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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薇，”她说，“感谢上帝。你在哪儿？”我能想象出她在厨房里绕着电话线，把线圈聚起来的样子，“我知道你很快就会打电话来。我告诉你爸爸你一定会打来的。”

母亲停了一下，审视着我的房间和基本上空的行李箱。“制服合身吗？”她问。

沿路走了一英里后，我发现了一个出口，附近是德士古加油站。我在硫黄色的灯光里进出，灯发出煎培根一样的声音。我警觉地摇晃着身子，盯着路面。我最终放弃了有人来找我的幻想，在电话亭拨了父亲的号码。是塔玛接的电话。“是我。”我说。

我连试都没试，但点了点头，进入一种新的默许。

混乱是讲得通的——他们当然会从这一图形解读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意义，臆想这是什么神秘的、厄运的涂画。想象这是一场黑弥撒的现场遗留，远比相信真正的事实更容易：这只是一颗心，就像一个得了相思病的女孩在笔记本上乱画的一样。

终于我看见一辆白色的普利茅斯驶近。塔玛没有关引擎，我坐进了副驾驶位，塔玛熟悉的脸让我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她的头发是湿的。“我没有时间吹干。”她说，表情亲切又带着疑惑。我能看出她有问题想问，但她一定知道我不会解释。青少年栖居的隐秘世界，只会在威逼之下偶尔浮出水面，训练父母在心理上准备好他们会出走。而我已经消失了。

尾随命案而来的恐惧感不难回忆起。去寄宿学校之前的那一星期我几乎没有一个人待过，我跟着塔玛和父亲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往窗外瞥一眼看有没有黑巴士。一整夜都醒着，就好像我艰辛地守夜可以保护我们，受苦的时间一一对应着奉献。难以相信的是，塔玛或父亲都没有注意到我是多么苍白，突然间多么不顾一切地需要他们的陪伴。他们所料想的是生活会前进。事情必须得做，而我带着麻木切换到了他们的逻辑轨道，让我成为伊薇的不管什么东西，都被这种麻木所取代。我对肉桂味硬糖的爱，我所梦想的一切——这些全都换成了现在这个新的我，这个低能儿，有人对着我说话，我就点头，把晚餐盘子浸洗、擦干，手在热水里泡红了。

我能感觉到好奇的眼神往我身上瞟，那些卡车司机从加油站买来袋装瓜子，熟练地往地上吐着夹杂着烟渣儿的口水。他们走着父亲式的步子，戴着牛仔帽。我知道他们在估摸着我孤身一人这件事，看着我光着的腿和长发。我汹涌的震惊一定散发出了某种保护性的狂乱，警告他们不要靠近——他们没有过来。

去寄宿学校之前，我得在母亲这边收拾好自己的房间。母亲给我订了一套卡特林娜制服——我发现床上叠放着两件海蓝色的裙子和一件水手衫，衣料闻起来有一股工业清洗剂的刺鼻味儿，像租赁桌布一样。我懒得试衣服，把它们塞在行李箱里的几双网球鞋上。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打包，似乎这也没什么关系。我在恍惚中盯着房间。所有我曾珍爱的东西——塑料封皮的日记本，生日石护身符，铅笔画册——看起来都毫无价值，失了效，流掉了活力，无法想象哪种女孩会喜欢这些东西，会在手腕上戴护身符或记录她的日子。

我抱着膝盖坐在马路牙子上等着。夜气凉人，带着秋天的第一声讯息。星云似的刹车灯沿着101车道明灭，大货车加速时声音轰鸣。我为苏珊找理由找得头都晕了，心想找着找着就会掉出某个她这样做的解释。但结果什么都没有，除了可怕而直接地明白——我们从来就没亲近过。我什么都算不上。

“很好，很好。”她笑的时候嘴唇裂开了，我突然感到情难自胜。

最开始的几天各种各样的谣言满天飞。霍华德·史密斯错误地报道米奇·路易斯被杀害了，尽管这比别的谣言更迅速地得到了纠正。大卫·布林克利报道，有六名受害者遭到砍伤和枪击并被弃于草坪上。然后这一数字修改为四名。布林克利是第一个声称发现兜帽、绞索以及撒旦式标志的人，客厅墙上的心形图案激起了疑惑。它是用毛巾一角蘸着那位母亲的血画的。

我把书塞进橱柜的时候发现了两张乳白色的宝丽来照片，它们藏在一摞旧杂志底下。苏珊突然就在我房间里了：她火热、野性的笑容，她圆乎乎的胸部。我可以回想起对她的嫌恶，在兴奋剂的刺激下，她因奋力屠杀而大汗淋漓。可同时我又被拉进了一股无法抗拒的涌流——这是苏珊。我知道，我应该处理掉照片，这个图像已受了指控，带着证据的有罪气息。但我不能。我把照片翻了面，埋在一本我永远不会再看的书里。第二张照片上面弄脏了，是某个人的后脑勺，转向一边，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直到意识到那个人是我自己。

“你需要大一点儿的箱子吗？”母亲在我门口问道，吓了我一跳。她的脸看着有些皱，我能闻到她抽了不少烟。“你可以用我那个红色的，要是你愿意的话。”

“我马上出发，”她说，“你就待在原地。”

我觉得她注意到了我身上的变化，即使塔玛和父亲没注意到。我脸上的婴儿肥消失了，五官的线条磨硬了。但她什么都没提。

我向她说明了我在哪里。她一定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沙哑。

“这个就挺好。”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