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大人

父亲走了，走得心平气和，走得无牵无挂，走得匆匆忙忙，什么也没有留下，包括一个字，一句话。�

父亲去世大约四个多月，靠在煤矿当工人的哥哥的拉引和在公社担任副书记的表姐夫的帮助.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早晨，一辆带篷布的大卡车把我从原平拉到了太原的西山，从那天起，我由一个农民变成了工人。�

父亲去世之后，一直伴随他经过了八个春秋的反革命帽子也埋进了黄土之中，每当我填写履历表出身那一栏时，我由衷地感谢我的父亲。要不是父亲把他的父亲留下的那二十多间房子和成百亩土地卖得干干净净，家庭成分这栏里决不是现在的“贫农”而是多少人要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地主”仅此一点，我不光感激父亲，并且打心眼里佩服父亲。从这一点上讲，父亲可谓高瞻远瞩，不同凡响，有一双能看到未来的慧眼！父亲是“小事糊涂大事清楚”是个极明白的人。对于父亲同我说的那三件事，前两件我深信不疑，对第三件是半信半疑，父亲并非地下党员，哪会有那么高的觉悟？父亲走了。父亲走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费解的谜。�

二十三年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一位文友从南方寄来一本书，那是一本回忆录，装帧得很精致，是台湾一个出版社出版的。文友在书中附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本书的作者同你一样也是个原平人，一九四九年从大陆去了台湾。因为是老乡写的，我便看得更加仔细一点。在书的前言里，我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大约是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当时在国民党的二战区当兵，那天我们路过原平的一个村庄，因为时间太久，我记不清那个村子的名字，只记得村前有一条小河。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在那里我意外地认识了一个人。闲谈之中，他得知我和他沾点亲，对我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在交谈中，他流露出对日本人强烈的不满。我顺口编了一个故事，我说我是个地下党员，所以打入国民党的队伍就是要争取爱国士兵起义，建立一支自己的抗日队伍，如果能筹集到钱的话，就购置一批军火。想不到他竟相信了我话，把五百块现大洋给了我。当我正准备带上钱要溜的时候，被我们连长发现了，当然那钱归了连长，连长便放了我一条生路。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的良心常常受到谴责，我欺骗了一个善良正直的人。现在，我多么想加倍还这笔良心账，在有生之年了结这日夜困扰着我的心愿，可我又忘了那个村子的名字，忘了给我钱的那个人的名字，五十多年过去了，也不知他还在不在人间�

我想起了父亲曾经说过的那件事。�

那天的批判会开得很严肃。批判会由在我们村蹲点的工作组的老程主持，主要发言人是代销店的刘大头。刘大头义愤填膺毫不留情地上台揭发了我父亲当伪村长时用村里人的钱去孝敬日本人和勾子军，给他们吃肉给他们喝酒，解放后也不向政府坦白交待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从劳改队出来后，假装积极，蒙蔽和欺骗广大革命群众，但是，纸里是包不住火的，狐狸的尾巴终于又露了出来：司马谨今天竟公开叫嚣“没有共产党就有新中国”其反革命气焰是何等嚣张！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要把反革命分子司马谨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说完之后，就带头呼起了口号，那响亮的口号声震得教室嗡嗡响，震得人的耳膜隐约作痛，那口号声穿过门窗穿透墙壁，在寒夜里经久不息地飘荡�

批判会结束后，我搀着父亲慢慢地向家中走去。几年来，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同情过父亲。对于父亲，我原来的怨气让强烈的同情心给融化了。在凛冽的寒风中，与其说是搀扶，倒不如说是背着更确切些。在近四个小时的批判会上，父亲一言不发，既没有解释也未做分辩，他昂头挺胸，很平静很认真很仔细很坦然地听着刘大头的批判发言，那一双大眼睛透出两束灼人的光，那目光穿透刘大头的身躯，射向他的心脏，让前年患肺癌死去的刘大头不寒而栗。去年我回老家后听说他身患绝症就去家里看他，躺在炕上不能起坐的刘大头没想到我会去看他，混浊的老泪在刀条般的老脸上乱窜，讪讪地跟我解释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批判会。我劝他好好养病，别把这些事放在心上，那是时代的产物，那个时候人都患了病，都变成了非人，不能全怪你。�

父亲回到家中之后，让我睡在他身边，用从来也没有过的非常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三件事：第一件是刘大头的父亲就是我父亲的前任村长，这家伙是个心狠手毒奸诈贪婪的人，他从老百姓口袋里搜刮上钱财，一部分应付了日本人和勾子军，另一部分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里，父亲一气之下当了村长就等于断了他的财路，他能甘心吗？他怀疑日本人用刺刀捅他就是这家伙捣的鬼。第二件是那天念报纸时让风给呛了一口，他也记不清念没念那个“没”字，即使没念也不是有意的，更不是要反对共产党。刘大头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目的，一方面向工作组显示自己的积极，另一方面是为了报复，这就叫一箭双雕。事实上刘大头的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他没几天就当上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爹那几年把你爷爷留下的家产都踢腾完了，也没给你们留下一点，爹对不住你。不过，请你相信，爹没有胡花过一分，这些钱打发你奶奶用去一部分，你姑姑出嫁花了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爹给了一个当兵的，他跟咱们家还沾点亲，听说去了台湾，也不知到现在还在不在人世。那时候他说他是筹集资金购买军火，准备成立抗日游击队，爹给他说得动了心，就糊里糊涂把几百块大洋给了人家。父亲说到这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爹对不住你们，让你们跟上爹少吃没穿不说，还得没完没了“窜房檐”爹唉了一声，眼泪如同溪水淌进了布满白色胡须的脸庞。�

父亲在二十多年前说过的话，我至今铭记在心，这些话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包括我的妻子和儿女。我相信父亲的话，作为父亲惟一的儿子，我不应该也没有权利去对他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评头论足，更何况他早已作古。�

父亲是个乐观的人，极少能见到他愁眉不展的样子，有时候母亲为无粮或者无钱而叨叨时，父亲总是打趣地说，你就会说没有，你就不会说个有字？亲眼目睹父亲发愁或者气愤的样子，在与父亲相处的二十二年中（其中有六年父亲是在劳改农场度过的）仅有过三次，一次是父亲得知我考上中学而被别人顶了，另一次是父亲因为念报纸被批判时，最后一次是母亲生我妹妹时生了一天一夜还没生下来。�我们村依山傍水，村后是黄土丘陵，村前有一条长流不息的小河，全村不到七百人，人均四亩水地五亩坡地，是远近闻名的“十八村水地”之一。按说，天旱有水地，雨涝有坡地，村里的农民应该是不愁吃不愁穿，可从我记事起到七二年参加工作离开那里，村子里的人们没过过几天好光景。到春天，村里有一多半人圪夹着口袋到外村投亲戚找朋友借粮食度日月。春天借粗粮，夏天还细粮，或者春天借一斗，秋天还一斗五升，就这还得跟人家说好话，还得领人家的情。到了冬天，因为买不起煤，许多人便成群结队口袋里揣几个窝头在鸡叫了头遍后就陆陆续续朝三十多里的马投崖走去。�

我相信作者说的是真话，我没有理由去怀疑一个八旬老人的忏悔，不过我也无法断定他在书中所说的那个善良正直的人就是我父亲。父亲已经去了，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证实这件事的真实与否无论是对于死去的父亲还是对于我们都没有多少意义，多少价值。我相信父亲不会为此而责备我。即使这件事真是他干的，他也不会去宣传和张扬，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

有一次，父亲背着山柴在过“十八盘”的时候让风给刮下十几丈深的悬崖，也是命不该绝，正好落在了半山中间的树丛中，只是脸上和腿上擦破点皮。谈起这件事。父亲好像在讲一个与己无关的幽默故事，父亲说，他正走得有点累了，一股大风吹来，他感到忽忽悠悠飞向天空，刚飞了没多大功夫，忽然又觉得身子往下坠，睁眼一看，下面是十几丈深的沟，当时确实有点怕，就在这时，如来佛伸出了一只大手把他救了下来，要不是福大命大造化大，那天阎王爷就给咱结算了伙食了。

父亲有一张很富态的脸，已进入古稀之年，脸上仍然有红似白，说话干脆响亮，遇事反应敏捷。一九七二年农历三月初三晨，七十二岁的父亲穿得整整齐齐，高高兴兴离开了家，父亲是坐一辆毛驴拉的平车去崞阳镇的，那辆车是给队里去拉化肥的。中午父亲没有回来，我们也没往其他地方想，父亲走时坐拉化肥的车，回米时也应该坐拉化肥的车，既然拉化肥的车没有回来，父亲没有回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下午，我正在官道上刨粪，那个用来沤粪的坑很大，里面放着切碎的玉米秆和高粱秆再加上发酵用的生骡马粪以及一层一层黄土，我们十几个人正在干活，听到大队的高音喇叭里喊我的名字。我放下手中的铁叉子去了大队，通信员对我说，从原平来了电话，你爹病死在医院里，让你们用平车去拉。�

父亲是从崞阳镇去的原平，父亲去原平的目的是去找我的姑表兄。那时候，姑表兄在县里一个局当着干部，听说父亲刚到县革委的门口还没找到我的姑表兄就感到心口疼得很厉害。一个认识姑表兄的人用自行车把他推到医院，那个小护士得知是姑表兄的舅父后很痛快地给父亲打了一针。这一针打过之后，父亲便从地狱走进了天堂，了却了自己平凡而充满艰辛的一生，得到了彻底的解脱。当我们赶着平车到了医院，奔波劳累了一生的父亲已经在那间充满温馨的白色的房子里静静地躺了五六个小时，父亲太累了，因此睡得挺死，任我们怎么哭喊他都不答应。�

父亲是个农民，但他却不同于一般的农民，他把自己的归宿选择在离家四十多里的县城最好的医院里。或许父亲那天就有预感，否则他为什么刻意打扮一番穿上了惟一的一身新衣服，临走时照着镜子把满脸的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

父亲走了，走得不明不白，走得无声无息，走得干干净净，父亲选择这种方式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他痛苦的样子。�