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永恒
，他对他们渐渐地失望起来，甚至厌恶起来，疏远起来，当然他也一次次地碰壁，一次次地失败。只是孔子特别有韧性，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好的，他只是为了社会稳定、为了百姓安宁去推行他的主张，他不需要去巴结他们，讨好他们，他一再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成为老百姓德行方面的表率，以德服人，使人民能奉行统治者规定的法令。那些德行不好的君主和大臣，当然是不足与之相谋的。
孔子的弟子冉有曾对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康子说：“先生（孔子）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任用他，一定会有成效，对老百姓有好处，连鬼神也找不出毛病；但如果不合他的心意，即使两万五千户封地这样厚的爵赏，他也不会动心。”确如弟子所言，孔子既没有讨好统治者的逢迎阿谀之词，也没有投靠统治者的低三下四之行。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为社稷苍生服务的责任，为着这份责任，他希望统治者能采纳他的主张，或任用他。所以，当统治者无意任用他的时候，他便毅然离去，正如他自己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主张不同，就不能谋划商量）“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我，我就去干；不用我，就隐藏起来）。直到晚年把几乎全部的精力用在了文化教育事业上，孔子的思想和人格始终是独立的、自由的，他没有依附于谁，没有屈从于谁，而且，他还培养了一批特行独立的知识分子。
春秋时期兴起了“私学”而集“私学”大成的则是孔子。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我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因为它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局面，打破了教育对人的地位贵贱高低、天资优劣智愚、地域远近、善恶不同等等条件的限制，使得老百姓都有可能受到教育，颇有一些普及教育的味道，在客观上适应了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需要，这也是孔子在教育上一个突出的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他曾经表示：谁只要主动向他行一定的拜师礼，就可以做他的学生。孔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弟子中有鲁国的贵族孟懿子，鲁国的平民颜回，卫国富商子贡，鲁国的穷汉子原宪，宋国人司马耕，陈国人子张，还有鲁钝一点的曾参，愚笨一点的高柴
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鲁哀公写了诔词表示哀悼：“上天不善啊！不留下一个老人，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位，我孤零零地感到内疚。啊！多么悲痛！尼父（对孔子的尊称）啊！”对此，子贡批评说：“你们在我老师活着的时候不重用他，却在死后送来了陈述他德行的诔词，这是非礼的！”
可是在当时，除了孔子及其弟子之外，又有谁能真正懂得孔子的价值呢？鲁哀公的诔词，究竟是出于真诚的悔意，还是例行公事的手续？我们都无从了解。
可是，身后的孔子却享受了无比的尊荣与富贵，这和他生前所受的冷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住宅，在他身后一年便被改建成了祭祀他的庙宇，并经历朝历代扩建，变成了如今这样一个体制完备、气势煊赫的庙宇殿堂；他的学术思想，也成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法宝，被不断地引申和注释，形成了一门门砖头厚的学问，他被皇帝们一个个地朝拜，享受至高无上的荣耀。
我认为，当统治者把这个院落作为儒家文化的一种象征保存下来，当他们依照皇宫的样子把它不断扩建的时候，孔子和他所代表的的儒家文化便失去了和蔼可亲的面目，失去了血肉丰满的本色。统治者还将他们不断修正、不断异化，使其像宫廷一样严整刻板，充满了官僚习气，充满了强权个性。这个修建得密不透风的高墙大院，一进庭院套着一进庭院，不论是形制还是牌匾器物，都被封建统治者的思维和思想彻头彻尾格式化。他们从孔子的言论中抽取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几个他们喜欢的词语，剔除了他们不需要的其他内容，然后将这几个词语加以引申、阐发，并通过一整套的礼仪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庙宇殿堂，使其显得威严、超凡、神圣不可侵犯。事实上，孔子崇尚礼治，并不是要求人们墨守周代的礼法，也不是要求臣子对君主无条件服从；他认为遵循周礼要有所“损益”即顺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潮流进行合理的增减。他强调大臣要“事君以忠”同时还提出将“以道事君”作为更高的要求，就是依据道德、是非标准来辅佐君主，而不是惟君命是从，阿谀逢迎。子路问孔子如何事君，他说：“勿欺也，而犯之。”意思是对君主不可阳奉阴违，迎合欺瞒；如果君主有过错，大臣应该犯颜直谏，加以规劝。可是经过统治者的修正之后，变了质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霉味便像空气一样弥漫于整个孔庙，然后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向四处扩散，扩散到疆土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人民的每一滴血液，外化于人民的每一个动作，不断地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而这，肯定不是孔子的本意，孔子也不会想到后代帝王们会如此抬举他、折腾他。否则，他也就不会一再对着子贡叹息：“泰山要倒了，栋梁要坏了，哲人要像草木一样枯萎了”“天下无道已经很长时间了，没有谁能崇信我”
孔子生前的不幸，是中国文化的不幸，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孔子身后的辉煌，是学术思想逐渐丧失独立的个性，丧失自由的精神，丧失批判的使命，沦为专制统治工具的过程。而记录孔子言行的著作被秦始皇当作异端残暴地焚烧，孔子的学术思想被学者们误解而当作封建体制的化身粗暴地批判，被全国人民当作反动思想的根源而疯狂地颠覆，这些不幸，是传统文化被强权蹂躏的缩影，是中华民族不幸身世不幸命运的缩影。
“褒成宣尼公”、“文圣尼公”、“邹国公”、“隆道公”、“文宣王”、“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这一个个封号——由后世帝王不断追加的封号，更是给予了孔子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他树立为思想和文化的圣人、精神的偶像。
孔庙的每一块砖头，每一根木头，以及那些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数也数不清楚、上面码满了斑斑驳驳模糊难辨的各种书体的碑碣，都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它们也都收藏了孔庙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人流，抚摩着它们，注视着它们，试图有所探索，有所发现，可它们把孔庙千百年来的兴衰与荣辱只是刻在脸上，藏在心里，任由后人去想象和猜测。
所有孔庙历史的阴晴雨雪风霜雷电，我们都可以通过考古和研究去发现，而孔子却不知道——连一点知道的可能性都没有。
孔子好学，并且热切地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实现自己管理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理想。但孔子在五十一岁的时候，才做了鲁国的中都县令，虽然政绩突出，后来也曾做到鲁摄相事，然而时间不长，他就看到了在鲁国并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的现实，便辞了官职，怀着沉痛的心情，带着一批弟子，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之行。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四年，是漂泊不定、颠沛流离的十四年，也是不断进取、激励奋发的十四年，但他最终还是未能找到实现自己济时救世理想的道路。孔子非常苦闷，在六十八岁时回到鲁国，由于在政治上又受到鲁国的冷遇，便把几乎全部精力放在了文化教育事业上面，直到七十三岁逝世。
孔子的一生饱经忧患，壮志不得酬，尤其到晚年的时候，生活充满了凄凉，他一再对弟子子贡叹息：“泰山要倒了，栋梁要坏了，哲人要像草木一样枯萎了”“天下无道已经很长时间了，没有谁能崇信我”
四
孔子在鲁国从政期间，在外交上对齐国取得了“夹谷之会”的胜利，在内政方面通过“堕三都”、诛杀大夫少正卯等措施打击了割据势力，使鲁国的政事大有起色。齐国担心鲁国强大起来对自己不利，就对鲁国设法从内部进行破坏。鲁定公和执政的季桓子都是喜好声色犬马之辈，齐国便投其所好，给鲁国送来了八十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三十辆华丽的马车。季桓子果然被齐国的糖衣炮弹击倒，不理朝政，不找孔子商议政事了。
孔子的弟子们见此情景，便劝他离开鲁国。孔子认为还应该等一等，因为不久就要举行郊礼，如果执政者在祭天后把祭肉分给大夫（孔子这时的身份已为大夫），可见还尊敬从政的大夫，这样他可以留下来。不久举行郊礼，祭祀用的肉没有分给孔子，这时孔子便感到自己在鲁国已经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就毅然辞去职务，带着弟子开始了周游列国的生活。
君主们应该如何去管理国家，这是孔子终身研究的课题，他崇尚礼治，反对苛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待民。他恳切地希望能为统治者服务，能通过他们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当他接触了一个又一个的君主后，他发现这些家伙一个个庸俗虚伪，不可理喻，他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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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精神的圣者和思想的巨人，由于思想过分超前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往往是孤独的、寂寞的，往往不能被人们理解，甚至不能被人们容纳。他们的孤独和寂寞，具有超时空的力量，即使是现在，我也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
这座挤满了游人的庙宇，依靠着皇帝一级的规格，接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而孔子生前却是那么地凄凄惨惨戚戚，郁郁不得志。值得庆幸的是，他还有一些知心的弟子陪伴在身边，使他多少能够感受到人情的温暖，还有心爱的文化教育事业，使他的精神脊梁能够坚强地挺立起来。只是这一切，好像都掩盖在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后，迷失在了历史的尘雾之中，遗忘在了人们的记忆之外。
三
我们不能够忘记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一个曾经为理想上下求索却又颠沛流离甚至狼狈不堪的孔子，一个曾经为社稷苍生东西奔波而痴心不改甚至充满侠义气概的孔子。孔子和弟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曾经被国君和大臣猜忌，被乱兵围困，被百姓嘲笑为“累累若丧家之犬”被楚国的隐士接舆大泼凉水：“你过去糊里糊涂就算了吧，以后你可改了啊！算了吧算了吧，现在追随政治可是非常地危险啊！”但他依然带着弟子们不停地向前奔波，他要找到明君，他要救世，他放不下的就是对社会的责任。“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永远像一支离开弓弦的利箭，永不回头地向前赶。
我不由想起子贡对鲁哀公温和而又十分深刻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