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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抓住了，我当然会被抓住。

那些女孩当然没有离开农场，她们能忍受的远远不止这些。我九岁的时候，从秋千上掉下来摔断了手腕。令人惊厥的碎裂，眼前一黑的痛楚。但即使在那时，即使我的手腕肿胀，袖口沾了凝血，我还是坚持说自己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父母立刻相信了我，直到医生把X光片给他们看，骨头断得干干净净。

愤怒让她有些语无伦次：“你不能待在这个房子里还满嘴鬼话。”

我在父亲公寓炎热憋闷的阴暗中整天看电视的时候，农场的情况在一天天变糟，尽管到后来我才知道糟到了什么地步。问题是那桩唱片交易——交易不会发生，而这是拉塞尔不能接受的事情。米奇告诉拉塞尔，他也爱莫能助，他没办法强迫唱片公司改变主意。米奇是一个成功的音乐人，一个颇有天赋的吉他手，但他确实没有那样的权力。

“没有人。”我像个求爱者似的照料着我坚毅的沉默，内心洋溢着崇高感。在苏珊和唐娜消失之前，我试图向苏珊闪去一个信息：我会担起责任，她不必担心。我理解她们为什么丢下我。“只有我。”我说。

这是真的——我和米奇的那个夜晚因为这个原因而显得可怜，是车轮转动中无依无凭的嗖嗖风声。但是拉塞尔不相信米奇，或者说这已经不重要了。他觉得全世界都是令人恶心的，而米奇是这种恶心就近的宿主。拉塞尔的斥责在频率和时长上不断升级，他把这全怪到米奇头上——那个喂得太饱的犹大。22口径手枪被拿去换了班特林长管手枪，拉塞尔把被背叛的狂怒渗进其他人的心。他甚至懒得再去隐藏自己的愤怒。盖伊分发兴奋剂，和苏珊跑去水泵房，回来时眼睛像浆果一样黑亮。他们把树当靶子进行练习。虽说农场从来都不属于那个更大的世界，但它现在越来越孤立了。那里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拉塞尔开始谢绝访客，每次跑垃圾都把盖伊和女孩们派出去。这个地方长了渐渐变硬的外壳。

“朱迪看见和你一起的有两个女孩，”她说，“可能是三个。她们是谁？”

“别的朋友。那是当然。你出去跟野男友瞎搞，天知道你干了什么。你这个下流的小骗子。”她几乎不看我，嘴里的话像一个变态狂咕哝着猥亵的脏话一样无法控制又狂热，“可能我得把你送到少管所去。那样你就满意了吧？很明显我再也管不了你了。我会让他们来管你，看能不能把你扳正。”

我听见她在厨房里低声说话。她是在打电话。我看见她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地穿过电话线圈，紧紧捂住听筒掩嘴笑起来。我确定她是在嘲笑我父亲，这让我很不舒服。

“我去见朋友了。”我恶声恶气地说，“除了康妮，我还有别的朋友。”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明白塔玛会离开他的。不是马上离开，但会很快。她的脑子已经在别处了，在为自己书写着一种更有趣的生活。父亲和我只是一桩逸事中的布景，一场更广阔、更正确的旅途中绕的弯路，装饰了她自己的故事。到那时父亲会拥有谁呢？他为谁挣钱，为谁带甜点回家？我想象着他结束了一天的辛劳，回到家，打开空荡荡的公寓大门。那些在他离开后完全没受到另一个人的生活打扰的房间会是什么样子呢？沙发孤独的边沿，垫子上还留着他睡觉时的身形印迹，也许会有那么一瞬，在他开灯之前，他会想象着在黑暗中揭开另一种生活。

那会儿母亲看起来几乎像头动物了，面孔因为暴怒而走了样，气喘吁吁，眼泪奔流。“你这个骗子。在那件事上你撒了谎，在这件事上你也撒谎。”她两只手紧紧地绞在一起，不断地抬起来，又垂在两边。

我能想象到，在那些早晨苏珊醒来，对过去的日子毫无知觉。食物供应情况变得岌岌可危，一切都染上了轻微的衰败色调。他们吃不到多少蛋白质，大脑只靠碳水化合物和偶尔出现的花生酱三明治维持运转。兴奋剂抹掉了苏珊的感觉——她从自身麻木的电流网中移动，一定如在深海中潜行。

母亲做出了痛苦的、受挫的声明：我是一个废物。我有病。她把危机的气氛披戴在身上，仿佛穿了一件讨人喜欢的新大衣，怒气的洪流扮演着隐形的陪审团。她想知道是谁和我一起闯进了达顿家。

农场里相关的人在那种情形下还能待下去，这在之后所有人看来都难以置信。但苏珊没有别的，她将整个生命都献给了拉塞尔，那时它成了拉塞尔股掌之中的东西，他可以随意翻转，估摸分量。苏珊和别的女孩已没有能力做出确定的判断，她们的“自我”肌肉没有锻炼，变得松弛而无力。长久以来，她们的世界里不再有以任何真实方式存在的对与错。不管曾拥有怎样的直觉——良心上微弱的刺痛，担忧的啮咬——即使这些直觉曾被发现过，现在她们也听不见了。

达顿太太在厨房地板上喊出我的名字，像喊出一个正确答案。我犹豫了一下——对听到自己名字做出的发蒙的、像牛一样迟缓的反应，想到应该帮助摔倒的达顿太太——但苏珊和唐娜已经远远跑在了前头，等我回过神的时候，她们几乎不见了踪影。苏珊回头看了会儿，正好看到达顿太太用颤抖的手钳住我的胳膊。

她们离坠落并不遥远——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是身为女孩，就会妨碍你相信自己。感觉似乎是完全不可靠的，如同占卜板上擦掉的充满谬误的胡言乱语。小时候去看家庭医生总让我压力很大，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会轻声问我一些问题：我感觉如何？怎样描述那种痛苦？是尖锐一些还是分散一些？我只是绝望地看着他。我需要的是被告知，这就是看医生的全部意义——接受检查，让射线精确扫描我的身体内部，然后被告知真相是什么。

很多年轻人都出走了。那阵子你这样做可以仅仅是因为觉得无聊了，根本不需要有一出悲剧。决定回农场并不难。我的另一个家已不再是一个选项，有可能母亲会把我拖去警察局，这多荒唐。父亲的家里有什么呢？有塔玛，她坚持和我结成年轻的同盟。还有晚餐之后的巧克力布丁，带着冰箱里的冷气，像日常分配的快乐额度。

“你告诉我你整个夏天都在康妮家，”母亲几乎是在吼叫了，“你说了那么多次。看着我的脸。然后呢？我打电话给亚瑟。他说你已经几个月没去了。差不多有两个月。”

也许在去农场之前，那种生活是足够的。

我能看出这困窘的新局面弄得她有多慌乱。她的女儿以前从没给她找过麻烦，一直乖乖地顺着自己的路往前走，不曾有半点儿反抗，有条不紊，自给自足，如同那些自己清洁鱼缸的金鱼。她又怎么会需要费心担忧别的情况呢？更别说为这种可能做准备了。

但农场的存在证明了你可以过另一种罕见的生活。你可以从琐碎的人性弱点中脱身而出，进入更广阔的爱中。我的这种爱，我以青少年的方式相信它的绝对正确和优越。我自己的感觉形成了它的定义。那种类型的爱是父亲甚至塔玛永远无法理解的，我当然得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