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草木不通情
我默默地想起冠华病危时最后吟诵的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更加理解了冠华为什么把这两句人所共知的诗句作为他最后的话语留在人间。是啊！人的生命，纵然百岁，也终有一死。但每个人一生的足迹却留在世上，由历史和人民去作公正的评论。冠华离开人世时就像熟睡一般，枕在我左臂上，轻闭双目，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他是安心地离去的，因为他把一片丹心留在了世上……
下午五时二十分，终于到达盐城。冠华的侄儿乔宗连在停车场接我。宗连的父亲冠军是冠华的大哥。他们同母兄弟三人，两个哥哥早年在家乡都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可惜都早逝。大哥冠军当年在盐阜地区的地下斗争中是骨干，参与出版过党的刊物。根据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可以推断他当时参加了党。只是后来党组织遭破坏，又是连年战争动乱，确切的证明已找不到了。冠军留下两子两女，长子宗明参加抗美援朝，是侦察兵，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冠华的父亲是个中等地主，但他的三个儿子却全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我那年到盐城时，冠军的遗孀吴氏大嫂还健在，已经八十多岁了。
回到住处，意外地看到床头小桌上有一份北京来的电报，是一位朋友发来的。拆开看，电文是：“看今晚电视片《毛泽东》。”电报到时，我已去朋友家。是冠华在天之灵引导我准确地在那短短的一瞬间到达电视机前与他相见的。这天夜里，我觉得生活似乎不那么冷漠无情了，我心里装了千千万万人对冠华的怀念！
12月5日清晨七时，我从上海曹杨二村停车场乘长途车出发前往盐城。同行的是冠华的一位远房侄子乔宗秀，就是在冠华与他父亲进行“绝食”斗争时给他偷着送干枣的那个侄子。去盐城的旅途真辛苦，路上要走整整十个小时。当时我乘坐的那种长途车名为旅游车，其实很简陋，狭窄的车厢安了四十多个座位，像我这一米七〇的个子，坐直了膝盖还顶住前面座位的后背；一旦坐进位子就难以动弹。同车的几乎全是操苏北口音的旅客，不管是为什么事来上海的，回去时都采购了大批物品，车厢的行李架早已填满，开车前连过道也塞得实实足足，停车休息时，我从后座出来真是困难。不小心就踩在别人的箱笼网兜上了。长途车在江阴过长江。过了江，司机宣布停车吃午饭。劳顿半日，反吃不下饭去，不过窝在座位上整整六个小时，活动活动腿脚倒真是解放！我心里想，去盐城的交通实在太不方便了，真有点吃不消。然而，当我后来到了东乔庄听到了当年冠华从家乡出来上学路途多么艰辛之后，我才知道今天去盐城的交通不知比那时要方便了多少倍！在冠华家乡东乔庄，我见到一位姓史的老人，他当时已八十三岁了。他告诉我，五十年前冠华去北京上清华大学就是由他摇着小船从东乔庄出发，整整走了一天把冠华先送到盐城县城，从那里冠华接着乘船到南通，在南通换船才到上海，由上海改乘火车北上。那时从家乡出来，没有公路只有水路，航行的船都是小木船，一路辛苦可以想见。遇上恶劣气候，风浪骤起，还有覆舟之险。昼夜兼程，三天能到上海就算幸运了。听史大爷讲当年的艰难旅程，我开始懂得了当初冠华这一代青年从乡村出来寻求知识、探索真理所走过的道路是多么不易！史大爷还对我说：“冠华待人好哩！我摇船送他去清华上学，他在船上和我讲笑话。他呀，从小淘气得很哩，可是待人好。到了盐城，我要撑船回来，他不让我走，叫我在客店里住两日，带我逛县城。他聪明哩！什么都懂，带我去好多地方，都讲得出故事！我那时候就知道他以后有出息！”说到这里，老人红润的脸上似乎蒙上一层阴影。他沉沉地看着我说：“这样的好人，怎么不多活几年！他岁数不大啊！我们乔家庄出了他这样的人，有福气！”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心里热乎乎的，我握住老人的手，反复地说：“谢谢您，谢谢您，我代表冠华回家来谢谢大家。”
清明，我带病去苏州为冠华扫墓。动身前，医生看了我体检的X光片，警告说我双肺的结核病灶可能是活动性的，应待确诊后决定是否立即治疗。然而，我却执意要先去苏州。我的心告诉我：清明时，冠华会在太湖之滨、东山之巅等待我……我不能让他失望。
汽车在空旷的公路上疾驰。我沉浸在对冠华少年时代的回忆中。这些事对我都不陌生，其中大部分我都听他自己讲过。如今，我从他家乡回来，似乎找到了一根细柔的丝线，他昔日对我讲的那些故事犹如颗颗明珠，穿在这丝线上汇集成了他少年时代的一幅幅完整动人的画面。
12月7日下午，我乘车去秦南仓宋村寻访冠华1925年曾经在那里上过学的亭湖中学旧址。从盐城到秦南仓，小车走了一小时。宋村的三位同志带领我走了好长一段田间小路。自从我到苏北之后，天气一直晴朗，和上海大不相同。这时，我在午后和煦的阳光下走在田埂上，清新又舒坦。冠华的家乡以温暖的阳光和芬芳的田野欢迎我归来！深秋时分，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完毕，剩下一些稻根。村里的同志告诉我，宋村那年的稻子亩产一千二三百斤；刚收完稻又种下冬小麦，产量也不低。来苏北前，我想象中，苏北还是比较贫瘠的。冠华曾多次给我讲，苏北苦得很！解放前，每到冬天，贫苦农民没有余粮过冬，只好“土封门”，全家出外谋生，甚至乞讨。开春时再回来，扒开门口的黄土就算回到家里，开始播种或给地主当雇工。遇上荒年，境况更惨。冠华生前常同我开玩笑说：“你们上海人剥削我们江北人。”因为苏北贫穷的人们，解放前大批流向上海，做最低下的工种。解放后，当然苏北整个面貌都变了，但冠华总惦念苏北是否比起苏南来还是落后。现在，我身在苏北，真未料到所见到的几乎犹如江南风光。去亭湖中学有一段水路，我们乘坐一只水泥船去那里。船行不到半小时就靠岸了。上岸走百余步就是亭湖中学旧址。当然，昔日的校址已不复存在，但在原来的旧址上盖起了相当漂亮的一座二层楼高的宋村小学。
12月10日我回到上海。24日那天晚上八点左右，从朋友家告辞出来，在蒙蒙细雨中乘车到南京西路换20路汽车。车站正设在一家极大的电器行门口。这家电器行很会做生意，晚上在铁栅栏后的大玻璃橱窗中总有两三台电视机开着，供行人看当天节目。由于它就在电车站背后，候车人都爱拥在橱窗前，边等车边看电视。我并无兴趣挤在人群中看电视，一个人在站牌下等车。突然从电视机中传出讲解员的声音，大意说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毛主席接见了他，从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节目，竟提到了这段我十分熟悉却又感到十分遥远的激动人心的历史。我不由得转过身去走到橱窗前。就在我的目光投向电视机的那一瞬间，如同奇迹一般，冠华的形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那是他1974年陪同邓小平同志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冠华带着我如此熟悉的笑容和洒脱的神态正在招呼前来向邓小平同志祝贺的各国代表。啊，我竟又见到冠华了，他在笑，他在说话，他没有死，他活着……他在对我说：“看看我吧，我活着！”一时，我心头翻腾起感情的万丈巨浪，汹涌澎湃，使我头晕目眩；亢奋，喜悦，激动，辛酸，苦涩，悲痛……人生的各种滋味全都搅在一起。
吴科长说小学是在旧县政府东面，当时称东辕门。我们一行人穿过了宽阔的市中心广场，那里耸立着新四军纪念碑。然后拐入一条较窄的马路，这些马路都是抗战胜利后在一片废墟上重建起来的，至今仍保存着三四十年前的盐城旧貌。居民户夹杂于店铺之间，虽是初冬时节却差不多家家都敞开着大门。我张望进去，屋里黑乎乎的，光线很差。盐城从1983年起已升为市级，近年来建造了不少住房。但同所有城市一样，新的建筑还赶不上人民的需要。店铺的门面也很小，卖吃食的点心铺多数在店堂外制作。有一家小百货店，在店铺外的一张方桌上放了一个大概是20世纪初使用的留声机，带一个巨型喇叭，大声地播放淮剧招徕顾客。我们折进另一条巷子，那里没有店铺，好像都是机关。走了约十分钟，到了盐城郊区招待所，紧挨招待所的竟是盐城监狱！据说这监狱就是原县衙门旧址，而冠华上学的那所小学就是紧靠它的那个招待所。招待所的后墙处是个大饭厅，吴科长说当年的二高就在后墙这块地方。当然，二高的任何痕迹都没有了，只能想象它六十年前的模样。同行中有人说墙外的路倒有三百年历史了。于是，我们出了招待所沿着院墙绕到那里。小巷非常整洁，仅能两个人并肩走，巷子中间是一条约二尺多宽的鹅卵石铺的小路，略微凸起，道旁是泥土地。小巷全长约摸五十多米，一边是招待所的后墙，另一边是居民的一幢幢独立的小院，都已很陈旧。我非常喜爱这条小巷，它那样淳朴，那样幽静。一年之后，我为冠华在东山之顶修了一个墓，我要求墓后保留一片天然岩石群，墓台上黑色大理石的墓碑四周用鹅卵石铺地。岩石群象征他的理想、信仰和品德，而鹅卵石的设想就是来自这条小巷。冠华离家到盐城上学时年仅九岁。他一定在这鹅卵石的小道上走过千百回，最终走向了世界；我相信他会喜欢安息在这带有故土气息的鹅卵石下。
“你看，乔冠华！”
现在，我孤身一人准备回家乡了！从上海出发的前夜，我失眠了，心情极不平静。床头摆着冠华和我在景山上的一张合影。在黑暗中我长时间地把照片扣在心口上，默默地对冠华说：“明天我要回家乡去了。我把这张照片带上，你和我一起去！”
今年的江南，真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淅淅沥沥的阴雨断断续续下了近一个月。我从上海去苏州的那天清晨，因为送站的汽车迟到了，致使我误了六点钟的火车，等赶到冠华墓地时，已是下午两点。上午原是一个难得的晴天，我站在上海的马路旁等送站的汽车时，心情很好，觉得这多日不见的晴天是冠华知道我要去看他，特意请老天爷放晴的。我甚至微笑起来，想象着冠华雄辩的外交才华和风度一定使老天爷也被说服了。但是因为误了火车，等我午后赶到墓地时，雨又开始下起来了。我难过极了，觉得那是冠华苦苦等我一上午，他落泪了。我抚摸着墓碑上“乔冠华”三个字，也许是痛苦的思念压抑太久，此时反觉得心中一片空白，一片茫然。太湖旁的东山满坡青绿，微雨中，如同一幅水墨画卷，透着虚缈的秀丽和淡淡的忧伤。周围一片寂静，我独立在烟雨朦胧中，潸然泪下。良久，我拿出了司机老张同志送给我的汽车用蜡，仔细地为黑色大理石墓碑上蜡打光。一边搽，一边又被打湿。那落在碑石上的纷纷雨点夹杂着我的泪，也似乎夹杂着冠华的泪……
冠华还告诉过我他和父亲的另一次冲突。那是他上高中一年级时因闹学潮再次被学校开除。父亲气坏了，节衣缩食，花钱送他上学，他却总是不安分，先后被两个学校开除。于是，父亲不许他再上学，为他在一个富有的亲戚家找了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冠华急了，和他父亲争执，都改变不了父亲的决心。于是冠华说他使出了最后的“斗争手段”——绝食。他把自己反锁在磨房里，不答应他继续上学就不出来吃饭。父亲骂他，他不理；叔叔在窗外劝他，他也不吭声。两天后，由叔叔调停，趴在窗口和他“谈判”，答应送他去南京读书。冠华获全胜，才从磨房出来。我听他讲这故事时问他这绝食一定很难受吧？两天不吃不喝，人是什么感觉？冠华仰天大笑说，他那绝食是半真半假，主要目的是吓唬他父亲，要他答应送他上学；所以在进磨房前已经同一个远房侄子讲好，由这个侄子每天偷偷从窗口给他送水和干枣充饥。虽没有吃饭却也绝不会饿死。1982年冠华在医院整整住了七个月。在那二百来个寂静的夜晚，我们在病房中谈了多少话啊！家乡、童年，常常是冠华最爱讲的话题。有的故事我听过不止一遍，但看到他那么兴致勃勃，我也就乐意一遍又一遍重复听他讲述。记得有一次，冠华用缓缓的语气深情地谈到家乡一定变得不认识了，不知童年时的踪迹还有多少保存。我问他为何解放那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回去看看。冠华轻轻叹息，他说从一解放，他就忙了；除了几次生大病，被迫休息，他这三十多年从来没有休过一天假，也根本顾不上想念家乡，没有时间想这些。再说，解放后，当了官，就更不好回去了。如果回去一次，不知要给地方上添多少麻烦。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周总理也是苏北人，淮阴县，解放后总理也从未回过家乡。接着，冠华淡淡地一笑对我说，现在倒好了，不当官了。等这次病好了，也许可以和我一起回家乡看看。听他说要回家乡看看，我心头一阵心酸，我知道他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不过我还是装作高兴的样子说等明年春暖花开时，我们回家乡去。
扫墓后回到苏州，只觉得心力交瘁。第二天独自一人关在饭店房间里，两顿饭都没有吃。说不出为什么这次来看冠华，心里特别难过，也许和下雨有关系吧？原先我并不是个多愁善感的女性，可是，自从冠华离去之后，这几年，我的感情变得非常脆弱，对天气、草木、景物，非常敏感。任何旧日的联想都会引起情绪的波动。
1922年，冠华九岁。父亲决定送他去盐城读书。他的二哥冠鳌当时正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就读，所以冠华也进了这个学校。冠华曾给我多次讲过他在二高上学时的情况，他说他同二哥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当时他第一次从乡下出来，还不足九岁，人地生疏，生活上也不能自理，闹出了很多笑话。多亏他二哥照应，洗衣晒被都是二哥帮助。我很想看看这所小学的旧址，可是盐城经历了六十年的风云变迁，半个多世纪前的房屋差不多已荡然无存。尤其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时，一把大火把盐城几乎夷为平地。我到处打听，许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所学校，最后是盐城纺织厂的一位科长提供了确切地址并愿带我去那里，他的父亲曾与冠华同时在这个学校上过学，他们家就住在学校附近。
“真格，是乔冠华！”
根据冠华给我讲过的他童年、少年时代的斗争故事，我在盐城希望寻访他早年上过学的两所学校——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和淮美中学。
我带着满脸的泪水转身看，身旁是两个三十岁还不到的年轻人！这一代的青年也记得冠华啊！我心头又霎时间增添了欣慰的暖流！
宗连为我在市招待所订了房间。我到达时，盐城市委的一位副秘书长在那里等我，表示欢迎我来盐城。第二天市委副书记徐植同志也来看我。感谢盐城市的领导为我在家乡的访问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