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我一直在北方工作，对南方情况不熟。”

“干起来慢慢就会熟。”

“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个混蛋汉子竟然这样比喻。他又沉重地皱了眉说：“我不会种地，我只能过马背上的日子。”

“你呀，我看仗打完了你怎么办？”父亲替常发写了证明材料和介绍信。

常发去了。父亲怅然若失，接连几天闷闷不乐。那时，警卫员陈发海早去河东将病愈的我母亲接到了延安。在延安半年多，她体内巳经孕育了我，说话有了母亲般的温柔：“千人千性，多为常发想想你就径松了。”

父亲摇头叹气：“我是想常发讲的话。我怕我去南方也不如一条虫呢”

父亲优虑的不只是对南方情况不熟，工作不像在北方那么得心应手，他还担心蚊子。他也怪，不怕子弹泊蚊子。子弹在他臂上穿个眼，他一星期便伤愈出院。蚊子在他臂上叮一口，他狼狈得皮烂肉溃高烧不止，在医院住两个月很难出院。从此谈“蚊”色变。直到几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中落难的父亲被重新安排工作，他拒绝去江西省任职，选择了大西北的甘肃，——就因为伯蚊子。

“她丈夫牺牲了，她让我留下。”常发将一个物件递给父亲。那是绣了两朵荷花的烟荷包。

父亲勒马，认真望着常发“你可以留下，参加地方工作。”

常发垂下头，低低一声：“我跟你走。”

父亲眼圈一红，打马出村。他的身后，传夹陈发海的声音：“常发，介绍介绍经验么，为什么女人一沾你身就会着迷？”

“滚蛋。”常发放马跟上我的父亲。

住在父亲隔壁窑洞的是后来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杜星垣同志。他与父亲同名不同姓，他妻子写给他的信被人错送到父亲手中，引起父母一场误会。杜星垣出主意说：“这种事找别人不行，只有找彭真。他是你们晋察冀的老首长，现任中组部部长，他准能帮你解决问题。”

父亲壮起胆子去找彭真。正在枣园开会的彭真发现我的父亲在窗外徘徊，便走出门。

“大个子，有什么事吗？”

父亲立正敬礼，赧颜说：“有点事。组织上决定我随南下支队行动，可是我刚从前线到延安，刚学习半年，我想再多学习学习。”

“学习机会以后还会有么。”

可是，父亲结束在党校一分部的学习时，常发忽然提出要走。

“我在北方是条龙，我去南方还不如一条虫。”常发小声说。他知道我的父亲被中央分配到南方，随八路军南下支队行动。南下支队司令员是著名红军将领王震。

“唉，也好。”父亲叹息着说“你可以参加地方政权工作，就留在陕北”

“不，我想去宁夏参加骑兵。”

“她不是还在等你吗？”父亲撩开常发的衣襟望着他拴在腰带上的绣了两朵荷花的烟荷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