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七日

在这次的宴会上，周总理询问尼克松的翻译理查德·弗里曼是在哪里学的汉语。在有一次会谈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关系时用了“parallel”这个词，说双方的利益是“parallel”的。我们的翻译当时译为“平行”的，这自然没有错。但弗里曼却提出了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例如双杠（parallel bar）始终往同一方向延伸而不相遇，他认为他们总统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周总理于是问他以为如何译才是他们总统的原意。弗里曼说：“我认为应当译为‘殊途同归’。”虽然从我们翻译一般遵守的“忠、信、严”原则来讲，这种译法有些属于意译，但周总理对他仍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说他汉语的底子很好。在宴会上，周总理又想起此事，弗里曼回答说是在台湾学的汉语。周总理感叹说：“台湾对古典汉语比我们重视。”此时，周总理转过头指着我对尼克松说：“我们这位翻译，她的父亲是中国的大学问家，八十多岁高龄还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巨作。可惜她没有学到她父亲的学问！”尼克松礼貌地表示很钦佩，弗里曼很有兴趣想知道我父亲完成的巨作是什么。周总理说父亲的著作是《柳文指要》，是研究唐代柳宗元的思想和文体风格的。接着，周总理对我说要我找一套《柳文指要》送给弗里曼。此外，他还吩咐送一套《二十四史》给尼克松。当晚，气氛轻松热情，尽欢而散。

当时，我接到通知后非常激动。中美关系的解冻是举世瞩目的大事，能参与基辛格的首次公开访华的接待自然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也是我接触到中国核心外交的开始。通知是王海容传达给我的。当时她已是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掌握了整个接待工作。

宴会后，中方代表团的同志连续苦干了十多天，都已精疲力竭，除了礼宾司的人马还有次日的繁重送行安排，其他人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但是，我却为那套周总理许诺的《柳文指要》犯愁。尼克松一行第二天上午即启程回美，宴会散时已是晚上十点，我到哪里去找这套书？我请当时的上海外办主任替我去找。他答应尽量找到。但当时《柳文》是在毛主席特许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印数极少，大概只有五百套，只供内部参考，没有公开发行，所以他也表示为难。但这是周总理的许诺，而且弗里曼在宴会后告别时很认真地对我说他期待明天登机前拿到我父亲的著作。我看来是必须找到《柳文》才能交代。但上海外办那边迟迟没有消息，我又无能为力，一个晚上没有睡好。清晨六时，外办主任急匆匆跑来对我说：“找到了，找到了！”我接过他手中的《柳文》，看得出那是一套用过的书，就问他怎么有些旧。他说实在找不到，最后是上海市委写作组里有一套，就拿来了。我听说是市委写作组用的就多了些小心。于是他走后，我把上下两卷共十四本的线装版书籍逐页检查有无眉批、夹条。果然在书中找出了几张条子，都是批驳《柳文》的，有一张条子还写着当年被鲁迅痛斥的落水狗又在搞封建主义复辟等等。我庆幸自己比较小心，没有让这些字条随书带回美国白宫。

我的“假如”之一是就算我到了外交部，假如我一直平平凡凡，不为人注意地待在亚洲司，从冷板凳科员按惯例慢慢地升到副处长、处长，再出国当几任一秘、参赞，表现好还可当一任大使，然后回国退休养老，这虽然是个最糟糕的“假如”，但至少我能一生平安！这个“假如”当然也是最不现实的，因为我在亚洲司默无声息地只待了半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年10月初，我接到通知借调到基辛格接待组任翻译。

对于尼克松的接待工作应当说是十分周到和成功的。然而，由于我们那时缺少经验，因此有些事被美国的媒体看出其刻意的安排。当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对我说他在高处窗户观察锦江前面的茂名路上的行人，结果发现同一些人，或看似情人或逛街者都是来回走这段并不长的路，两小时后换成另一批人。我们猜那是上海当地的安全措施。还有件事使我们觉得有些尴尬但也很好笑。上海市区住房很紧，无晾晒衣服的地方。2月份又是阴冷季节，凡出太阳之日，老百姓纷纷晾衣晒被，有晾在家门口马路上的，也有从楼上窗口伸出一根根竹竿的。这是过去上海比比皆是的街景。在尼克松访问的那两天，上海市政府下令一律不准晾晒衣被，因此上海街道里显得出奇地整洁。28日上午是个难得的冬日大晴天，阳光灿烂。不准晒衣的禁令的有效期是到尼克松离开上海。于是，在“76精神号”起飞之后，当我们驱车回宾馆时，上海的街道上一改前一日空空荡荡的冷清，变得热闹非凡。五颜六色的衣服和棉被挂满了家家户户的门前窗外。当时美国四百多人的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在送走尼克松之后又回到市内，他们获准多停留一日，补一些采访和摄影。美国的这些记者们见到这种景象兴奋不已。其实我看他们后来的报道倒也并无恶意，只是我们往往要掩盖一些真实的现象，企图给别人一种毫无瑕疵的感觉，而这是非常不现实的。真实其实是最美的，虚假总不会长久。

在尼克松离开北京前，本来乔冠华与基辛格已经就公报达成原则上的一致，也已经毛主席、尼克松本人同意，到杭州时只需对文字略加润色即可。没有料到，就在离京前夕，罗杰斯等国务院官员最终见到了公报草案后开始发难，提出不能接受这个草案，要求作实质性修改。一时情况变得十分紧张，因为访问的时间仅剩两天，美国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在此时如此尖锐地表现出来，很有可能会影响公报的诞生。周总理和乔冠华都十分气愤。最后毛主席指示，除台湾问题外，其他问题可以有改动余地。于是，本来在杭州对周总理和乔冠华应当比较轻松的访问却变成了异常艰苦的谈判，因为杭州之后的2月27日是最后一天。假如公报达不成一致，在世界上的影响对中美双方都极为不利，尤其是对美方。当天晚上在杭州，乔冠华、基辛格彻夜不眠，周总理、尼克松也在各自下榻的宾馆等候他们的谈判代表的消息。只有被中方安排在刘庄的国务院罗杰斯一行无人去打扰他们，我想他们大概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看尼克松、基辛格如何收场。

为尼克松访华，从基辛格走后双方都加紧了准备。1月3日，美方的先遣队在黑格准将率领下抵达北京。这一次我被指派为黑格的全程主要翻译，可以说，从这次任务开始，我才被接受为外交部的主要翻译之一。

凌晨四点，双方终于达成新的一致。北京方面毛泽东主席也批准了新的草案。清晨，当我被派去刘庄接罗杰斯一行去机场时，我见到他们国务院的官员一个个满脸怒气，手里拿着一些文件在大声议论，我估计是尼克松刚刚送给他们的公报最后定稿。见到我进去，他们不再吵嚷，但神情十分不悦地跟我去了机场。

谈判进行两天后，几乎陷入了僵局。乔冠华很气愤。但气愤之余，他也很讲策略，提议休会半日，由他亲自陪同基辛格游览天坛。当然，乔冠华是不会让基辛格博士轻松地漫步天坛的。他们两人在北京秋日和煦的午后阳光下又开始了一轮台湾问题的激烈争辩。古老的天坛见证了这两位世界一流的外交家的风姿才华！从天坛回到四号楼，乔冠华十分兴奋。看得出，他认为这天下午的天坛散步是他的得意之作！他说：“有些话在谈判桌上不好说，说出口就收不回来，真成僵局。主席的意思是一定要谈成功，要把原则定下来。可是在公园里散步吵架就什么话都可以说。我对基辛格博士说明年2月是你们的总统来中国访问，这件事向全世界都宣布了。如果公报谈不成，你们如何向美国人民，向全世界交代？我们倒无所谓，大不了再发表个声明说因为分歧无法统一，尼克松总统推迟访华。”乔冠华深知这一点击中美国要害。中美对峙二十年后，美国宣布他们的在位总统亲自到中国来访问。世界的媒体都报道了尼克松在美国宣布这一消息时的激动。如今，由于中国不接受美国的观点，分歧不能统一而推迟访华，这是美方无论如何也无法承受的。乔冠华从天坛回来后的那种胜券在握的神态以及他那种充满自豪感的激情极具感染力。我觉得他不像其他那些部领导那样沉稳、谨慎；他更多是个性情中人，喜怒溢于言表。

按照事前商议决定。从杭州到上海，周总理及他的主要随行人员将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客人乘坐美方的总统“76精神号”专机。我们几个主要翻译也随同周恩来、乔冠华等领导登上了这架美国总统专机。原来想象美国总统的座机应当是十分豪华的，但实际上，“76精神号”却相对来说是个简朴但功能齐全的专机。我们并未参观它的全部，但从它的作为会议、起居的机舱看，只是一些必要的单人软沙发和桌子，并无多少奢华设施。相比之下，我在几年前应邀乘坐的美国都乐公司总裁的喷气小专机却要比当年的“76精神号”豪华得多。我乘空隙时间告诉周总理我早上去接罗杰斯一行时见到他们拿着公报草案在吵吵嚷嚷，不知是否在最后时刻还会发难。周总理十分重视，当即决定到达上海锦江南楼（现贵宾楼）后亲自去拜访国务卿罗杰斯做做工作，要我陪同他去。到达锦江之后，大家刚刚安顿下来，我就陪同周总理来到罗杰斯的套房。他的助手开门见是周总理只带一名翻译来访，十分惊异。从门厅我们见到虽然刚下飞机，但美国国务院的一帮人已经聚集在罗杰斯这里。他们都只穿一件衬衫，有的还挽着袖子，正在激烈地讨论什么事。见到周总理，他们都不知所措，急急忙忙找他们的领带和西服上装。周总理神态自若，说大家随便，很抱歉未事先打招呼就来了，只是想看望一下罗杰斯国务卿，表示慰问。接着，总理说罗杰斯为打开中美之间的民间交往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很感谢。希望尼克松总统访问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周总理巧妙地对罗杰斯晓以大义，表示中美公报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罗杰斯自然懂得周总理的意思，而且周总理亲自来访也给了他很大面子，因此也就顺水推舟说了些友好的话，没有与周总理争辩。美国方面内部在中美公报上的一场尖锐矛盾和斗争由周恩来出面缓解了，使得当天下午公报得以顺利宣布。

前几年，我的“假如”是很多的：假如父亲当年没有把我带去见毛泽东，或者毛泽东即使见了我也没有叫我去帮他学英文；假如1970年毛泽东没有调我去外交部；甚至“假如我与乔冠华没有相恋”……任何一个“假如”都会给我带来截然不同的人生，但可惜我命运多舛，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注定历经磨难！

尼克松访华期间，当时任美大司司长的章文晋曾对我说要我离开亚洲司，调去美大司，因为今后美国的事务会很多，他急需充实业务干部。我自然很愿意继续做中美关系方面的工作。章文晋的家庭与我的家庭应属世交。他的外祖父朱启钤（朱桂莘）曾任袁世凯时代内务大臣，在京城是名门望族。朱家的几位小姐都赫赫有名，其中六小姐的丈夫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卿。章文晋的母亲是朱家的大小姐。我父亲与朱桂老是好友，他曾做过朱桂老长子的老师。父亲1949年从香港回到北京后，应朱桂老邀请暂住他在东四八条54号家的后院。没有想到一住就是十年，直到1960年周总理来看父亲才发现我们一家一直住在朋友家中，立即下令为父亲寻找单独住所，这样我们才搬进了史家胡同24号。我们在东四八条居住时，与朱家关系很好，来往很密。章文晋那时去探望外公，见到我时，随辈分曾叫我“小姑姑”。我到了外交部当然他就不再这样称呼我了，但是由于我们两人都姓“章”，又听说我们早已认识，因此部里不少人误以为我们真是有亲戚关系。

我想大凡走过坎坷人生的人，在回首往事时总难免会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假如”。有时与当年外语学院的同窗好友、同事相聚，他们都已是教授，其中不乏博士生导师。于是我常常会感叹：“我如果不离开外院，大概也可以是‘博导’了吧！那该多清高，多潇洒啊！”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你当然会是‘博导’，不过就成不了名人了！教书匠嘛，一生平平淡淡。”我想虽然我们是终生好友，但他们大概视我早已是名利场中人，耐不住寂寞，我只能报之一笑。

我以为司长点了名要人，我又已经参加了中美关系的工作，调去美大司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尼克松离华后，章文晋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没有办法调我，有人不同意。美大司的事他也做不了主。此事就作罢了，我又回到亚洲司四处。有一段时间，生活几乎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整天处理一些琐事，下班回家看书。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毛主席身边的两位人物掌握。对于我，她们也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由于有这样的特殊人物，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我又一次想回到外语学院去，我找了曾在外语学院共事过的浦寿昌同志诉说我想回学校。可惜当时，我已身不由己，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

但是当基辛格到达北京，乔冠华与他针锋相对开始谈判之后，我惊奇地发现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开会时嗓音高了，而且神采飞扬，说到谈判得意处，他那世界闻名的“乔的笑”就在会议室中荡漾，感染着每一个在场的人。

现在，每当我走在上海锦江北楼的院子里，见到那幢新造的会所时，我都会不胜惋惜原来在这里的那座历史性的旧礼堂被拆掉了。1972年的2月27日下午四时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这个礼堂里向世界宣布了后来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七日”的“上海公报”。当时的激动今日仍历历在目，只是当时主宰了改变世界的一代风流人物却大多数已被一抔黄土掩埋。

在这个接待组里，我第一次近距离与乔冠华一起开会。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冠华肺结核复发，正在301医院住院治疗，没有参加谈判。10月，冠华已出院，毛泽东、周恩来随即指定由他与基辛格就尼克松访问结束时准备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初稿进行谈判。我们报到的那天下午，乔冠华来到了接待组。看得出，外交部的干部对他都十分尊敬，也都很喜欢接近他。不过，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圈外人”，我的直觉却是在他颇为傲气的举止中有一种忧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夫人龚澎头一年刚刚去世给他的打击，还是他大病初愈的虚弱，乔冠华那天的情绪始终比较低沉。他给大家讲了中美关系的形势和这次的接待任务。记得他说重要的是要争取对中美公报达成一些原则的共识。他提醒大家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中美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和分歧，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幻想一切都会顺利。谈完话，他谢绝大家邀请他留下来吃晚饭的盛情，上车走了。这与当时许多领导愿意在钓鱼台吃饭又是极不相同！

公报发表当晚，周恩来在锦江宾馆举行了盛大告别宴会。这是尼克松访问一周中最轻松、最欢快的一次宴会。上海公报宣布之时，中美双方举行了新闻吹风会。此时，当周恩来与尼克松相互祝酒时，世界已经得知了公报发表的消息。一周来双方的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暂时告一段落，尼克松的访问得到了圆满的成功，从此世界打破了过去的冷战时代格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随即到钓鱼台四号楼基辛格接待组报到。那时，我对中央各部的领导几乎全不认识。我去报到时，大办公室里还是空荡荡的。我只见到一位大约五十多岁，中等身材，穿蓝色布料制服、布鞋的老同志在打扫房间，擦抹办公桌。他的模样特别朴实，我以为他是这楼层的服务员，负责打扫办公室。我问他是否在此报到，他说是，不过管报到的人还未来。我就问他是不是这四号楼的工作人员，他笑笑，说他是接待组的。我坐在一旁静候，也没有去帮他打扫。后来陆续来人，我看进来的人都十分尊敬这位老同志，并且抢他手里的活，我心里就有点发毛。老同志收拾完办公室，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不记得是谁主持的会议，但当会议第一项宣布接待组成立并介绍成员时，我才知道那位打扫办公室的老同志原来是赫赫有名的熊向晖部长！后来，他一直积极参与中美关系的工作，也是1971年11月中国第一个赴联合国代表团的五位正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