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但缺席又展现出来。我几乎要成为妻子了，但失去了那个男人。我几乎可以被认作朋友了，但接着又不是。那些夜里，我关掉床头灯，发现自己置身在未加留意的孤寂的黑暗里。有时候我心中惊恐地一拧，想到这些没有一样是礼物。苏珊得到了信教之后的救赎——那些监狱《圣经》团体、黄金时段的采访节目、邮寄来的大学文凭。我得到了一个局外人湮灭的故事，是一个没有罪行的逃亡者，对于从未有人前来找我半带着希望又半带着恐慌。
“室友的食物我只吃了一小角，然后整个的就没了，我就会觉得恶心。”库克小姐的眼镜挤压着眼睛，“我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却找不到任何实在的原因，你知道吗？”
最后是海伦说出来的。她只有十八岁，仍然渴望关注——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竟如愿地在监狱外面逍遥了那么久。海伦因为在贝克斯菲尔德用一张偷来的信用卡而被抓了，本来只需要在郡监狱里关一个星期就可以被放出来，但她忍不住向狱友吹牛。公共休息室里的自动投币电视机上放着正在调查的谋杀案的最新消息。
我的法语课老师刚订婚不久，长得很漂亮，她让那些受欢迎的女孩子试戴她的订婚戒指。我从库克小姐那里学习艺术课，上课时我满怀热忱，带着做第一份工作的忐忑。我有时候看见她腮边有一条化妆线，这让我对她感到同情，尽管她总是尽力对我友善。每当她发现我对着一片空茫发呆，或头靠在叠起来的手臂上时，她从不会多说什么。有一次她带我走出校园，买了味道寡淡如温水的麦乳精和热狗。她告诉我她是怎样从纽约搬到这儿来工作的，以及这个城市的柏油路面会反射出大片的阳光，邻居的狗在公寓楼梯上到处拉屎，她有点儿抓狂了。
“那栋房子比这些照片里看起来要大得多。”海伦这样说，据狱友供述。我可以看到海伦若无其事的样子，下巴朝前扬起。一开始狱友一定没有理会她说的，对这女孩气的夸口翻了翻白眼。但是海伦一直说下去，这个女人突然听得仔细了，心里盘算着悬赏金和减刑。她怂恿这个女孩告诉她更多，继续说。海伦也许在这关注里满足了虚荣，就把一整团乱麻一一解开。甚至她可能会夸大其词，把词与词之间幽灵出没的地带拉伸开来，正如一场彻夜狂欢里讲的鬼怪故事中的咒语，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被看见。
我对他的仇恨是迅即的，就像咽下的第一口早已变质的牛奶——腐坏的味道猛击着鼻腔，漫涌上整个天灵盖。制作人在笑我，其他人也一样，那个年长的男人随后送我回家的时候把我的手放在他的阳具上。
课堂很有趣。
这些事并不稀少。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几百次，也许更多。在我女孩的面孔之下震颤着仇恨——我想，苏珊认出来了。当然我的手会期待一把刀的分量，期待着人体那独特的柔韧。要毁灭的东西太多了。
起初给母亲的信里的内容都是我故意演的戏，后来这些都变得足够真了。
苏珊阻止我去做我也许能做的事。凭此她把我释放到这个世界里，如同释放一个女孩的替身——一个她永远也不会成为的女孩。她永远也不会去上寄宿学校，而我仍然可以，她把我从她那儿派出来散布消息，就像我是她另一个自我的信使。苏珊给了我这些：墙上的夏威夷海报，沙滩和蓝天这些迎合大众口味的幻象；上诗歌课的机会；把装了换洗衣物的袋子放在门外；在父母来看望的日子里吃上一顿牛排，上面沾着盐，渗着血。
杰丝敏渴望听我家乡的故事，她想象着我住在好莱坞巨大标牌的阴影下面，住的房子是加州钞票那果子露的粉色，有园丁清扫网球场。我来自一个乳制品小镇，也这样告诉她了，但没有用：还有其他更重大的事实，比如我的外祖母曾是怎样的一位人物。从学年开始，杰丝敏就臆想了我沉默的各种缘由，所有这些臆想——我任由自己踏进它们的轮廓中。我谈起交过的一个男朋友，只是一连串中的一个。“他那时候很出名，”我说，“不能告诉你他是谁，但是我和他住了一阵子。他的老二是紫色的。”我哼笑着说，杰丝敏也笑了，朝我投来一个裹着妒羡和好奇的眼神。也许这和我看苏珊的眼神一样，编出源源不断的故事很容易，只需要一厢情愿地把农场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挪用过来，然后像折纸一样把它折成新的形状——一个一切都如我所愿的世界。
十二月底她们所有人都被逮捕了：拉塞尔、苏珊、唐娜、盖伊，以及其他人。警方突袭了他们在帕拉敏特温泉的帐篷营地：破裂的法兰绒睡袋和蓝色尼龙油布，一堆篝火的死灰。他们到达时，拉塞尔飞蹿出去，就像他可以跑过一整队警察似的。警车的大头灯在拂晓漂白了似的粉色中发着明亮的光。多么可悲。拉塞尔直接被抓住，被迫跪在草地上，手抱在脑后。盖伊被铐了起来，懵怔地发现带他走了这么远的逞强是有界限的。他们把小孩子聚到社会服务部门的厢车里，给他们裹上毯子，递上冷的奶酪三明治。他们的腹部鼓胀，头皮上虱子乱爬。当局不清楚哪个人做了哪些事，至少当时还不清楚，因此苏珊只是那乱作一团瘦得皮包骨的女孩中的一个。那些女孩像疯狗一样喷口水，在警察要铐住她们时身子软绵绵的。她们的抵抗里有种疯了似的尊严——没有一个人逃跑。即使是在最后关头，女孩们也比拉塞尔坚强。
她让我想起了康妮，她拉起贴在肚子上的衬衣时和康妮一样害羞。康妮，此刻应该在佩塔卢马一所高中里，踏过低矮的台阶，在裂纹四布的野餐桌上吃午餐。我再也不知道怎样去想她了。
就在同一星期，卡梅尔下起了雪，薄得近于无的雪片。上课取消了，我们穿着牛仔夹克踩踏过四方庭院，积雪在脚下脆响。那似乎是地球上的最后一个早晨，我们窥探着灰蒙蒙的天空，似乎会有更多奇迹降临，尽管不到一小时它就消融成一片泥水。
即使库克小姐相信我，我又该告诉她什么呢？告诉她从八月起我就没睡过一天好觉，因为我怕极了无法监控的梦境？告诉她我醒来时确定拉塞尔在房间里——呼吸时发出浸湿的喘息，静止的空气像一只手蒙上我的嘴巴？我是否该告诉她情绪的蔓延使我畏缩：在某个平行世界里那个夜晚不曾发生，在那里，我坚持要苏珊离开农场；在那里，那个金发女人和她泰迪熊一般的儿子推着小车在杂货店的过道里穿行，急躁又疲倦地准备着礼拜天的晚餐；在那里，格温正用一条毛巾裹住湿头发，往腿上擦润肤露，斯科特在清理浴缸过滤器里的残渣儿，花洒那静默的弧线，一首歌从附近的收音机里飘进院子。
这是一份礼物。我用这份礼物做了什么呢？生活的积累过程并不像我曾想象的那样。我从寄宿学校毕业，上了两年大学，在洛杉矶坚持度过了空白的十年。我先是安葬了母亲，然后是父亲。他的头发变得像小孩子的一样纤弱。我付清账单，购买日用品，检查眼睛，与此同时，那些日子如同碎石从崖壁上剥落。生活是一个不断从崖边后退的过程。
“凶手是一个孤独的中年男人，”我听见那位通灵人在一档热线节目中说道，“青年时他为自己没犯下的过错蒙受了惩罚。我得了一个字母——K，我得到了一个镇子——瓦列霍。”
我也曾有忘记过去的时刻。那个夏天杰丝敏刚生完第一个宝宝，我去西雅图看她——当我看见她在路边等待，头发裹进大衣里时，过去年月的织线自行拆解了，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到了曾经的自己——那个快快乐乐、清清白白的女孩子。和来自俄勒冈的男人待在一起的那年，我们共用的厨房里挂满了盆栽植物，汽车座椅上铺着印度毯，盖住裂缝。我们吃刷了花生酱的冷皮塔饼，在湿湿的绿地上散步。在温泉峡谷的山间露营，在遥远的海岸边，我们附近有一群对《人民的歌曲》里所有文字都烂熟于心的人。我们躺在一块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石头上，晾干从湖水中出来的身体，在石头上留下了相连的模糊印迹。
她停下来，明显等着我讲个自己的故事来呼应她。她期待一个悲伤的、可以捏塑的故事，比如家乡男友的背叛、生病住院的母亲或犯贱的室友背后的流言蜚语，在这种情况下，她可以对我做出悲壮的理解，以一种更有阅历、更明智的观点来回应。一想到对库克小姐说出真相，我的嘴唇就因一种不真实的狂欢而绷紧。她知道那桩仍然未破的谋杀案——所有人都知道。家家户户都锁上门，安装锁定插销，加价买来看门狗。绝望的警方从米奇那儿一无所获，他在恐惧中逃往法国南部，尽管他的房子直到第二年才被夷平。朝拜者们开始从他家的大门前驶过，希望捕捉到一丝恐怖，就像在空气中寻找水蒸气。他们开着车在附近闲逛，直到忍无可忍的邻居把他们轰走。米奇不在的情况下，警察追踪过的线索从毒品贩子到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有闲极无聊的家庭主妇。他们甚至请来一位通灵人在米奇房子的各个房间里行走，凝神接收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