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英夫与中共领袖
“黎琳我知道，她不是延安那个‘干一场’吗？我证明我可以证明”
就这样，叶帅为烈士们写了证明，四川省委又经过调查，证明这几位同志确实不存在什么叛变问题，确认为烈士，为他们追加了革命烈士的荣誉，并搞了展览。
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与张露萍是同学，又是同时由四川省委罗世文、车耀先介绍去延安的。至今笔者与她交谈，一提起这位青少年时的同学和战友，她便禁不住眼里含泪，用颤抖的声音重新唱起年轻时的歌：“河里水，黄又黄拿起刀枪干一场！”
叶剑英舌战群儒
事情紧急，叶剑英把自己的皮袍拿出来送给冯传庆，又给了他文明根和墨镜，叫他化了装，然后吩咐说：“你赶快走，尽快过江，我们已经派人给你雇了船。”然后，叶剑英又亲手交给他二百元钱，一再叮嘱：“你这身穿戴是有钱有身份的穿戴，记住，沿路一定要住高级旅馆吃高级饭，千万不要舍不得花钱，不能到不符合你身份的地方去。”
本来，过了江就完全可以脱身走掉，但是冯传庆缺少地下工作经验，又不像某些革命老者那么能在复杂斗争环境中吃苦并连续战斗。过江后，他实在太疲劳了，见江边有个渔民搭的草棚，就钻进去想歇口气，一歇便睡着了。
一位早起打渔的渔民，怔怔地立在草棚口打量棚子里的不速之客。是有些太惹眼了，穿了那么高级华贵的皮袍，还有显示身份的文明棍和墨镜，在偌大一个重庆市，哪里不能睡觉，却委屈到这脏而又腥的小草棚里？
汉奸？八成是汉奸！渔民警惕了，并且联想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联想到沿江常有汉奸为日本飞机打信号，指示目标
他放轻脚步走开，走出不远便跑起来，很快引来警察，将仍然沉睡未醒的冯传庆抓住了。
这样，闻名延安的“干一场”便突然销声匿迹了，而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站的张蔚林家里，却出现了一位玲珑秀丽的姑娘，叫张露萍，从上海来，在“哥哥”的家里长住下来。
张露萍在“哥哥”家里住下后，大批国民党的核心机密便源源不断地流入周公馆，传到延安。
有了“妹妹”张蔚林便遵照组织意见，不再来周公馆，可是1940年1月底，他忽然又跑到周公馆，并且神色慌张。
找到曾希圣，他慌慌张张地说：“糟了，我不小心，把电台上的一个电子管烧了，怎么办？”
曾希圣不以为然道：“烧电子管的事经常有，买一个换了就行。”
当时，军统局已经在通缉冯传庆。他被警察抓住，审问中，几经转折，查明不是汉奸，而是正在被通缉的冯传庆，于是便送到军统特务系统归案。
消息很快被周公馆的人得知。张蔚林和冯传庆被捕，张露萍恰好去成都看她姐夫去了，幸免于难。可也十分危急，就在出事这两天，雷英夫接到张露萍从成都发来的信，说准备回重庆。成都与重庆相距很近，接到信再通知已经来不及，张露萍已经在路上了。
结果，由于营救不及，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国民党逮捕，与张蔚林、冯传庆一道，被关入中美合作所。
此案曾轰动重庆，蒋介石为此大发雷霆，臭骂戴笠：“娘希匹，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能打入他们心脏吗？现在是共产党打进了你的心脏！”军统特务系统由此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张露萍、张蔚林和冯传庆对军统及国民党的保密工作打击是重大的，至今台湾出版的军统史仍称这次事件为“奇耻大辱”
张露萍等人被捕后，受尽酷刑，始终坚持信仰，决不叛变。1944年英勇就义。但是，在延安，社会部负责人康生却把张露萍定为叛徒。那时康生主管的社会部一旦定案便是死案。直到1983年，四川省委根据中央指示，重新审查历史遗案，才将这个案子提出来进行正反面调查。在调查张露萍如何打入敌人内部时，四川省委找到了雷英夫，雷英夫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做了证明，并立刻给叶帅打电话：“叶帅，我们在重庆时，您曾经下决心派一名女同志打入军统特务系统内部，这件事您还记得吗？”
如果张蔚林不曾秘密入党，不曾盗走国民党大量核心机密，烧个电子管确实不算事。但他缺少秘密工作的经验，本来心里有事，再烧个电子管就更沉不住气了。自我感觉是件大事，便慌张起来：“不行，我怕他们会怀疑。我能不能离开这里到延安去？”
“沉住气。”曾希圣安慰鼓励他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务工作出点差错是常有的。你还要回去，尽快回去，一定要沉住气，只要你沉住气，敌人不会怀疑。”
张蔚林回去了。但他回去后仍然沉不住气，举止表情反常。这样一来，果然引起敌人怀疑，马上派人去他家里搜查，并且查到了可疑的东西，一方面监视住张蔚林。另一方面又派人到冯传庆家中。敌人知道冯传庆是张蔚林的密友，要先抓住冯传庆审明情况。冯传庆发现敌人来包围，便翻墙出逃，跑到周公馆，气喘吁吁，一定要见叶剑英和曾希圣。当时是周恩来的秘书、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陈家康接待的。陈家康见他点名要见叶剑英，便一再追问：“你找叶剑英究竟要干什么？”
冯传庆焦急中，讲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情况，恳求说：“我已经暴露，军统局正在抓我，希望你们救救我，送我到解放区去。”
陈家康见事情重大，便去报告叶剑英。叶剑英听到报告，忙出来见冯传庆，冯传庆一把抓住叶剑英的手“帮帮我吧！”叶剑英握住他的手安慰说：“沉住气，要坚定立场，你准备到延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