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爱何难

毛主席的佳句经过了这场感情的暴风雨之后，我和冠华迎来了春暖花开的1973年4月。这过去的一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外交战线也是硕果累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方决定互建联络处。当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中日建立邦交。美、日外交关系的打开改变了当时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外交出现了空前繁花似锦的时期，与东南亚各国纷纷开始建交谈判。在这一连串的外交成果中，这年4月廖承志同志应邀率庞大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同时韩叙同志奉命赴华盛顿组建中国驻美联络处。相应地，美国政府于同时派助理国务卿詹金斯来北京商谈建立美国驻华联络处。冠华为他献身的外交事业的成就兴奋不已，也十分忙碌。我们见面时间虽很少，但心中都有一曲美好的歌。他真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因为忙，他见不到我，他会在中午干部下班时站在他办公室那临街的窗户前等我下班取自行车回家吃饭那一瞬间看看我的背影。有一次正值春雨连绵，晚上他打电话来说：“今天中午看见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骑车挡不住雨，要着凉。再说也很不好看。买一件长的吧。真讨厌我这个人没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买。”我笑他太不了解民情，那是当时品种少得可怜的商品市场推出的新产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裤。我离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裤。冠华说那叫什么新发明？穿上雨裤一定很臃肿，更难看，千万不可穿！这些电话给他给我都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那时正值冠华与美方詹金斯谈判比较顺利，他高兴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的前三句，念给我和其他参加谈判的同志听，说他征求第四句。当时中日已经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领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而日本的4月又正值八重樱盛开的季节；在地球的另一端，韩叙同志恰好正在华盛顿商谈建立联络处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馆名为“五月花”（May Flower 1620年，英国约一百余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为“五月花”的船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在普茨茅斯登陆，成为最早的英国在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所以冠华的头三句打油诗是这样的：

从局外人看，冠华当时正处于事业的光辉顶峰，中国进入联合国，他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点将的中国代表团第一任团长。离京时，毛主席指示要全体政治局委员在机场欢送。红旗招展，锣鼓齐鸣。数千名群众摆成方阵，气氛热烈。此后，中美会谈，他在主席、总理领导下担任了主要谈判，并与基辛格共同起草《上海公报》。党的十大，他又当选中央委员。在这无比灿烂的光环下，谁又能理解他彼时的困惑心情？谁又能懂得他在1973年9月28日写给老仲的这个短笺中所饱含的一切情感？冠华对他献身的事业是如此地忠贞，不论他个人遭受到什么委屈，人们三天后在联合国大会上见到的却依旧是那个精神抖擞、具有独特外交风度和魅力的中国外交家，他的发言又一次令多少听众折服，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也许至今还有不少人以为在那光辉成就的年月，我和冠华一同出席联合国大会也是何等风光，可谁又能看透我内心为冠华的担忧，谁又能想到我们在那风光的年月想得更多的是不可知的将来的厄运和我们可能有一天要共患难，为一场我们自己并不懂的政治斗争作出沉重的牺牲？

冠华得到我这最后的承诺后，他的喜悦是巨大的。他犹如变了一个人。他对所有人微笑，他宽容所有的差错，他的脸上出现了红润。我们恋爱的消息此时如决堤的洪水般迅速传遍了外交部，传遍了北京。自然，正如我们所料，一时间什么样的花边新闻都出来了。也许正因为那是个文化枯竭生活无味的时代，所以冠华和我的恋爱新闻成了一味难得的调味品，使人们在枯燥的工作之余津津乐道。不过直接传到我们耳中的却是众多友好的祝愿。外交部内上上下下许多同志都表达了这种情感。尽管三年多之后，在那些当年向我们热烈祝贺的人们中并不乏跳上台去诅咒我们的结合是什么“政治上的同流合污”的例子，但我仍愿意相信他们当时的祝愿还是真诚的。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虚伪和背叛。我在后来几年的经历中见得太多了，使我至今感到仕途可畏。我只希望这一切永远成为过去的噩梦。我和冠华已是这种政治的牺牲品，但愿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摆脱这个阴影。

70年代，我和冠华最高兴的时候是在国外开会或访问。那高兴不是为了去买“大件”或其他洋货。当时我们一个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钱，上下平等，从部长到厨师都一样。除此之外，一点额外补贴都没有。可以想见，这十美元只能到纽约廉价超级市场买点针头线脑的小玩意儿。冠华要我替他买的永远是地图，他酷爱收集地图。新的地图很贵，我就到伯恩斯·诺贝尔斯书店的旧书部去买旧的，旧书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几块钱几乎都被我用在冰淇淋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无论是买地图还是吃冰淇淋，都不足以使我和冠华在国外流连忘返。我们真正想在国外多待些日子的原因是出了国，住在使馆内像是个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样提心吊胆怕上面又出什么风波，怕部里有人打小报告，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国外，我们不必扮演我们并不情愿的角色，冠华可以比较放手地施展他的外交才华。记得1974年，那次出席联大后我们途经巴黎回国，住在大使官邸。中午曾涛大使和驻法使馆的外交官同冠华聚餐，冠华喝酒过量了，饭后回到房间倒头就睡。我睡不着，跑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这在那时是极为难得的空闲。我一边玩牌一边说我和老乔真希望能有机会外派一任大使。出国工作，至少还有劳有逸。可是老乔想去华盛顿当联络处主任，主席不同意，说他要留在国内，每年的联大是他的事。我们玩了还不到半小时，冠华突然闯了进来，他酒意未消，带着满脸的不悦冲我说：“你玩什么牌嘛？！这种事很无聊。你应该休息！”曾大使夫妇很尴尬，他们和冠华是老友，只觉得他是醉了。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华回房间。回到房里，我非常生气，嚷嚷说他太无理，凭什么这样粗暴！此时，冠华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泪了。我还是以为他是酒疯，我说不跟醉汉打交道，说完就往外走。冠华下床拉住我，伤感地说：“我的酒醒了，刚才的事对不起。我也不知为什么很怕你离开我。我醒来，屋子里黑极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独。我真怕有一天，所有人都离开我，你也离开我！”我愣住了。许久，我叹息地说：“你胡思乱想什么，我怎么会离开你呢？！”他说他也说不清，但总有一种预感他迟早会倒霉。他说好不容易在国外可以不去想国内那些复杂的事，他不愿我离开他。我被他说得也感慨起来。这场小小的风波过去了，但我知道他和我心里都不轻松。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深知我已无法改变我和冠华之间的爱情了。无论他在外交舞台上如何娴熟地驾驭外交技巧和手段，他在感情世界里却纯真得像个初恋的少年，也脆弱得像是在暖房中培养出来的小花。我不能再伤害他那颗真诚善良的心。那几天，我对自己充满自责。在几乎所有人的眼光中，我和冠华的婚姻是我高攀了蜚声中外的中国一流外交家，从而戴上了他的“夫人”的桂冠。很少人知道我当时的矛盾恰恰相反，是我能不能舍弃自己面临的政治机遇而甘心与冠华荣辱与共。我从来不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但我也并不能摆脱许许多多个人的杂念。自进入外交部之日起，我就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因为我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这自然在我头上有了一个耀眼的光环。后来出席第一次联大会议又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来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如果我不同冠华结合，等待我的机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也自信有此能力。我之所以在对冠华感情上的退却正是我无法做出这样的抉择。但在冠华为我深夜醉酒之后，我醒悟到人生最为珍贵的是真情。我终于下决心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也将陪伴冠华终生。

在场的都懂得这段故事，于是大家开怀大笑，说主席这两句真高明！原来毛主席讲的是冠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一段遭遇。1967年，外事口造反派掀起了“打倒陈、姬、乔”的高潮。他们逼迫姬鹏飞同志和冠华到热闹的市中心去卖造反派的小报，内容是打倒自己。冠华分配的卖报地点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开头两天有造反派押着去卖。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就把一摞小报分配给冠华，命令他卖完后回去报告并交款。开始时，冠华曾好言与造反派相商说他还是个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王府井叫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造反派当然不会接受。因此当“造反战士”不再监督时，冠华马上想出了好办法。他点了一下小报的份数，并按两分钱一张算出总价，即他应当交付的钱数。待到押送他的造反派刚刚走出视线，他就找了一个街角落，把整摞小报往地上一放，他自己也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酒去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慢慢踱回部里，把他从小酒馆用整票子换来的零钱上交造反派说是卖报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几角钱。于是，造反派讽刺地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此后的一段时间，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而我却必须周旋于两种势力之间，内交真是比外交复杂得多。我和冠华的交往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转入了“半地下”状态。每当他晚上来我家，他就同老仲讲好，由老仲通知部值班室说冠华在他家，大约×小时后回家，有文件那时再送他家。如果是电话请示，则由老仲打电话到我家，再由冠华给部里回电话。实在有急件要批，老仲就只好要冠华立即去他家等文件，因为我们住同一胡同，我在西头，老仲在东头，相隔二十多家，走过去不消几分钟，可以在交通员的文件到达前先到。如今想起来，这真是何等的荒诞！为了这不可捉摸的政治，我们本来是正大光明的恋爱竟必须用这避人耳目的方式。很多年后，我见到老仲的夫人刘锦琳同志，那时她也已失去老仲。我们看着彼此两鬓的白发，说起当年这段荒唐的历史，都不禁湿了眼眶，无限苍凉，无限辛酸！

他问谁能想出佳句填最后一行。当时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喜上眉梢乔老爷”，有的又说是“洋洋得意乔老爷”，冠华都说不好。一时就搁下了。没想到过了一日，毛主席召开会议汇报中美谈判情况。那天，毛主席兴致很高，大家也很放松。有人说外交形势大好，乔老爷诗兴大发，写了三句打油诗，可惜还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大家齐声说好。主席笑着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

1973年夏天的这场风波到了7月底已达高潮。许多话传下来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说外交部要“掺沙子”等等，一时部内部、司两级领导都惶惶然不知所措。自然所有人都只得听信这些传达，无从核对！可是后来就像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突然平地卷起千层浪那样，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渐消沉了。当时要准备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冠华被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前两个月那些政治帽子不再提了，他又全身心投入了起草十大报告和这一年的联大发言之中。但无论他和我都预感这风波只是为了开好十大而暂停，实际并未结束。开完十大，冠华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心里并不轻松。9月28日，他在启程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八届大会的前夕给仲曦东同志写了以下这个便条。多年后，刘锦琳同志给了我这张条子的复印件：

欢欢喜喜詹金斯，

1973年的10月，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去纽约参加联大。我们尽量地不去想在北京刚刚经历过的一切。这年中东发生战争，安理会会议很紧张。冠华最喜欢这种国际风云的大风大浪。凡是联大平静的年会，他都觉得这些会很无聊，凡是碰上国际上出大事，安理会激烈辩论的年头，冠华就精神百倍，真是“斗志昂扬”。我看他对斗争那样投入，尽管紧张繁忙却心情激奋，真希望他能永远不受干扰地投身他倾心的外交事业。我们预定10月中旬回国，因为基辛格11月上旬要到北京与冠华会谈。一想到回北京可能又要卷入复杂的环境，我真是不寒而栗。于是我给冠华出了个主意要他发个电报回北京，就说今年安理会辩论激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时间，请示国内是否同意他不参加基辛格访华的谈判。冠华很犹豫，说总理会不高兴。中美会谈的事总理是交给他承担的。我当时的确私心很重，我说：“我总有点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访华又会闯出什么错误。我们还是为自己想想吧，反正你是副部长，从名义上也可以不参加。躲开中美会谈这种风险大的事也许可以保个平安！”在我反复劝说下，冠华发了这个电报。不出他所料，回电传达了周总理严厉的批评，说冠华不应把安理会辩论放在中美会谈之上，令他必须按原计划回国。冠华说都是我出的馊主意，惹得总理发火了。我说我猜周总理懂得冠华不想回去参加中美谈判的真实原因，但愿他能谅解。

我很不好意思，再三向小唐道歉。她说：“算了，算了，将来你们结婚多请我吃点糖就行了。不过，你不要再这样折磨乔老爷了。他每天有多少工作要做。你再这样折磨他怎么受得了？他对你可真正是动感情的。这份情很珍贵，你不要再多想什么了。”我很感激小唐，我说如果我们不在外交部这个环境也许一切都简单得多。小唐很乐观，她说外交部的大多数人都很钦佩乔老爷，都会为他高兴的。

冠华和我按时回到了北京，按原计划参加了中美会谈。但被我不幸而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之后，一场真正的政治灾难终于发生了，一直延伸到第三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整个中国大地又一次动荡不安；它也最终导致了周总理癌症恶性发作，住院手术后再也没有回到西花厅会议室召开那我们熟悉和怀念的长夜工作会议。

我从冠华住处出来直接回钓鱼台国宾馆。第二天上午还要继续谈判。此时已快拂晓，我也精疲力竭了，很想赶快回去睡上几个小时。谁知到达宾馆房间时，与我同屋的小唐在她床上睁着眼睛等我。我惊异地问她怎么这么早就醒了。她一副疲惫的神色，可还风趣地说：“你们乔老爷把我整了一晚上，差点要了我的命。我要找你算账！不过，这可以等一等，你赶快去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怕乔老爷再找不到你要跳楼了！”我把刚发生的事情告诉小唐，我问她怎么把她也折腾进去了。小唐忍不住一边笑一边给我讲她被折腾的故事。她说头天晚上因为主席会见外宾，小唐他们没有任务，比较轻松。她已累了多日，想美美地睡个好觉，十点多钟就服了安眠药。可是刚睡了一个小时就被值班的叫醒说“乔部长找你说话”。小唐接电话时，冠华还是清醒的，他问小唐我在哪里。小唐说主席会见，估计快回来了。接完电话小唐回去接着睡。没想到冠华找了我多次找不到就开始喝酒了。带着酒意，他又让值班的同志找小唐。如此折腾了两三个来回，小唐不仅再也睡不着，而且因为服了安眠药又不能睡觉，她本来就有胃病，此时胃部特别不适，呕吐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就只好眼睁睁等我回去。

回首往事，在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也许正因为有了1973年沉痛的教训，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里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泰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我说过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争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老仲：明天走了，从心底里祝你好，放宽心。我会记住当前所经历的一切，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当然，即使如此，也会闲话不少的。但这是必然的，阶级斗争吗！？我心坦然，请你放心。热烈地握手。

五月花中韩大哥。

老乔

八重樱下廖公子，

28/9.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