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爸爸许世友

上到三楼，练武的发力声和跺脚震聋发聩。父亲在大厅里亲自训练他的警卫班。以后天天如此，二楼跳忠字舞，三楼练少林拳。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天的晚上，我去看望父亲，见警卫班的战士们又排列在大厅中，成演武队形。我从这些虎威虎势的战士的后面走过，一进门便觉得气氛异常。

秘书悄悄说：“中央文革来电话了，小声点，司令在打电话。”

我已经听到了父亲打电话的声音。北京那边的声音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却格外清楚，至今记忆犹新。那对话大致是这样：

就这样，父亲从南京乘吉普车，风尘仆仆一天，驶入大别山。在路口，他喝令停车，跳下来察看一下地形，下令：“封锁！把机枪都给我架起来，敢登这个坡的，格杀勿论！”

父亲布置完毕，驱车进山。不久，便有四五个人追来，似乎发现不对头，远远停了车，没敢上坡。因为他们看到路口排列开的黑洞洞的机枪，还看清了一行大字：军事禁区，不得靠近。

这几个人是造反派的探子。

后来，造反派的队伍追到六安县。从山上望下去，像黄蚂蚁和蓝蚂蚁组成的游蚁兵，浩浩荡荡，声势不凡。据路口的战士讲，大队人马举的标语喊的口号都是“打倒许世友！”“活捉许和尚！”

那几个探子投进造反派的大队人马中，浩浩荡荡的队伍立刻停住了，到底还是不敢试探“许和尚”的决心和手段，喊过一阵口号，便悻悻而去。

毛主席曾称呼这些大军区司令为“各路诸侯”不无道理。父亲一道命令，四十名落难干部的子弟都穿上了军装，跳出“革命风暴”被保护在“红色保险箱”中。十几年后父亲去世，陶勇将军的儿子张小勇曾赶到父亲的灵柜前，扑通跪倒，连磕三个响头，磕得大地跟着发颤！他放声大哭，比我们这些亲生子女还要哭得惊心动魄。

我和小妹田小兵，也在这一年参了军，与陶勇将军的四个子女一道进入“红色保险箱”

父亲沉重地对我说：“我是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可是现在的形势，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所以还是参军吧。我是从士兵打上来的，你们也要从最底层干起。路要靠自己走，好自为之吧。”

就这样，我在大别山里的一二六医院当了一名护理员，每天挑水、送饭、拖地、倒便盆开始了我走上社会的独立生活。

一二六医院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后方医院，根据“山、散、洞”的要求，建在大山里，有打入山体的地下坑道，可以安置上百个病床，坐落在六安县的响洪甸水库附近。

从这一天起，我的父亲开始了“武装割据”的生活。

一二六医院，对内叫医院，对外叫部队。父亲在医院内外确实部署了一批部队。

医院有四栋大楼，每栋楼之间有地道连通。父亲住第四栋楼的三层，正是我服务的那栋楼，正好领导决定由我来给父亲做护理员。

又气又累，父亲一到便生病了，却不肯休息，集合他的警卫班，亲自教练少林拳。“呀——嘿！”的发力声打破了医院的清幽宁静。

第二天我去看父亲时，那情景至今想来仍感到滑稽。上到二楼，医生护士们正在跳忠字舞。可是头上的楼板一个劲震响，搅得舞蹈始终跳不整齐。

不久，父亲便来到我们这个医院。不是“走麦城”而是早有计划的撤退。

那时，上级严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作为军人，父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能选择“撤退”的应急办法。

那天，父亲在南京ab大楼召开工作会议。这是原来苏联专家的办公楼。会前获悉，造反派要来冲击。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严令，是无法阻挡造反派冲击的。父亲事先布置了几辆吉普车，停在楼后小山上。那山种满桃树，固树得名叫做桃山。

会议开到半截，造反派果然赶来冲击。警卫只许伸脸不许伸手，怎么可能拦挡得住？造反派轻易冲进了大门。于是，父亲便指挥与会者从桃山撤出。

坐上吉普车，父亲半是恼怒，半是诙谐地骂道：“桃山、桃山，妈了个x的，逃娘的山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