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大人
闻名遐迩的赌棍，他之所以那么积极地去“制止”赌博并非出于保护春耕的目的，而是同我父亲一样想把在我家打麻将的人叫到他家去赌！那个时候，谁家比谁家也强不了多少，而且他们家的人更多，负担更重。�
据目击者和当时在桌子上打麻将的人讲，那个生产队长当天喝过酒，也就是说，当时他已经失去理智。当他第一次闯进家中把麻将扬在院里之后，父亲和玩麻将的人们谁也没有吭气，但也没有离去，等生产队长走了之后，几个人耐心地把撒在院里的麻将一块一块拣了回来，重新投入了战斗。如果生产队长不再卷土重来或者父亲他们就此收摊也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情。问题是双方都没有这样做。生产队长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次闯了进来，手里扬麻将，嘴里还骂骂咧咧，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没处发的父亲，终于果断地从风匣板下面抽出了菜刀，毫不犹豫地向生产队长的头颅砍了过去，一连砍了十几刀。我想生产队长之所以没有丧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那口菜刀太钝且上面有好几个豁口；二是父亲年纪大了，毕竟是年岁不饶人啊。也有人把生产队长能活下来的原因归功于抢救得及时和大夫的技术高明，不管是哪种原因起了作用，反正没有多久，生产队长便频频出现在村里的大街上。凑巧的是，生产队长的儿子以及那个大夫的儿子都曾经是我的同班同桌的同学。�
父亲穿着那身铁灰色的洋布衣服在一九六九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回到了村里。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嘴里的新名词多了，跟人说话也和气多了，这功劳完全归功于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成功的改造政策和农场领导谆谆的教导。�
父亲的身体很好，回来之后几乎天天上地参加劳动，如果有事总要向生产队的领导请假。父亲在地里常常跟人们谈起监狱里的事，当然，绝对是正面宣传，里面的生活如何如何好，纪律怎么怎么严，等等。六十三岁的父亲在进人花甲之年后竟然学会了做鞋。父亲纳的鞋底那才叫绝，那鞋底简直成了工艺品，针脚十分均匀，真是横看是行，竖看也是行，用两只手握住鞋底的两头费好大劲才能把它扳成弓形。父亲纳鞋底跟村里的女人们不一样，不是单纯地用手，而是借助于木头夹板，父亲把鞋底夹在两块板子中间，用锥子扎一下，拿针穿一下，既省力气又节约时间，在人们的一片赞扬声中，飞针引线，颇为得意。每当有人夸他的手时，接近古稀之年仍然耳不聋眼不花纳鞋底不用戴眼镜的父亲的面部生动得很，上上下下写满了得意，那样子同一个孩子没有多大区别。父亲给集体干活时很卖力气，有时竟同年轻人们比试。在我们老家，撒羊粪是最苦重的活儿，可父亲跟年轻人一样挑起了箩头，一担就是一天。那天晚上回到家，父亲连饭也没吃水也没喝，躺在炕上哼哼呀呀叫个不停，我劝他以后再别逞这个能，谁知父亲霍地坐起来，用手指着我的鼻尖好一顿训斥：年年轻轻就是这种思想，以后可得好好学习老三篇，认真改造世界观，像林副统帅一样，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当真正的革命派。说完又躺在炕上哼唧起来，一直哼到半夜我睡着以后。第二天，我说给他请个假，没想到他不领这个情，反而瞪了我一眼：革命战士轻伤不下火线，我既没病又没伤为什么要请假？说着担起了箩头一拐一拐走了。���
这篇小说开始写得很顺利，前边的七千多字只用了三个小时。没想写到这里给卡了壳。原因是我记不起父亲和村里当时的支部书记发生争执时说了一句什么话，而这句话至关重要，可我想了一个下午又半个晚上还是没想起来，无奈，只好求助于父亲。临睡前，我默默地向父亲祈祷，希望父亲帮助我，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第二天醒来，我的脑子里依然是一片空白。穿衣服中间，妻醒了，妻睁开朦胧的双眼，跟我说，你猜我梦见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妻说我梦见了你的父亲。我以为她开玩笑，便说，你知道我父亲长得什么样子？妻说，你父亲中等个子，胖乎乎的，白胡白鬓白头发，长的络腮胡，走起路来有点像企鹅。妻子说得很像。父亲的腿有点罗圈，走起路来左右摇摆，确实跟企鹅有点相似。妻子还告诉我，好像父亲还特意叮咛他跟刘什么争执是因为一句没有共产党就妻子的话唤醒了我的记忆，没等妻子说完，我飞快地穿好了衣服，把自己关进了书房，写出了以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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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连饭也没顾上吃，慌慌张张从朋友家中跑出来，远远就看见了我家的街门口堆满了人。见我回来了，人们停止了交谈，并且主动地给我让出了一条路，许许多多的人的目光刷地都集中在我的身上，那年我刚刚十二岁。十二岁的我傻乎乎地不懂得害怕不明白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但从人们惊恐的目光和鲜红的血迹中，我意识到家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父亲用菜刀砍伤了人。�
六十三岁的父亲用菜刀砍伤了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生产队长。�
父亲用菜刀砍伤那人后跑了。�
父亲从劳改农场回来之后，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要到大队去看全村仅有的三份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山西日报。邮递员图省事，常常把报纸搁在大队门口的代销店里。代销店的代销员姓刘，叫刘大头，还是个党员，年纪有四十来岁。那天，父亲照例又去了代销店，父亲拿着一张报纸，在那个冬天的早晨里倚在代销店外边的柜台上，一边看一边念叨：没有共产党就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一股风不偏不倚窜进了父亲正张开的口中，噎得父亲打了个喷嚏，念拉了后半句那一个平时无关紧要现在无比重要的“没”字。那会儿，眼前再没有别人，父亲当时也没在意，看了一会儿就回了家。�
晚上刚吃过饭，大队的高音喇叭就叫了起来，通信员在喇叭里喊：全体党员团员基干民兵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大队开会。前边说过，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我未能成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但因为我学毛选学得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出席过公社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且参加过县里的讲用会，大队破例吸收我为基干民兵，允许我参加每天早上的民兵训练和青年突击队。听到喇叭里的通知，我正要出门，大队的通信员来了，通信员跟父亲说，司马大哥，大队让你马上去学校开会。我父亲一听让他去开会。简直有点受宠若惊，边穿鞋边用袖子擦汗，嘴里忙不迭地说好好好，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我和父亲其实都很傻很笨，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大队要开什么会，为什么还要让父亲这样的人去参加，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什么积极分子，而是刚刚才释放了二年的劳改员。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和父亲一前一后在小刀般割得人生痛的朔风中疾步来到学校的教室里。父亲还没进门就让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一边一个给扭了进去，这时我才注意到教室的正面贴着一块块白纸，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分子司马谨批判大会。从那天起，父亲成了“双料”的反革命，成了村里批判的重点对象，成了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教育的反面教材.成了革命大批判的“活靶子”从那天开始，我也被清理出基干民兵的队伍。�
六年之后的一个中午，已经六十九岁的父亲背负行囊步履蹒跚独自行走在白雪皑皑的旷野上，我们并不知道那天是释放父亲的日子。父亲说他给家里写过信，但我们没有收到，可我还是在那个中午从家中出来跨过那条冻得铁板似的阳武河，朝火车站走去，在施家野庄同火车站的交界处，我看到一个缓缓滚动的灰色的球。凭直觉我便断定那是父亲，我飞快地向那个灰色的球跑去。果然，是穿一身灰衣的父亲背着一块灰色的被子。我从父亲的背上接过那床铺盖搁在自己的身上，看着父亲那张衰老了许多的面孔，我哭了。然而父亲却没有哭，甚至是笑呵呵地说，哭什么，这不好好的，记住，男人的眼里应该冒火，只有女人的眼里才会流水。�
父亲砍伤人的当天先跑到离我们村几里的一个亲戚家借了几块钱便乘火车到了在太原工作的叔叔家。公安局的人也不是白吃干饭的，没几天便把畏罪潜逃的父亲追捕归案。父亲被判了六年徒刑，我至今还记得那张判决书是一张劣质的十六开的用蓝色油墨印的，大意是：司马谨不务正业，在家聚众赌博，故意破坏春耕生产，更为严重的是用菜刀砍伤制止赌博的生产队长xx�
父亲聚众赌博不假。其实，那时候聚众赌博的人远远不止父亲一人，而且，这种聚众赌博往往出于一种无奈，可不像现时已成为一种消遣，成为一种时髦。六三年，人们的生活稍有好转，但饥饿仍然像魔鬼一样威胁着许许多多的人。父亲所以聚众赌博是因为家中没有其他办法，父亲想通过这种手段来赚几个钱买点粮食，好让全家人平平安安度过春荒。我这么说绝没有为父亲开脱罪责的意思，不管有千条理由万种借口，聚众赌博是错误的，拿菜刀砍人更是错上加错，尽管主观上没有那种愿望，但客观上影响了春耕，事实上形成了“破坏生产”�
对判决有争议的是“制止赌博的生产队长”这九个字，村里的人都明白，那个生产队长是附近闻名遐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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