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舞人生

李文确实酷爱新闻事业，他和朋友们、熟人、来客谈起来，有时常常是开口闭口“我们新闻事业”、“我们搞新闻这一行的”或“我们新闻工作者（记者）”仿佛很时髦的。新闻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常对人说他最大的心愿是成为一名正式新闻工作者，流露出对比此无限向往和渴盼的神情，仿佛这是一个无比神圣而伟大的理想。有一次，他对人说，市日报社长吴德民很赏识他，曾想把他调进市日报社。可一个农民要成为一个国家正式工作人员，谈何容易。无奈关卡重重，僵化的体制和固定的条条框框把人制死了。说完，他显得痛苦忧伤，郁闷无奈。

农村人务实，评价一个人，看你为人本分不本分，人品如何，是走端行正，还是小偷小摸，骗人撒谎，另外要看你勤快不勤快，光景过得咋样。倘若勤快，光景过得好，便受人称赞。否则，便被人看不起。李文人品倒没啥，不撒谎，也手脚干净，对人和气，主要缺点毛病在后面这一条上，不勤快，光景过不上去，落在人后。

李文人比较乐观开朗，有时也故意喜欢标新立异。不管别人说什么，他才不在乎。在年轻时候务庄稼时，他创造了一个直到现在还在村子中广为流传的经典故事，每每还被闲人们荼余饭后津津乐道，当作笑料来谈。八十年代初，社会大变了，包产到户了，人们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象雨后春笋一样焕发出来了，干劲也大多了。扒下的就是自己的，多劳多得，不象过去在生产队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因而有一份力使一份力。人勤地不懒，由于水利发达，加上风调雨顺，庄稼年年丰收。小麦亩产都上了千。阳历六月，阴历五月，东风一吹，小麦说黄一时，全黄了。放眼望去，无边的渭河原野上麦浪滚滚，一片麦黄色，绿中带黄，有生气的黄，还没到干黄枯黄，这种金黄一直连到天边去，连到北山脚下去。“算黄算割”的鸟鸣声在田野上不时响起。庄稼汉们过了芒种，六一儿童节过了没几天，便搭镰割麦了。外地麦客也赶场。割麦机一来，就被人抢了，一地麦割完了，但要往回拉。

夏收时节，人们常说是龙口夺食，好日子最怕变天，最怕下雨。麦不及时割，太黄太干了，会自动落到地上，满地的麦穗，你无法收拾。而一下雨，麦子很快就全黄了，再一晒，弄不好也就落了。尤其是阴雨，连续几天，麦子长在地里会发芽，麦穗受潮成了芽麦，吃不成了。因而五六月天，日头再毒，人也不嫌。毒辣的日头下，在蒸笼似的麦地里，农民头顶烈日，浑身燥热，汗流满面，不时地用毛巾擦汗，还得不停地挥镰割麦，从早到晚，也不歇息。有人为了赶时间，嫌地远，饭时不回家，就在地头树荫下歇息，让家中其他人把饭送来，吃了就又下地。

别的家都大人小孩，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提水送饭的，割麦的，在地上立麦捆的，装车的，拉麦的，一片忙忙碌碌。李文早上睡灵醒了，饭吃了，才骑着自行车，不慌不忙地下地。田间地头转来转去，优哉游哉。先和人聊天一阵子，没逛头了，再下地。割上一阵子，九十点钟了，太阳热烘烘的，晒在脊背上象着了火一样，他便受不住了，到地头树荫下转去了，凉去了。一边走，一边唠唠叨叨，抱怨该死的老天不来个阴天，不解人情，这么热的天，成心为难人，怎么割麦。看人家干部不下地，不受这洋罪，生活过得比咱农民好。他在树荫下逢上过往劳作的同村的人，每每发牢骚，发毕，别人都忙去了。他再看看红亮亮的日头，便怯惧了，不想再到地中去了，只管在清凉的树荫下享受，坐够了，回去混饭吃。起先，弟兄分家，他是老小，老娘跟他。老娘还能动弹时，能干时，看他在树荫下歇的时间长了，便喊他催他，不得已他只好磨磨蹭蹭，硬着头皮下地。老娘后来年事高了，不下地了，由他一个人作弄庄稼。他便在清晨和黄昏没日头时干一阵子，二亩地要割好几天，放人家好劳力一两天就割完了。更多的时候，后来他常常自己不割麦，不受这洋罪，叫外地麦客或割麦机来割，自己用车拉拉，碾打一下。

拉麦的时候，别人都用架子车（人力二轮车）装、拉，后面使上大车门，把麦捆整整齐齐排放在车辆内，捆得挤实，最后用粗绳从后到前绑死。这里介绍一下大车门，当地人叫牙门。牙门取门牙之意，门牙最大，牙门就是比一般车门、比平常车门高大许多。的确如此，平常架子车的车门就是小，只有一尺来长，高不到一尺，比车厢高那仫一点点。这样的车门自然装不了多少东西，拉土拉灰还行，不漏，拉柴草、麦捆就不行，装不了多少，因为柴草、麦捆堆堆大，体积大。牙门一般都一人多高，下小上大，中间空洞，用两根木棍支撑，最舒于拉柴草。其他人一架子车装得高乎乎的，饱饱的，高过几人头了，这样下来，一车能装五大捆麦捆。走在路上，看上去象一座移动的小山丘。用架子车拉麦，装饱装满，可以少跑两回。有人还嫌慢，费时，又有车，或有钱，便用小四轮，手扶拖拉机装麦。一亩地小麦，架子车能拉十来次，手扶、四轮能拉三四回。

而这些新闻热道之中，最让李文知名，引起更多人关注的是那一年他发在省农民报上及市日报上的一篇报道。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正值学生放暑假，农民成群结队去镇粮站交公粮。当时那个年代商品粮正吃香，国家公职人员，粮站职工正红火着。由于交粮农民太多，太拥挤，都想先交了完事，便秩序混乱。粮站职工态度便变得蛮横、粗劣，不这样也镇不住。于是，一个粮站职工在蛮横地把不听话的农民往后掀，由于用力过大，把前面一个椤头青掀翻在地。这个椤头燥了，骂了一句，于是一场工农冲突，便发生了。人民群众心连心，交粮群众向的是交粮群众。交粮群众早就对粮站职工粗劣的工作态度狠得牙氧氧了，看不惯了，牢骚满腹了，只是敢怒而不敢发。这一下子，导火索点燃了，便在二人冲突时，交粮群众帮护那个楞头。而粮站其他职工看到本站职工吃亏，岂能坐视不管，也一伙子拥了上来。周围群众则也挥拳相向。双方混战一团。所幸，镇政府及派出所和粮站都在一块儿连着，相隔不远。有人给报了信，混战双方听得镇上及派出所来人了，都作鸟兽散，此事不了了之。

没过几天，省上的农民报及市上的日报都由一个署名李文的人报道了此事。这篇通讯报道，旗帜鲜明地批评了粮站职工态度恶劣，并叙写了交粮群众的不满。由于此事知道得人多，因而这篇通讯也受人关注。更多的人通过看报知道了李文，小伙子肚子里有点墨水，叙事流畅通顺，条理清楚，观点鲜明，能写。对他的写作，也有人不以为然，觉得是小打小闹，没意思，是小儿科水平，没出息。

一晃到了八十年代末，镇上建了不少新房，也就是门面房出售。李文给他买了一间门面房，不大，不到二十个平方。这下，他有了窝了，可得意了。不象过去，在镇上的街上支个白布帐逢，是个摆地摊的，每天还要从家里带来，再支起收回，挺麻烦的。如今，他可是个体面的生意人了，光荣的个体户了，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镇上十字街头的四围八下，如今还有许多摆地摊的，支个帐篷，或就在大树的浓荫下，露天招揽顾客，多不文雅呀！

李文把自己的照相馆取名为文华照相馆，版匾书写工工整整，又带点龙飞凤舞。在照相馆外面，用一张大相框，夹了许多张花花绿绿形形色色姿态各异的相片，都清晰鲜明。

他在照相馆门上还贴了一张告示，是他的业务范围，还真是五花八门，平时照相、黑白照、彩照，身份证像、生日照像、寿像、全家合影、代写诉讼词、状子、新闻报道、通讯、拍纪录片、婚庆录相等等。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再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多年间，他也先后置买上了黑白电视、电话、传真、钢丝床，镁光灯、相机、胶卷也在更新。尤其他的传真要一万多元，他非常爱惜，主要用来发稿子。他也买了摩托，外出照相、录相、采访时，摩托一发，头盔一戴，呜一下跑出老远，好不潇洒。他每每看着自己的一系列家当，每置买起一件新家当，他都是很兴奋、自豪，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个不够，又摸来摸去，激动得爱在他的门面房前走来走去，到邻近的相熟的几家摊点去坐下，兴奋地有一点点结巴地闲聊，满面红光，滔滔不绝，翻来覆去聊他的新买的东西，聊他的最新见闻，抒发他的郁闷和感既，痛斥社会不平现实。

李文当时也是三十左右，他觉得地离家远，架子车人力拉上走起来又慢又沉又累。他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想，用自行车拉麦捆，路又光又平，骑上踏快点，岂不轻快？这么一想，他便洋洋自得起来，自豪起来。别人都想不到这一点，惟我脑瓜灵，反应快，点子多，有创意。于是，他骑上自行车，带上绳去地里拉麦捆。自行车人人都见过，就那么轻巧便利。一杆横梁，前后两个轮子，后面一个座位，尺把来长，刚好坐一个人。自行车后座驮一袋大米，一袋面什么的还行。可用自行车拉麦捆，似乎就成了天下奇闻了。自行车不是劳动工具啊，架子车是人们专门发明创造的劳动工具，装拉东西又多又方便。可李文偏要创新，开创历史新记录，用自行车拉麦捆。其实，自行车也确实装不了几捆麦，麦捆横放在车座上，几个麦捆就占满了车座，硬要挤压，勉强能平放两捆麦。可把一捆麦看作一个立方体，平放下，它的高度一尺来高，比人的座位还高。如果再在上面平放一层麦捆，由于自行车后座前后没有阻挡，后座又狭窄又短，麦捆很容易倾斜摔下，不稳定，所以也就装不下了几捆麦。每次，李文就只能装四五捆麦。大路上，架子车一辆跟着一辆，排成了长龙，麦捆都堆得象山一样。人们都低着头，吭哧吭哧，用力地拉车。只听得后面一阵清脆的铃声，叮呤呤，叮呤呤，人们赶忙把路让开，躲到一边去。却见李文骑着自行车，驮着四五捆麦，正从大路上飞驰而过，刚见到人无不大开眼界，眼前一亮，惊得目瞪口呆，呀然失语，继而哧哧地哈哈地嘿嘿地笑起来。有人笑得直不起腰了，有人笑得坐在地上了。俗话说，好话不出门，坏话一阵风。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男女老少一下子便全知道了。地里干活的，没看到的，听得此话，便不时抬头往大路上望。在家里做饭的老人、主妇，也从家里出来看稀奇，不在一块儿住的，离得远的，听得此话，也跑来专门瞧新鲜。大家象看一头怪物一样看稀奇。有人不信，待到亲自目睹，便把眼睛睁得跟铜铃一样大，跟牛眼一样大。其后，也感叹不已。李文却不管不顾，不以为然，还为自己成了全村关注的中心而暗暗得意呢。其实，李文处事为人也有自己的风格，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又不犯国家的法律，也不招惹别人，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我行我素，独立卓行，就是要与众不同，看你们能怎么。

这件用自行车拉麦捆的事件使李文声名大振，一下子成了舆论关注的中心，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和目光。原先不太注意他的人也开始经常用关注、好奇的目光打量他，更多的人则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原本就鄙薄他的人对他更加不屑一顾，认为他是个二逑货，差一项电，麦叉翻场错齿齿。更有人认为他不是正常人，不同寻常，与众不同，脑子易发热，考虑问题标新立异，爱出轨，爱出洋相，丢人现眼。

这件事很快在方圆几十个村子传开。李文的名声倒了，一般人认为他不是个诚实的正儿八经的庄稼人，不是过光景、过日子的人，是个二流子，懒汉，谁家的麦用自行车拉？谁家女子跟李文去，还能有好日子过？其实，这里面还有另一层原因。你想，用自行车拉麦，可见麦稀，麦少，没打下庄稼，也说明平时不好好作务庄稼。的确是这样，李文除过播种、浇地、收获、上肥去地里应付一下外，平时懒得下地。他地里的草长得很凶，比麦还旺，还多，麦、草混杂在一起，只见草淹没了麦，草中寻麦，而不是麦中寻草。跟李文两邻家地的主人在拔草时，都骂骂呱呱，李文这个二球货，洋货，把庄稼务得成这个样子了，我们邻家都跟着倒毒。老一辈的庄稼人骂李文丧他先人的德，他先人怎么要下这么个货。李文地里的草太旺了，便伸到两邻家地中去了，加上草生命力旺盛，风吹草籽，落地便生，两邻家地中草也多。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李文名出去了，这下找对象更难了。先不说他那老院老房，（一间大房，两间偏厦），人家光一打听，便直摇头或转身就走了，有厉害的还会骂媒人两句，或给媒人脸色看。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文华平时待人也很诚实和气，人缘还不错。碰巧，外地或远村子人来打听，恰逢上好心的热心的和文华要好的村人，便尽说好话，可人家一看他那穷光景，再一接触人，事便不成了。有时是一方愿意一方不愿意，有时是两方互相挑剔，只好拜拜。李文还看上邻村一个女孩，可人家大人就对他不屑一顾，哧之以鼻，他的名声在邻近村子里中很不好。

这样晃来晃去，便到了三十五六了。李文就成天打听、搜集各类新闻线索，然后写稿投搞。只要这事有新闻价值，他保管写出来，能发就高兴。这自然也免不了报道一些于当事人来说不太光彩的事件。一次，他报道了不知什么事，一个农村媳妇撵上门来和他吵架，骂他。文华还义正严辞解释，讲大道理，看来没用，便只好关门要走，说自己今天答应人家照相。相机还没背上，被那泼妇一把夺过来，摔在地上，扬长而去，气得李文望着背影，大骂不已。

李文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岁的年龄时，找对象还是能找下。当时毕竟年龄不大。一些人还看好他，或者心存幻想，觉得他前途难说，保不准他以后发展到什么程度。他爱写能写稿子，自称记者，一些农村人，农村的大姑娘、小媳妇还有点敬他的那点文才，觉得他多少有点能耐，有一技之长，是个文化人。一些人给他提亲，他也见过不少，不知是他眼睛高，还是对方嫌弃他，反正没成。

在三十多岁时，不少人对他有看法，瞧不起他，可还是有不少人捧他，觉得他有文才。一时间又有人给他说媒，也有慕他文名的几个姑娘，在世俗地看来，名方面都勉强还过得去的，可他却五心不定，不大满意，便不了了之。

一些人对他有点敬意，更多的农村人很务实，根本看不上他。说他是记者吧，明明户口在农村，村里还有他的地，成天在村上，镇上他那间小平房中呆着，给人照个相。哪儿有事了，踏自行车（那时他还没买摩托）跑去采访。在报纸上，电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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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电台上发一些豆腐块文章，都是些通讯报道，很简单的，不过把事情交待清清楚而已，也没什么高深内容，有啥了不起。说他是记者，是哪家报社、哪家电台的记者，发不发工资，是记者还会成天呆在他那间小平房中。看人家电视上的记者，多有气派、有风度，文质彬彬，言行举止多得体，采访时把记者证一亮，多体面呀！这才是真正的记者。你李文算狗屁，什么记者，冒充，不过是给人家临时提供点新闻报道罢了。你在下面，消息有时灵通而已，你不过是人家新闻媒体的通讯员而已。特约记者名好听，有名无实，你是土记者，顶个屁。你还要种你的二亩地，夏天晒毒日头收麦，还要浇地，锄草，点种子，挖玉米杆、掰棒、拉粪，一身土，两手泥，跟农民没区别，有这样的记者嘛！谁见过人家正式记者下地种田，人家是商品粮，国家正式干部，每月领工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鬼迷心窍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货色，先人坟看有那个脉气没有。你写那个狗屁文章，能挣几个钱，谁看呢？更多的农村人这样认识李文，从心底还是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