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猾的语言高手

小说家

这位用法语创作的罗马尼亚剧作家，他第一部被搬上舞台的剧作灵感来自于学习英语。那本练习册上描绘了一对叫史密斯的英国夫妇，用他们生活的场景给读者介绍新的词汇。尤内斯库觉得这整个做法都太荒唐了，决定给这两个无趣的角色写一出戏剧。他把这个剧命名为《秃头歌女》，其中的莫名其妙感是剧作家有意为之；在尤内斯库居住的巴黎，这部剧1950年首演，极为轰动。它既是戏仿所谓的英伦范，也是嘲笑资产阶级趣味，同时还展现了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今天你去巴黎的梦游人剧院，还是可以看到这部戏，而它在这个剧场已经“毫无意义”地演出了半个多世纪。

<b>用法：</b>很多英语国家的人念他的名字都把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如果你想显得稍微厉害一点，就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这样更正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有一段时间，任何自尊自爱的青年知识分子手上能拿的最酷的一本书，就是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书里结合了别致的性爱场面（暗示了一些大拇指可以去的引人入胜的地方）和哲学分析，让人难以抗拒。前一秒你还在读着托马斯在床上对特丽莎做了什么，下一秒你已经在享用一篇讨论尼采^∗“永恒轮回”的小散文。其中的主要想法就是，在一个无限的宇宙中，每件事都发生过无数次，所以没有任何事情是要紧的。生命“轻”得可怕，无关紧要得可怕。

<b>用法：</b>当你觉得身体不舒服，一种很有文化的说法是：“我感觉正被一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困扰着。”

生命的无足轻重是一个在昆德拉的所有作品中回响的主题，一直延续到他的小说《庆祝无意义》（2015）。这个标题就暗示了书中的虚无主义，以及它对我们的鼓励：面对这种“无意义”应该要投降得兴高采烈、欣喜若狂。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那样，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开心一点。这种固执的积极心态在苏联压迫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成了一种急需的英雄主义，而昆德拉就是在那里长大并开始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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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75年移民去了巴黎，很多他的同胞把这看作是背叛；等到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不再用捷克语写作，而改用法语的时候，罪名显然就更重了。昆德拉批评那些奴颜婢膝的人，也让别人开始仔细审视和评判他的过去（有些时候也不是那么仔细审慎）。（这方面，你可以把他和君特·格拉斯^∗作一番比照。）2008年，有报纸挖出一段旧闻，说昆德拉1950年的时候告密，让一个同胞在劳改营里待了十一年。他的文学同僚，包括一些像卡洛斯·富恩特斯^∗、菲利普·罗斯^∗和J．M．库切^∗这样的大家，发表了一份公开信，为他辩护。他自己则坚决否认了这个报道，而这段往事也依旧未有定论。

Milan Kundera，1929—

<b>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b>

<b>米兰·昆德拉</b>

Vladimir Nabokov，1899—1977

尤内斯库的其他作品也探讨相关的主题。在《犀牛》（1959）中，主角迷茫地看着所有人变成了犀牛（暗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马尼亚的法西斯）。有些地方的确让人觉得是不是太儿戏了？但这个矮个子的眼神忧郁的秃顶作家相信，看似玩笑之处却也能找到深刻。他曾经还和同道中人共同参加了一个俱乐部，他们作为褒奖颁发的勋章形状像一坨屎。他和妻子罗迪卡住在巴黎的一个公寓的顶楼，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犀牛的画，作者是尤内斯库的朋友马克斯·恩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