有的不计个人名利升迁的好人。

路：“你这几天最好再去看一遍。”

路秘书：“你是四处新来的，姓张是吗？”

我想他必是叫我，就走过去问他什么事。我们之间就有了以下这段对话：

我：“我姓章，文章的章。”

“四处那个新来的，过来一下！”

路：“你刚才在干什么？”

刘春简单向我介绍了亚洲司及我要去的四处，又介绍我见了几位副司长，于是就带我到了四处，由唐叶文处长把我最终接收了。

我有点不高兴，问：“为什么？”

我从未向刘司长询问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不过我挺相信的。在那个年代，像刘春这样曾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胜利后却不计个人名利，服从组织分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干部，今天回想起来，更令人起敬。记得大约是今年初，我在程远行同志撰写的关于王炳南一生的那本书的首发纪念会上又见到了刘春。他已显苍老，却依然朴实。我没有打扰他，没同他打招呼。从感情上，我不想留下任何外交部那一段经历的阴影。多年来，我尽量避免参加外交部的活动、接触外交部的熟人。我真的不想让昔日痛苦的记忆再来扰乱我平静的生活。

路秘书这时才转到正题，开始训话：“受教育啊！你知道李玉和、李铁梅一家是为什么献出生命的？就是为了保卫地下党的一本密电码本。知道什么叫密电码吧！它是要用生命去保卫的。你倒好！把密码电文往自己的本子上抄！丢了怎么办？如果被敌人拿去，你知道后果有多么严重？所以我建议你再去看一遍《红灯记》。保密教育！”

使我倍感难堪的还有我对外交规矩的不熟悉。我搞不懂这电报怎么分了那么多类别：绝密，机密……什么级别的人能看什么密级都有严格规定，而我当然是最低一档，只能看我主管国家的普通电报，千万不可拿错了别人主管的或别的密级的夹子。邵先生关照我，每天早晨在司办公室看完电报要记住哪些是要办的事。在我所能看的密档中，一般都是些两国交往中的琐碎小事。记得我开始工作后不久，一天早晨我带了一个小笔记本去看电报。当时中、巴关系很好，要办的事也较多，我因为很多事不熟悉，担心自己记不住，所以想做一点摘记带回处里办。当时的司办是间大房间，进门靠窗是两位秘书，靠门是两张大桌子拼在一起，放着各处的收报夹，全司干部除了正、副司长都来此看电报。每个人都自觉地拿自己主管的那个夹子。我刚提笔做摘记，就听到窗口那位姓路的司办秘书叫道：

我：“看我主管的电报。”

我初入外交部的沮丧还不仅如此。离开了我熟悉的校园生活，我觉得外交部这个官衙门人情淡薄，对一个新来的人他们似乎没有多少热情。我很不适应那种八时上班、五时下班，各扫自家门前雪的人际关系，也不习惯严格的上、下级区分。我总是怀念我的校园生活，在那里我们生活得自在、随意，也充满了人情。我们都有自己的好友，兴趣相投，谈人生，谈文学，海阔天空，系里的领导也都像亲近的朋友。我们都住在学校宿舍，闲暇时，三五成群，骑上自行车直奔香山。为了追求年轻时代的新奇刺激，有时候我们不买门票，在周围老乡的指点下，从一个偏僻的山坡爬到很高处，钻进一段公园围墙倒塌的缺口，那里已近“鬼见愁”，再千辛万苦地踏着少有人到的小路下山到香山前门，并为这冒险欣喜万分，一路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骑车回学校。如今，一天八小时我被锁定在这张办公桌前剪报、贴报、抄电报，我实在是烦透了，我在寻找机会重返校园！

路：“你带个本子干什么？”

我终于在楼上楼下不断会见众多的陌生面孔之后在唐处长早已为我准备好的那张大办公桌前坐下了，这小小的一平方米将是我在这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间里的个人角落。我的对面是一位主管阿富汗的姓马的老同志，他会说普什图语。我的斜对面是那位邵先生。他那时四十开外，也属外交部“老人”。短小的身材，深度近视眼，镜片至少一千度以上。我向他打招呼并说今后要请他帮助。他客客气气地答应着，但给我的感觉是他并不喜欢有我这个外来者进入他的领域。我请问他我的工作任务是什么。邵先生似乎早有准备，从抽屉里拿出了三件东西——一把很长的尺子、一把很长的剪刀以及一瓶当时文具店里唯一能买到的装在一个极为粗糙的小玻璃瓶里的糨糊。邵先生说：“你把这三件东西收好，你每天要用它们工作。”我莫名其妙！我来参加外交工作，为何要这些做手工用的工具？邵同志是个慢性子，他不紧不慢地解释说：“你每天的任务是看上、下午各一本的‘参考资料’（当时的内部国际新闻资料，由新华社编发），凡有关你主管的巴基斯坦的消息，你就把它们剪下来，交给我作为调研资料。剪刀自然是裁剪新闻所用。尺子是让你先画好道，可以裁得整齐。裁下来后用糨糊贴在废纸上，订起来再交给我。”我目瞪口呆！“文化大革命”前，我已是外语学院助教讲师交叉级的骨干教师，并且是王佐良教授领导的英美文学教研室成员，我也已参与开设英语系英美文学讲座课，主讲英国19世纪女作家的代表作。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如今，毛泽东主席调我到外交部，我的任务却是每日剪贴新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