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相知
我想冠华很快就把这个场面忘记了。后来当我提到这件事时还耿耿于怀，可冠华说他不记得那是故意的，他只记得那天会上当他第一眼见到我站起来时觉得我很美。我说从那个小文具店开始到这次会上我们俩第一次对视，这第一眼的交换花了四年的时间。
程说：“是的，在亚洲司。”
以后在我们出席联大会议期间，我和冠华之间又发生了几次冲撞。当我们代表团抵达纽约后不久，爆发了在当时的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的印巴战争。我当时虽然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但远不能理解压在冠华身上的重担。尽管东、西巴基斯坦这种人为的国家状况长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在我们出发之前，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导致一个国家分裂的地区性战争。年轻的中国代表团进入了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拥有着否决权，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乔冠华团长的表态。那时我们仓促来到纽约，住在罗斯福旅馆的十四层，没有自己的机要通讯条件，向国内请示只能发明码电报，打普通长途电话。同时，中美关系刚刚开始解冻，在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美国持反对态度，当时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的总统乔治·布什曾竭力阻拦决议的通过。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代表团与美国政府的磋商经常不是在两个代表团之间而是在中国代表团领导和基辛格之间，因为自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始，他已成为尼克松政府负责与中国进行最敏感问题谈判的使者。在这场印巴战争中，中美双方的立场是极相近的，双方都竭力想促成停火以免东巴分裂出去后导致苏联势力称霸南亚次大陆。
“行老有个女儿在部里？”
就在这紧急关口，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决定重新起用资深的政治家布托，任命他为副总理兼外长，并立即赶赴纽约促使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当时又为了同一目的来联合国活动。他到达纽约后，刚刚住进彼埃尔饭店就要求会见冠华。本来，我并不担任冠华的翻译，但由于他的翻译另有重要任务，临时把我叫去翻译。冠华赶到饭店与布托会晤，并向他通报当天上午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会谈的情况。由于上午不是我去翻译，谈话又涉及许多军事进展和地名，我在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翻清楚。冠华当时很急躁，对着我不耐烦地批评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向辉同志，中国代表团代表）你来帮个忙。”我当时辩解说：“我是临时通知来的，今天早上你和吴丹谈什么不是我翻的。”冠华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没有时间同你解释！”我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又觉得十分委屈。回代表团的路上，冠华他们还在紧张地讨论当天晚上的安理会对策，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被“撤职”的年轻女翻译。一直到电梯送我们一行到十四楼，各人回房间时，我的房间与冠华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于是回头对我说：“你也不要闹情绪，多锻炼锻炼就好了。”我觉得这官气十足的“鼓励”实在是一种屈辱，没回答他就转身进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楼道里见到冠华时，不知他是否觉得头一天对我太厉害了，于是开玩笑说：“笨猪（Bonjour，法语谐音，意为‘早上好’），笨猪，还想着昨天的事啊！”我怨气未消，淡淡地说：“哪敢和团长闹情绪！不过团长也不必骂人笨猪吧！”他说：“我的法文发音不好！”我说：“比我的英文好！”
我更窘了，只好又站起来，轻声说：“是的。”
“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儿？”
冠华并未放过我。他又说：
这年的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这是当时震撼世界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挥了第一个赴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从代表团的团长、主要成员，一直到翻译人员以及第一个联大发言都由他们两位最高领导审定。团长是冠华，我是代表团翻译之一。当人员确定之后，由冠华主持在部里六层的大会议室召开代表团成立大会。除代表团全体成员外，还有其他部、司两级领导参加。那天下午，我忙着司里一个急件，等赶到会议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连会议室门口也已有四五位临时搬了椅子来的与会者。我也从旁边国际司的办公室借了张椅子，坐在门外。此时，只听见冠华在里面宣布开会，他简单讲了形势和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因为我坐在门外，只听见他的声音，并不见他本人。讲完形势后，冠华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来自部内各个单位，彼此可能还不熟悉，所以互相认识一下。于是，他逐个点名。当叫到我名字时，我在门外站起来，往前挪了一步，探了下头。大概当时不少人还不认识我，我听到会场里有交头接耳的声音，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这个外来者。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外交部基本上不进新人。我有点窘迫，赶紧退回座位坐下。岂料此时冠华的声音响了起来：
“就是你扣了行老给我的《柳文指要》？”
冠华忽然记起父亲说是叫“小女带交”的，就问程秘书：
不久之后的一天，联合国大会要表决二十多项提案。代表团决定由符浩同志出席大会投票，我任他的会场翻译。我们议出中国代表团对这二十多项决议的表决态度之后，符浩同志嘱我“请示乔团长”。此时已是午餐时候。当时代表团全体都在二楼一个大餐厅吃饭，只有正、副代表十位领导在十四楼单独就餐，可以同时商议事情。我匆忙吃完饭上楼去请示团长，见他们才刚开始用餐。我怕耽误时间就过去问冠华，他是否可以马上看一下我们的投票方案。他可能正热烈地讨论什么事情，回头冲我说：“连顿饭都不让我好好吃！有什么事情吃完饭来不及了！”我没回答，坐在一边等候。后来觉得看这些领导吃饭别扭，于是我说：“我到团长的会客室等吧！”冠华未予置理。等了很久，领导们才吃完午餐，冠华走进他的套房，准备进里面卧室休息。我站起来说：“乔团长，可以看看这份方案吗？今天下午要表决。”他一怔，忘记了曾叫我等候。接着很不高兴地对我发脾气说：“你们还让我活不活？连一点点休息时间都不给我！”我一肚子委屈，心想你们这些大人物吃了一个钟点的饭，叫我等你又发火。一下子，我也生气了，把方案往他办公桌上一扔说：“团长爱看不看，反正下午表决，你让程秘书还我好了。”说完跑出他的套房，回到房间就趴在床上哭起来了。那时和我同住一屋的是北京医院护士小倪。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回北京就申请回学校教书去。这外交部的官衙门，我受不了那份气！当了官，干吗脾气那么大。小干部就该是受气包？！”过了一会儿，程秘书拿着方案找我来了，说乔部长看完了。他劝我不要闹情绪，乔部长担子重，难免急躁，大家要体谅他。后来，符浩同志知道了，又对我说：中央要老乔这次来出席联大，任务那么艰巨，他很累；又说老乔心情也不好，他的夫人去世不久。符浩说老乔应该再找个伴侣，不然他的生活太苦了。我从来都是个很容易动感情、同情别人不幸的人，听了符浩同志一番话，我觉得也许团长也需要理解，那些怄气的事就算了。
程秘书自然冤枉，说从未见过此书。
从联大回国后，由于我在亚洲司，不属冠华所管，因此也就很少接触。转眼到了1972年的8月，联大的准备工作又忙起来了。中央为了协调各友好国家的关系，派冠华在大会前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东欧司的有关同志陪他去罗、阿两国后，回乌鲁木齐休息两天，由当时的亚洲司副司长叶成章和我从北京去乌鲁木齐会合后陪同冠华去巴基斯坦。东欧司的同志在新疆等我们回来后同机回京。
但是，他显然没有忘记这个傲慢的“行老的女儿”，并且伺机要挖苦她一下，大概很少有人当时会放弃一个与乔部长见一见的好机会，我没有去见他多少刺了一下他的自尊自大的感觉。不久，他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场合使我很是窘迫。
会场又是一片耳语声。我不知所措，心里很是生气这位部长如此咄咄逼人，一点小事记得这么牢，叫我当众难堪。最后，冠华说：
于是，程秘书就给我打了那个电话。他说以为我会要他引我去见乔部长，没想到我把书给他就算了。后来他给冠华送去书，冠华问他我在哪里。程说在司里，书是他上楼拿的并说我说乔部长已见过我父亲，没有别的话要转达了。当时冠华未再说什么。此后也从未“召见”过我。
“好吧！今天算认识你了。”
冠华问：“我怎么不知道？来多久了？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