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福式的爱

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

如果简单把女权活动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说成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可能会造成误解，不过她的确为女性所吸引，特别是她的一个好朋友叫范妮·布拉德。而且她的确不循规蹈矩：爱上结了婚的画家亨利·福塞利之后，她提出跟他和他的妻子住到一起，组成三角家庭。福塞利不予认同，并结束了这段恋情。

哲学家

<b>用法：</b>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写作和她的生活经历都为确立一些女权主义的基本信条做出了贡献。

<b>用法：</b>只要谈论起古往今来男人如何系统性地压迫女性，提一句波伏瓦的《第二性》都是合适的。

<b>用法：</b>如果你的两性关系是很传统的——比如你只是个不肯重婚的异性恋，那么为了替自己辩护，可以说：“我并不是玛格丽特·米德那些性解放思想的拥护者。”

人类学家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着迷于各种各样的人类生活，而这种不厚此薄彼的态度也延续到了她的感情生活中。除了有过三个丈夫，她还和两个人类学女同事保持着长期的情侣关系。其中一位叫罗达的女士陪伴她走过了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作为英国圣公会的基督徒，如果米德对自己如此蔑视社会传统感到任何不安，至少她的研究成果给了她不少宽慰。米德观察了不少原始社会后总结道：他们对于性和爱几乎是没有禁忌的。

Margaret Mead，1901—1978

至少，很多读者在看了她最有名的两部作品之后，记得的就是上面那句结论。那两部作品是1928年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和1935年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它们让米德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性解放运动中很多女权主义者的偶像，尽管在那个时候的学术圈，米德的研究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其中格外引发争议的是她声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德昌布利湖（现在是钱布里湖）边有个群落是由女性统治的。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种反常现象，是因为当时这个地区被澳大利亚控制，后者禁绝了部族间的战争，导致男性无法依靠他们通常依赖的办法——武力——来获得统治地位。不仅如此，后来的调查还找不到丝毫证据显示米德所描述的社会曾存在于这个地区。

作家、女权活动家

乍看之下，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感情生活似乎和她知识分子以及女权运动领袖的职业是相称的，她不愿被传统束缚，高高兴兴地跟男人、女人谈恋爱。但这些“解放天性”的把戏也竟还有欺瞒、利用的一面。三十多岁的时候她做过教师，似乎勾引过她的一些女学生，然后再把她们送给自己的长期情人，也就是让-保罗·萨特^∗那个斜眼侏儒，后者热爱夺取处女的童贞。这对情人把这种关系称为“三重奏”。

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

这段我们暂且略过了。波伏瓦一直否认自己是个哲学家，但她1944年的长文《皮洛士与息涅阿斯》完全可以和阿尔贝·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对照阅读——都是借用经典故事探讨存在主义哲学（基本上就是在问：“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她也写小说，通常写的都是自己的经历，其中一本《名士风流》（1954）拿下了龚古尔奖。但是她最被后人记住的恐怕会是那本号召女权主义者起来战斗的《第二性》（1949）。书名很好地概括了她的中心论点：女人一直被男人习惯性地展示为次要的性别，一个可有可无的补充，几乎可把她们视作没有阴茎的男人（随便举个例子：《圣经》里就说上帝是先造了亚当……）

<b>玛格丽特·米德</b>

曾经“米德”是一个时常被引用的名字，而现在更多的只是思想史上的一个注脚。这个注脚还可以再添一个注脚，也就是在儿童保育方面，大家还有时会提到米德的某些“创见”。她在自己研究中生发了许多想法，其中之一——是她和她的朋友本杰明·斯波克共同提出的——每次婴孩哭闹的时候，母亲都应该喂奶，而不只是在每天的固定时间。

沃斯通克拉夫特活着的时候遭受了不少冷言冷语，她给一个叫吉尔伯特·伊姆利的男人生过一个孩子，而后感情变坏，她两次尝试自杀。最后她在哲学家威廉·戈德温那里找到真爱，只可惜诞下千金之后，没过几天就死了。他们的女儿就是后来写出小说《弗兰肯斯坦》的玛丽。在极度悲痛之中，戈德温写道：“我确信这世上没有能与她相提并论的人。从我们相伴的时光中，我知道我们能让彼此幸福。而今往后，我完全不再期待生命中还会有快乐和幸福。”

<b>西蒙娜·德·波伏瓦</b>

在那之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很快写出了《玛丽：一部小说》，被很多人认为是由女性写作的第一部女同性恋小说。到了1790年，她为了支持法国大革命，写了一本《人权辩护》，大获成功之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受到鼓舞，于1792年创作她最著名的作品《女权辩护》。它被视作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主要观点不是男女平等，而是两种性别要有同等的权利。最为重要的，它论述了女士即使表面上在智力上弱于男性——用她的词汇说，是“宠物小狗”或“玩具”——这也是因为男性几乎完全剥夺了她们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从婴孩时，就往女性头脑中灌输她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吸引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