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神
三国演义洋洋70万言，粉墨登场的人物一千三百余。罗贯中在这千余众中簸来筛去，披沙捡金，甄选别择，鉴识辨认，最终圈定：只有他的乡党关羽，才是儒家学说最出色的实践者，才是儒家文化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莎士比亚说：“勇敢是世人公认的最大美德，有勇的人是最值得崇敬的。”又说：“感发人心的忠勇，可以使一根纺线竿变成一柄长枪。”深谙小说之道的罗贯中自会清楚，他的乡党关羽沙场遇难后，得以昭彰后世的重要因由是英武，且民间早有“关爷刀上一点红，杀退曹操百万兵”的颂词，如果不将关羽的骁勇写足，读者肯定不会“买账”
在演义中，罗氏挥动如椽之笔，挥写出了关羽万夫难敌的英姿。破黄巾，关羽一刀将程远劈为两段；拒董卓，云长温酒斩华雄；虎牢关下，三英大战吕布，使手持方天戟的天下第一勇夫，首次遇到劲敌仓皇逃遁；徐州城外诱杀车胄，关羽不过是一弹指顷；曹军寨前，云长生擒王忠，兵不血刃，仅作猿臂轻舒；斩颜良，万军丛中关羽如入无人之境；诛文丑，云长只在跷足之间；千里护嫂走单骑，关羽虽人饥马乏，但过五关斩六将皆出手得卢，一刀胜似一刀快，杀蔡阳，张飞限定三通鼓，一鼓未绝，蔡阳便匆匆登上鬼录；单刀赴会，关羽身寄狼吻，但谈笑自若，呈示出虎将的大智大勇；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怒斩庞德，展现出关羽运筹帷幄，以水代兵的儒将风范
元曲是继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学艺术的琦山隽峰。关汉卿、王实甫、郑光祖等元代最著名的剧作家，都写过三国戏。元杂剧中三国的曲目凡四十余种，以关羽为主角的多达12出，依次才是张飞、诸葛亮、刘备、周瑜、曹操。斯时的才子词人，好像谁都愿意为关公“拈就一管生花，万紫千红，齐向毫端吐”关羽的同姓乡党关汉卿执元曲之牛耳，他所撰关大王单刀会杂剧，词句明净爽飒，珠玉纷呈，长吟短唱，庄谐杂出，读来荡气回肠，齿颊留香。他不仅借关羽的对立面孙权的岳丈乔阁老之口，详述了关羽大半生的赫赫战绩，且把“上阵处三绺美须飘，将九尺虎身摇”的关大王渲染得英武绝伦，八面威风
印度曾长期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这期间有人曾征问英王：假如印度与莎士比亚两者择一，你将作何选择，英王毫不迟疑地回答，莎士比亚！这里，我们对侵略者的行径且不作挞伐。要说的只是：一个国度的伟大诗人及其诗篇，是这个国度最瑰丽而珍贵的宝石；一部称得上经典的长篇小说，也常常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
三国的那段波澜壮阔、惨烈悲怆的历史，一直在呼唤大手笔为其状摹。直至千载后的元末明初，罗贯中才从历史深处翩翩走来。我们无意将罗公与莎翁相提并论，就中国古典名著的艺术成就而言，罗贯中较之曹雪芹也稍逊一筹。但一个不可撼摇的事实是，罗的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章回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历史小说。
透过演义的字里行间，人们无不会得这等结论：罗贯中是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尊刘骂曹”派。但罗之尊刘，却并非完全因“正统”思想使然。
在我读小学时，村中的关庙尚未拆除，我至今犹记得庙中的那副楹联：“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今天想来，这楹联是以关羽为轴心，既几近包括了刘氏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也颂扬了他们的仁德。罗氏的演义，就是力图把儒家的道德理想，寄托于“德化”的政治。才高八斗的罗氏甚至不顾作小说不能叠床架屋，理重事复之大忌，竟在演义中有七处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要论正统，刘表、刘璋与刘备皆为汉室苗裔。当时，表、璋仍深沐皇恩，拥兵据地，而刘玄德却是个卖草鞋的皇室宗亲之弃儿。但演义中的表、璋，皆被描绘成无才无德的酒囊饭袋，而刘玄德则被渲染成志存高远，德隆望尊的谦谦君子。演义中的“刘玄德携民渡江”把刘备的“德”展现得无以复加。面对曹操南下荆州重兵的围追堵截，刘氏全然不顾妻离子散，更不惧刀在其项之危，携十万百姓一道草行露宿，虽每日仅行十余里，但他仍与庶民共度鱼游釜中之险
少犯错误是做人的准则，没有过失则是天使的梦想。一个没有半点儿缺点的人，便也失却了真实生活中的人格的魅力，只能是无血无肉的丈二金身。关羽的弱点和过失，不是人格的缺陷，在平民百姓看来，那“骄于上厚于下”的缺点，甚至还是美丽的。
关羽“忠义仁勇”的品格，有时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敬重和嘉许。据吴历载，孙权袭杀关羽后“送羽首级于曹操，以诸侯礼葬其尸骸”还有史料表明，曹操接到关羽首级后，刻沉香木为躯，以王侯礼葬关羽于洛阳
综观关羽的一生，他将“群与已、国与家、理与欲、穷与达、力与命、生与死”等那些带有警示性的人生路堑，大部分都腾越了。这就为后世的文人创造一个至大至刚的人杰形象，展开了想像的空间，更为朝野上下共同建造那座至忠至义、至仁至勇的关圣神殿，提供了色彩瑰丽的“金砖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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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罗贯中托他人之诗赞刘备日：“临难仁心存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
三国时，刘玄德也确实是个有德之君。正是靠了他的德，才使神机妙算、智珠在握的诸葛卧龙甘愿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巳；也使从不服天朝管的主儿毛张飞，愿惟刘备马首是瞻；更使得骁勇无比的黄忠、马超甘心归顺，望尘而拜
1981年3月，被世界称作“花都”的巴黎，曾召开了一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世界级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参加的会议。会上，竟破天荒地形成了这样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二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这些当代人类的精英及风云人物，所以这样推重我们的孔老夫子，是因为在孔子那博大而精深的思想体系中，在人的修身方面，讲求“内圣外王”力求知行统一；在人的操守方面，强调社会正义感，追求人的社会责任心。
孔子说“君子以义为上”又云“好仁者无以尚之”；孟子日“仁者人也”他将“仁”与“人”直接等同；荀子云“人有气有生亦有义，故为天下贵”儒家思想的旗旌上，最醒目的五字是：仁、义、礼、智、信，而“仁”则飘扬在这旗旌的最亮眼处，且“仁”又必须与正义连在一起招展，才能显示出人的最灼目的美德。在儒家先哲们看来，仁义的价值最为宝贵，仁义存，则人的价值在；仁义灭，则人与狗彘无异。
文学艺术的天国与尘世之间有一座桥梁，但这桥梁不是以钢筋混凝土铺设，而是靠作家用形象思维的翅羽去载接。罗贯中显然细心披览了历代史家关于三国的史籍，也注意了民间大量说三国的口头文学，并汲取了元杂剧三国人物戏中的精粹。这位饱吮着儒家文化乳汁成长的文学巨匠，如同当今的采石工，一下钻进历史大山的胸膛，先采来花岗岩荒料，运进他那形象思维的“加工厂”并将荒料解成条条板材，再一一磨出华美的花纹，然后去构建一座充满儒家学说氛围及色彩的文学华厦。
艺术是人类梦中的天国。文学又像是尘世向天国焚烧的一炷炷心香，袅袅紫烟能将尘世与天国氤氲在一起。理想、爱情、恩仇、美德、幸福，人类在现实中难以获取的东西，都希冀在文学和艺术中找到。
有的人活着，但在活着人的心中死了；有的人死了，却在活着人的心里永远地活着。关羽生前，不论是在解州，在涿郡，还是在许昌，在荆州，凡他生活和征战过的地方，在黎庶百姓中都留下了乃勇乃仁乃义的品格魅力。三国是历史上最动荡不安、也是英雄迭出的年代。对于没无妄之福、却多无妄之祸的草民来说，就更容易生发出对英雄的呼唤。这种呼唤是芸芸众生精神自救的一种折射。关羽殁后，他的义举和美德便在百姓中口传舌播，门到户说，在你加一枝儿他添一叶儿的过程中，一株伟岸的英雄之树，遂也渐渐在百姓心灵的原野里兀立起来。
南北朝刘义庆编纂的世说新语中，有诸多依据民间口传整理的三国故事。至宋代，随着口头文学的盛行，三国故事从“讲史”中剥离出来。说书人为能抓住听众，惟恐故事不离奇，不惊险，不曲折，不激昂，便对三国史实进行了大胆的编排和演义。斯时的大文豪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对于当时艺人争说三国，百姓喜听三国的情状，曾有这样的记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静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三国故事能将顽皮淘气的孩童紧紧吸引，并能随着故事的起伏，时哭时笑，时怒时喜，可见当时由群众口头流传、又经舌粲莲花的艺人加工成的三国故事，已是何等涉猎成趣，扣人心弦。
三国以降的史籍“拥曹贬刘”与“扬刘骂曹”曾几经反复。西晋陈寿的三国志，首开“拥曹”之先河，誉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年隔不久，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则为“扬刘”之滥觞，首提“帝蜀寇魏”论；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又尊曹为正统；而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里，则又回到东晋习凿齿的“寇魏帝蜀”说。自南宋至明朝，程朱理学逐渐占据儒学的正宗传承地位，故而使朱熹的通鉴纲目广为流播，及到清代民国，刘蜀为三国正统的观念，便一直无人敢以卵击石，以指挠沸。
首次将民间艺人口说三国的那些单独的、片断伪故事，有头无尾地结集成文字的是三国志平话，此书成于元至治年间，凡8万字，虽插有图幅七十，但难称图文并茂。平话文字粗劣俚俗，错讹百出，读来像是为艺人说唱三国时写的提纲。平话也非一无是处，它毕竟让后人窥出三国故事的梗概，且关公的艺术形象亦见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