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已死

波特利博士坐在桌前，还有一个人福斯特不认识。

显然，这句话刺激到了波特利。这家伙毫无征兆地爆发了，冒出了一连串急促的、不妥的话语。

福斯特盯着他们：“有什么事？”

“那显然你该放弃你的想法。”福斯特知道自己听上去有些假正经，但他不想让这家伙诱导自己说出什么不妥的话。他的职业生涯才刚开始，不该冒愚蠢的风险。

当天和第二天的晚上，福斯特只眯过几小觉，一直在琢磨一个现实问题：怎么才能发表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数据呢？

当科学还在早期，已知世界所有的或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掌握在单个的大脑里，确实没有必要加以指引。在还没有地图的无知世界里随意游荡，有时会误打误撞地做出惊人的发现。

《人造引力学协会记录》是他最熟悉的期刊，它肯定不会接受任何没有那个神奇脚注的文章，即“本文所描述的工作是在联合国研究委员会某某号经费的资助下完成的”。

有人可能会说人类的大脑和货轮或工厂有本质的不同，但科学研究的历史证明刚好相反。

不可能，更加不可能的是《物理期刊》。

福斯特关上门，落了锁，坐下来思考。他觉得自己很荒唐。他当然没有在任何保险箱里留下信息。通常情况下他不会想到这么戏剧性的做法。但此刻他想到了。

这一切都是自然发展的。科学的每个分支都完美地契合了公众的需要，不同的分支之间合作紧密。过去半个世纪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足以证实，科学并没有陷入停滞状态。

更荒唐的是，他花了一个小时列出了应用人造引力光学进行中微子记录的等式，还有一些工程设计上的草图。他把这些装入一个信封，并写上了拉尔夫·尼莫的姓名。

到了20世纪60年代，甚至连最大的大学都要完全依赖政府的经费，而研究院只能凭借税收优惠和公众的支持才能存活。到了21世纪初，工业集团变成了世界政府的分支，因此在那以后，研究的经费来源继而到研究的方向，自然变得中央集权，处于政府部门的控制之下。

他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第二天早上，在去学校的路上，他把信封存入银行，并给了职员恰当的指令，职员让他签了一份文件，授权在他死后可以打开保险箱。

然而，令福斯特不解的是，一个现代的学者能够说出这派胡言，几乎有悖于常识。没人会鼓吹管理工厂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工人都按照各自当下的喜好来工作，或是让水手按照各自随意且矛盾的想法来控制货轮。在上述两种情形下，理当存在某种形式的中央控制单位。为什么指引和命令能使工厂和货轮获益，却不能让科学研究获益呢？

总是有些小期刊会为了轰动效应而忽视文章的本质，但这需要花点小钱，而他还不打算这么做。综合考虑下来，花点钱印本小册子直接发给学者群体可能是个更好的办法。这样的话，他甚至不需要花钱请一个科学作者，不用打磨文章，速度更快。他只需找到一个可靠的印刷厂。拉尔夫叔叔可能知道找谁。

福斯特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这些说法都不新鲜，他听到学生们这么说过，为了吓到他们的教授；他也曾这么说过一两次，只是为了好玩。任何一个学习过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想法。

他沿着走廊走向自己的办公室，焦急地思考着自己是否不该再浪费时间了，不要再给自己犹豫的机会，冒险用办公室的电话直接打给拉尔夫算了。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有人，直到他挂好衣服转过身，走向自己的办公桌时才发现。

他说，学者只有在他们能够自由地追寻自己的兴趣时才真正算得上自由。他说，研究一旦被强制禁锢在那些掌管钱包的家伙预设的范围内，就不是研究了，而是奴役，只会停滞不前。他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决定他人在学术上的兴趣。

几个世纪之前，个人已无力资助研究了。到了20世纪40年代，只有政府、大企业、大学或研究院才有能力资助基础研究。

他给尼莫打了电话，告诉他信封的存在，并不耐烦地拒绝透露信封里的内容。

研究所需的经费也随着设备的增多而变得越来越庞大。现在还有哪个大学小到连一台迷你核反应堆或三级计算机都没有？

在那一刻，他感觉自己这辈子从未如此谨慎过。

但随着知识的增长，在准备前往未知世界的旅程之前，需要吸收越来越多的数据，才能令旅程有意义。人类必须区分专业。此外，研究员需要的资源实在太多，一整个他本人无法集全的图书馆、一整套他本人无力承担的仪器设备，等等。渐渐地，单个的研究员让位给了研究小组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