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的老槐树

在我童年记忆里，孩子们都管她叫刘婶。身材魁梧，发髻挽起，散落的刘海半遮住黝黑的鹅蛋脸，目光炯炯，高高的鼻梁下边，长着一张小巧的嘴巴，对谁都慈眉善目的。平素一身灰布衣裳，长年累月一双黑色“千层顶”老看见她扛起锄头挑着扁担朝庄稼地里走去。

她儿子尔勤和我同岁，在一间小学读书，安安是他们的小班长。

她常当着孩子的面说，瞧！人家安安多用心。疲惫的眼神里流出无奈的羡慕。

我们一起过家家，一起做功课，我们也曾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打得头破血流。常常是她领着儿子登门喊冤。别看她平时总是笑嘻嘻的，真生起气来，两只嘴唇翘得老高老高，真可以挂上两只油瓶呢！她似乎从不关心到底是谁的错，反正她有理，一肚子的委屈，仿佛就她的孩子是个宝：不管怎样，摸不得，碰不得。

偏偏儿子不争气！小学四年级还闹出这样的笑话：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你的一部分，我的收复了台湾。

她吊死在院旁的老槐树上，在除夕前两天。

那年春节，一连几天飘着雨，人们说，老天爷显灵，连老槐树也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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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伴随“大跃进”降生，八岁遭遇“文革”童年几乎是在摇着摇窝、抱着弟弟妹妹、切着胡萝卜白菜中度过的，眼巴巴的瞅着弟弟妹妹们蹦蹦跳跳去上学。13岁到生产队出工，挖渠、挑土不含糊。

改革开放没两天，母亲就撒手去了，丢下一屋老小。身为长女，正值双十年华。含辛茹苦供到弟弟妹妹们长大成人，已成大龄青年，这才就近找一婆家嫁了。

（注释：填空题，正确答案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郑成功收复了台湾）

她和丈夫起早摸黑的劳动：除了种地，还养猪、栽菜，到后来，更是揽下庄稼地里的活，让丈夫好安心在城里打工。日子过得像田里开花的芝麻。

一时间，她成为左邻右舍赞叹的勤快媳妇，妈妈也常提到她。连她婆婆也沾沾自喜。1992年，他们盖上两层的楼房，添置了14英寸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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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见她，是在腊月廿七，我们在去镇上的路边相遇。刘婶两手满满的：左拧煤炉，右背满满一蛇皮袋年货。她跟爸妈寒暄了几句，当着大人夸奖我学习好，一脸惆怅的消失在眼帘中。

男人家兄妹八个，最小的5岁。新房里斑驳的“24条腿”没三天真长脚飞了，一打听，除了五屉柜，其他家具都是借的，隔壁王寡妇家长凳上的红纸还没撕干净。老少十口挤三间土坯房，逢大雨，必集体出动，卷起裤管光着脚丫，抡胳膊摇水车（上世纪农村一种常见的灌溉装置）汗如雨下朝外排水，房梁上接水的盆子随处可见，一家人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小伙黑瘦，三棍子打不出半个屁，空有一身憨力气。闲暇在十里外的县城工地提灰，早出晚归全仗一双铁脚板，不知磨坏几双“千层顶”三伏天，顶张破草帽，5分钱的绿豆汤都顾不上喝一碗，不时捎回1毛钱的条子粑（孝感常见的长条饼，因其形状得名），夫妻俩你推我让的，倒是便宜了小叔子。

雪花带来了新春的喜悦，也送来了婴儿嗷嗷的啼哭声。

全家人都乐呵呵的，日子虽说紧巴点，也有滋有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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