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虫
国人对小小蟋蟀的研究可谓卓矣，越矣，显矣，著矣，精矣，绝矣。倘若自明以来的袁宏道、刘侗、李石孙辈再世，他们足可挟其著述，款款走进当今的高等学府，去客串讲授——“动物界之节肢动物门之昆虫纲之直翅目之蟋蟀科”的知识，即使将他们聘为昆虫学博导，也能名至实归。
在蟋蟀文化中，还有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历年斗蟋，每岁产生的虫王，皆堂而皇之地登上由文人雅士编写的功虫录。录中，对每秋“殿试”中跃过龙门的“虫状元”、“虫将军”皆“诰封”赐名，并对虫的形貌、体长、身重、颜色及所斗场次及战场表现，皆一一形象化地备述。述后，还附有或五言或七律的颂诗。
清功虫录载，宁阳有一小虫独占整头后，即被“诰封”为“骁勇大虫王青金翅”对该虫，录中有无名氏颂诗四首，其三云：
项阔头圆体像奇，
诗经中的大部分篇章，是由草木鸣虫所引发的。自春秋战国以来，吟述蟋蟀的诗文不可胜记，自宋代以后，关于斗蟋的民谣、歌诀也不绝如缕斗蟋之戏的普及性及博彩性决定了斗蟋文化的雅俗共赏，瑜瑕互存。
恶贯满盈的乱臣贼子，死后总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生前所做的某些善事，也往往随着其尸骨入土。“蟋蟀宰相”贾似道却似乎是个例外，他编纂的促织经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看来，这位奸相不仅只善于渔猎美色与宝玩，而且还工于搜罗天下关于咏记蟋蟀的妙文及民间畜养斗蟋的秘方及歌诀。促织经分上下两卷，集“论赋、论形、论色、论养、论病”于一册。今人读来，除觉个别处缺乏科学依据外，通篇都是人们长期捕蟋、畜蟋、斗蟋经验之结晶。致使后来的蟋事研究者想绕也绕不开这奸相的著作，成为蟋蟀行家和玩家的必读书。
习俗往往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向导。随着斗蟋热的久盛不衰，更多的文化人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研究蟋蟀的行列。以诗文灼闪才华的明人袁宏道，于万历年间著有促织志。此文分“论畜、论似、论体性、论色、论形、论病、名色、养法、治法、总论”等章节，对蟋事抽丝剥茧，言必有中，读来文采郁郁，辞藻华赡。写有帝京景物略等著作的崇祯七年进士刘侗，也撰有促织志。文中分“产、捕、辨、材、斗、名、留、俗、别”等段落，也将蟋事写得如画如真，妙趣横生。自明至民国，有关蟋蟀的鉴谱、秘要之专著多达十余部。其中民国时期李石孙所纂集的十二卷蟋蟀谱，是自宋以降，文人学者与玩家歌咏、研究蟋事的集大成之作。
爱因斯坦有言：“科学所追求的是概念的最大的敏锐性和清晰性。”
当我漫游于自宋以来国人对蟋事研究的书林里，不得不惊叹：即使最博学的昆虫学家和最精到的解剖学家，也难以对小小蟋蟀做出这般纤毫无误的钩稽与考究。
明末将领马士英，曾身居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太保之要职。当清兵大军压境，小朝廷如同鱼游釜中之时，马士英仍容头过身，大斗蟋蟀，后人嗤之为“蟋蟀相公”
从南宋的“蟋蟀宰相”贾似道，到朱明王朝中叶的“蟋蟀皇帝”朱瞻基，再到这“蟋蟀相公”马士英，后人从中得出了蟋蟀既亡宋又亡明的结论。作为“欢乐天使”降临人间的小小蟋蟀，蒙受这等奇耻大辱，实乃背情悖理。这些人世间闹剧、惨剧的上演，绝不是小虫儿的过错，而是人性残缺的悲哀。
满族人入关，天下一统。兴起于漠北马背上的民族，本不晓得蟋事，但因受到汉文化的浸润和融合，又加之蟋蟀这小精灵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清宫里的帝王贵胄，乃至八旗子弟，也很快染上斗蟋的嗜好。因康熙帝尤喜蟀鸣，宫中遂有了专司畜养蟋蟀的虫师及太监。因“促织”有催人“纺织”的寓意，京都的斗蟋活动，也每每由朝廷的织造府牵头组织，且于斗前在大街小巷里张贴海报，以招徕百姓前往观看。当然，小虫仍必须作为赌具的角色，方可诱发人们踊跃参与的激情。有史料证明，酷爱权力的慈禧太后亦酷爱斗蟋赌博。她每届岁秋都要住进颐和园，于重阳节这天开局斗蟋，历时一月方休。仅此一项，那拉氏每年都大获一批银两
民国时期，军阀战得糜沸蚁动，昏天黑地；小虫儿也咬得肉薄骨并，双锋插云。津门的蟋事在清代就可与京都比肩，这时，旌分五色的天津租界里，又从全国各地涌来大批寓公，蟋事更呈烈火烹油之势；而斯时的十里洋场上海，自会不甘人后，斗蟋也斗得蜩螗沸羹，不亦乐乎。还有资料表明，抗战时期，全国局部性的斗蟋比赛仍是“雷打不动”日寇投降的第二年秋，沪上的蟋事更是日甚一日，达到历史高xdx潮蟋蟀，这上苍派来人间的“欢乐小天使”面对国人历千载而不衰的斗蟋潮，也不得不为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更不得不慑于金钱的淫威，而乖乖俯首听命了。
四
在一般人看来，蟋蟀这个小精灵，虽然五颜六色，但不外青、紫、黄、黑、红、白等，而经历代玩家及爱好者的辨析，仅青色蟋蟀，古谱上就离析为紫青、黑青、淡青、蟹青、油青、稻叶青、竹叶青、芦花青、生虾青、熟虾青、蚰蜒青、青麻真青、青麻铁青等凡30余种，而且每种青色均有歌诀描绘。即使对色彩尤为敏感的油画家，见青之色竟有这多种，也会击碎唾壶。
古谱中对紫、黄、黑、白、红诸色，也复如斯。在寻常人看来，除雌蟋三尾外，雄蟋皆两须、两牙、两尾、六爪，在形体上差异并不大。而历代虫家凭着那机敏锐利的目光和对大自然多种昆虫的感知，却将斗蟋的形状进行了细化加形象化，古谱记有“蝴蜂形、蝼蝈形、蜘蛛形、螳螂形、蚱蜢形、玉蜂形、枣核形、龟鹤形、土狗形、虾脊形”等近20形，且每种形态，亦有歌诀论之。如论蚱蜢形歌日：“头大肩尖腿脚长，秀钉模样最难当(难以抵挡之意)。侧生身分高而厚，斗到秋深赢满场。”
选虫如选将。经历代玩家之实践，古谱上对蟋蟀的须、头、额、眼、牙、项、背、翼、爪、腹、尾等每一个部位，都有精到的辨析及破说，就连人们用肉眼极难观察到的比米粒还小的蟋蟀之铃门(即肛门)及其排便情况，古谱上亦有准确的考释：虫粪细小且坚实，说明虫之强壮；粪粗且酥软，证明虫之孱弱；如果铃门红若涂朱，是为难得的骁勇之将；倘若铃门色成姜黄，则虫已近垂暮之期；而铃门发黑，则是罹病之兆
历代虫家薪尽火传，对小小蟋蟀的食、饮、住、行乃至生活隐私，也记述得细致入微。明本重刊订秋虫谱中，载有“促织三拗”说的是蟋蟀有悖常规的三种行为：一是斗蟋在交斗时，胜者呜叫而败者无声；二是雄、雌蟋交配时，雌蟋压在雄蟋背上；三是交配后的雄蟋，斗时情绪亢奋，变得更加勇猛
辨别蟋之鸣声，是选将拔帅的要诀之一。令人嗟讶称叹的是，历代“九段捕手”及高超的玩家，其耳朵灵敏得如同当今的声谱仪，在一片蟋鸣中，他们竟能分得出：哪是独处的蟋蟀怡然自得的“呜叫声”；哪是受扰蟋蟀向其同伴发出的急促的“警戒声”；哪是相斗的蟋蟀吟出的高亢的“竞斗声”；哪是寻欢的斗蟋向雌蟋唱出的缠绵的“求爱声”乃至哪是雄蟋在交配时哼出的亢奋的“做ài声”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心灵之树上的果实。
近些年来，国人喜把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及一些有趣的群体行为，均提纯到文化的层面去追根溯源，去诠释阐解，并成为一种习尚和时髦。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陶瓷文化等古老传统文化，纷纷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这自在情理之中；园林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成为学人的研究课题，当也不穿凿附会；至于猴年有人话猴文化，鼠年有人说鼠文化，兔年有人论兔文化，便显得“文化”的价值大为贬值；再至于新近有人在小报上提出什么烟草文化、厕所文化、厨房文化等等，不免令人觉得是凿空之论，郢书燕说了。当今“文化”一词使用频率之高，已使我们感到这个词汇的“通货膨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专家学人亮出了“蟋蟀文化”的旗帜。不明就里的人们听到还有这种“虫文化”难免忍俊不禁。历史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见证，只要我们对古往今来的中国有关蟋蟀那卷帙浩繁的典籍进行研读，只要我们从万签插架的书海里，去搜寻那些关于蟋蟀的忽明忽暗的历史鳞片进行组合，便会惊愕地发现：那藏在书页里“小精灵”之迷人的歌唱和勇猛的交斗，所折射出的人性大宇宙，足令我们在传统文化的长河里沉浮；而与“小天使”相关连的诸多学科与艺术领域，会把我们引进虫学与美学的“高等学府”
琴棋书画、花鸟鱼虫，古称“八艺”向被视为高官贵爵、文人骚客、隐士逸民修身养性的雅文化。在“八艺”中，惟有蛐蛐可走出高堂华舍，普及民间。秋野劳作的农夫，捉得一对斗蟋，就地挖坑，便可席地而观；山间秋牧的顽童，捕到一只蛐蛐，放入苇编小笼，投进几颗青豆，便可夜听其唱
人在亲近自然的静观中，在渗透自然的默察里，与“欢乐小天使”的心灵得以同化，这就孕育出蟋蟀文化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